陈中华：加强党的领导，做强国有企业

陈中华：加强党的领导，做强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然而，近年来社会各界一直流行着严重的错误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没有关系”，认为私营经济搞好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巩固了。在《财经》杂志“预测与战略——后危机时代的变局”2010年会上，有学者提出了这个观点。2011年4月，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还有人则进一步认为，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资本主义股份化改造。这种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相分割并歪曲党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宗旨的言行，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思想混乱。

目前，对共产党执政能力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私有化。根据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需要共产党掌权，也不可能允许共产党长期执政。正像资产阶级掌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以公有制为基础一样，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也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从长远来看，由于私有化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生产关系，推进私有化对共产党执政地位产生最致命的威胁。

私有制体制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以逐利为价值取向，为了利，什么社会责任都可以抛弃：工厂可以不顾工人死活，可以恶意克扣工资，可以粗暴砸人饭碗；医院可以拿治病当生意，可以假治疗乱开药，可以只认钱不救命；学校可以趋富贵办教育，可以只重财不重才，可以只收费不育人。多年来，人民深受血汗工厂、黑心医院、门第学校折磨的痛苦事实，一次次有力揭露了私有化害人的重大罪恶，也一次次昭示了私有化分子不得人心的强大民意！

苏联和东欧的实践表明，共产党下台必然意味着重建私有制；历史还将证明，无论以什么名义，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推进私有化必然导致共产党最终丧失执政地位。如果其他问题可以经过共产党本身的努力得到解决的话，例如历史上的各种党内外教育运动加强了共产党的战斗力，那么，私有化则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在这条路走下去，共产党本身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扭转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维护公有制应该被当作维护其执政地位的不可逾越的底线，而推进私有化无疑于促使共产党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迅跑。可以说，私有化是世界为数不多仍在执政的共产党所能采取的最不明智的举动。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是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区别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几乎所有执政和在野政党都认同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的目标，包括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们无不宣称自己为国家、民族利益服务，无不宣称自己是领导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人选。共产党与所有这些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仅主张实现这些目标，而且主张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这些目标，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万恶之源，使人民真正摆脱奴役地位，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使劳动人民成为财富和国家的主人。一句话，共产党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党主张消灭私有制。

当今在“国退民进”（实质上是“公退私进”）过程中，维持政府职能的经济来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共产党不能不越来越依靠来自私有企业的税收过日子。这种经济依赖性必然改变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和服务对象，从根本上限制了共产党执政的效率和行动能力。这个问题越往基层越明显。目前，全国县级以下国有企业几乎消失殆尽，私有企业成为所谓“利税大户”，没有这些企业纳税，地方政府甚至不能保持正常运转。这就把把共产党基层政权逼进了一个死角，私有企业成了共产党政府的衣食父母，除了依靠他们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开始媚富、傍大款，直到官商勾结，沆瀣一气。事实表明，一旦丧失了公有经济的支撑，一旦私有企业变成政府收入的基本来源，官商勾结具有必然性，不这样做反而是不正常的。

不仅政府税收要依靠资本家，而且地方经济发展也要依靠资本家，资本家阶级从而获得了要求政府为自己服务的双重资格。越来越依靠资本家阶级的共产党政府，不能不与广大劳动人民形成对立，这在发生劳资冲突的时候尤其明显。这时，本应代表工人阶级的一些共产党基层政府，出于自身生存和地方经济的考虑，生怕伤害了资本的利益，因此常常不惜牺牲劳动者利益来“维护良好的投资环境”，为资本家利润积累创造条件。的确，假如各级政府自己不掌握生产资料，如果不依靠有产者投资和组织生产，又能依靠什么来“繁荣”当地经济呢。

这种利益关系大大损害了共产党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尤其在地方，私有化迫使共产党政府越来越依靠私人资本，结果，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完全服从中央，在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其决策和行为越来越摇摆于两端之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指示，还是满足当地“纳税大户”的需要？是服从全国大局，还是地方利益为先？衡量的天平越来越向地方资本势力倾斜，导致中央政令不通，上传下达渠道阻塞，共产党令行禁止的非凡行动能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管不了地方的现象愈演愈烈。共产党越来越说到做不到，即使有心杀敌，也难免无力回天。

共产党历来以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著称。但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心想事成的记录可以说越来越糟，基本是想什么，偏偏做不到什么。说要“共同富裕”，实际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说要在20世纪末消灭贫困，实际上不但目标没有实现，贫困问题反而变成了社会痼疾；说要反腐倡廉，实际上腐败之风越刮越盛，甚至不少地方的干部前腐后继，成片烂掉；说要搞好生态环境，实际上环境治理投资不少而成效甚微，滥用资源和破坏生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说要保持社会稳定，实际上“群体事件”呈增长趋势，刑事案件频繁发生，自杀死亡数字惊人，矿难死伤人数排到了世界前列，社会安全感大大下降；等等。其他一系列问题，例如官员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偷税漏税、各种违规操作、吸毒贩毒、嫖娼卖淫、赌博、卷土重来的传染病、失学、失医、造假、圈钱等百姓关心和痛恨的问题，中央三令五申，多次提出要加以根治，实际上没有一个得到彻底解决。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社会丑恶现象，现在几乎无一不能在中国找到，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现象在人们眼中慢慢成了“正常现象”，成了社会生活的“天然”组成部分。这说明，中国政府越来越把中国视同于其他社会，而人民也无可奈何地越来越不指望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了。

的确，与亚非拉美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目前，除了GDP增长较快这种数量差别之外，以及除了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之外，中国在经济社会体制上与它们已经没有明显差别，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与某些同等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教育、医疗、全民文化等领域也已经丧失了任何优越性。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资本主义国家。

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会说到做不到？一个解释是，如果中国政府真心想要实现某些目标，凭借共产党的传统强项，即强有力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它是不难做到的。但在现实中，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的确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很难把这种现象完全归因于共产党有意放纵不管、任其发展。真相在于，共产党的办事能力已经大大减弱，在一些情况下，它非不为，实不能也。

导致共产党治理效力降低的元凶就是私有化。一方面，私有化导致产生两个决策中心，除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公开的决策中心，还有掌握财富和生产资料者这个潜在的决策中心，后者对前者形成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对其行动能力发挥严重掣肘作用，往往使党的决策不了了之或者功亏一篑。另一方面，私有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推进私有化把劳动者变成打工仔，他们直接听命于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雇主，这与公有制条件下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对群众而言，政府既然不能提供就业，保住饭碗当然比响应党或政府的号召更重要。这就使共产党与劳动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对群众的号召力也必然越来越低。

动员和组织群众本来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力量所在。如果不能依靠和组织广大群众，共产党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组织涣散，行动不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法律法规多么健全，法制建设多么完善，并不能真正增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一点，看看我们近年来的实践，再看看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政府在治理国家上的无能或低效，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共产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表现为：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是资本创造价值；剥削有罪；造反有理；一切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进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反对以个人私利为核心的价值观，提倡大公无私的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把个人融入集体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中；提倡团结友爱、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光明磊落、勤俭节约；批判和摈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旧观念旧思想；党的干部和党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等。

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为公”，立党为公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这个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来源于共产党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即消灭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社会。在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共产党身体力行，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行动的准绳，具体体现了这种精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共产党执政后，通过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不但兑现了对人民的诺言，而且使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拥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理论上说，公有制体现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公有制等于维护个人利益，因此，极大限制了集团/个人争夺私利的范围和激烈程度。正是在公有制的土壤上，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利他主义等社会理想，得以从个别人的道德饯行，上升到指导社会行为的普遍准则，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日常言行。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体现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普遍向往，但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它们才具有了从理想变为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推进私有化使社会的阶级和利益结构发生急剧变动，私有经济的不断扩大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冲击，使私有观念随私有产权一道卷土重来，重新开始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通行丛林法则，崇尚所谓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是私利，温情脉脉面纱掩盖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随着私有产权的建立和扩大，价值观重新被颠倒过来。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提倡个人发家致富的私有制社会格格不入，推进私有化把共产党推向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在意识形态上丧失了过去一贯的光明磊落，既不肯放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又不能与资产阶级决裂，于是腰杆不直，说话不硬，底气不足，甚至言不由衷，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挑战面前开始溃不成军。由于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与私有经济的现实格格不入，为了不致显得过于迂腐甚至荒谬，共产党不得不“与时俱进”，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妥协，寄希望于不知不觉间完成意识形态的转向。

例如，共产党主张消灭剥削，而推进私有化实际上以鼓励剥削为前提，剥削非但无罪，而且有功，而反抗剥削反倒可能被戴上破坏“先进生产力”的罪名。共产党主张逐步消灭阶级，主张人人平等，但私有化不但必然产生阶级分化，而且导致两极化愈演愈烈。当工人失去工作、打工者拿不到报酬、许多人不得温饱、而有产者财源滚滚、富人穷奢极欲的时候，人人平等只能沦为笑谈。共产党主张劳动光荣，而私有化使劳动者重新成为为他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对那些超时工作的“血汗工厂”工人或任何打工者来说，劳动光荣又从何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大公无私、无私奉献对劳动者有害，对资本家也未必有益。总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根本不适用私有制社会，因此才会日渐衰微、气息奄奄，逐渐从社会主流变成了支流。

再如，共产党历来要求共产党员尤其党的干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但如果这样做的后果无非造就出一批穷奢极欲的富豪以及日益卑微化的劳动大众，坚持党员干部操守的意义又在那里？在利己主义被奉为社会信条的时代，对干部实行脱离群众的高薪根本不可能养廉，因为日复一日地面对资本家阶级的巨大财富和奢侈生活方式，党员干部不甘下风的攀比心理必然膨胀，手中的权力很容易变成权钱交易的筹码，这样，保持清廉尚且不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更是难上加难，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再具有普遍可行性，变成了对个别“圣人”而不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普通党员同样面临进退两难的问题，例如，在私企工作的党员，应该怎样做才符合党章的要求，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资本家斗争，组织起来，夺回劳动果实，推翻剥削制度，还是响应政府推动“民营/私有企业”发展的号召，老老实实作资本家的驯服劳动工具？当党员们兢兢业业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时候，如何体现共产党的价值体系，如何发挥共产党先锋队作用？总之，推进私有化使共产党难以理直气壮地宣传自己的价值观，更难以把以往的雷锋、王进喜、甚至改革中的许振超这类工农兵模范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学习楷模，保持党员先进性实在是无从谈起。

随着私有经济日益强大，大众传媒不再主要是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喉舌，而越来越变成了资本/资本家阶级的工具。在金钱运做下，许多传媒大肆宣扬剥削阶级价值观，大树特树资本主义社会备受推崇的个人发财致富和所谓企业家(实为资本家)精神，让他们成为社会效仿的榜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随着私有化的推进日益深入人心，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由于缺乏公有制的支持，自己推进私有化的行动否定了自己的宣传，因而越来越丧失公信力，丧失人民的信任，越来越像是一种虚假宣传。

总之，这些年来，我们目睹了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全面思想混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几近崩溃，社会道德大幅度沦落，金钱在普遍的信仰危机中上升为个人成就的核心标志。在丧失了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和社会理想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被当作凝聚社会人心的粘合剂。然而，诉诸民族主义是各式各样其他政党的拿手好戏，其极端形式表现为民族压迫甚至种族灭绝。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它坚持阶级学说，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把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置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前提下。如果沦落到惟有祭起民族主义旗帜的地步，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也就不存在了。

与历史上任何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仅仅是改朝换代，用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而是从根本上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剥削的崭新社会。产生剥削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即私有制，因此，所谓推翻剥削制度，说的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消灭剥削，实现按劳分配，走共同富裕道路，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这是共产党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带领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基础。

共产党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人民拥护，得到仁人志士的追随，能够由弱到强，打败所有强大的敌人，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正是由于它的这个宗旨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吸引力，它提出的推翻剥削制度、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的理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是否在口头上宣称代表人民，因为任何政党为了争取选票都会这样声称，而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建立和发展公有制，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产生的土壤，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真正代表人民掌权的执政党。任何剥削阶级政党都做不到这一点。

推进私有化等于全盘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丛生，许多有志之士当年怀着改天换地、建立新中国的愿望，加入到共产党队伍中，无数优秀党员和赞成党的事业的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直至生命。然而，推进私有化导致旧病复发，原来已经灭迹或基本消除的社会恶疾再次泛滥，“旧社会”现象重现，例如，少数人家财万贯，许多人不得温饱；有权有势者耀武扬威，“弱势群体”低三下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上笑贫不笑娼；等等。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恐怕难以理直气壮地批判旧社会，从而难以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革命历史的正确性。试想，如果推翻一个私有制，最后不过证明是用另一个私有制取而代之，革命带来的变化只不过是各阶级成员的调整，那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不存在本质区别，而共产党坚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也无非是利用人民的支持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这样，人民又有什么特殊理由一定要拥护共产党继续执政呢？

推行私有化不仅否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而且否定共产党的建设历史。共产党执政后逐步建立起公有制，成功地从源头上消灭了旧社会丑恶现象。建国初期，公有制不占主导地位，各种所有制并存，私有经济力量相对较强。但是，由于这种状况导致两极分化重新抬头，旧社会现象出现故态复萌苗头，此外，私有企业与新生的公有经济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断出现摩擦甚至冲突，为了维护新生的革命政权和年轻的社会主义事业，维护革命的成果，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以建立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奠定了公有制基础，创造了建国后前3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推进私有化则反其道而行之：农村小农经济的复归基本上否定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国有企业让位给私有企业基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各个经济领域基本上否定了国有化措施；打破“铁饭碗”基本上否定了有保障的全民就业；各行各业的产业化/商业化基本上否定了原有的社会服务体系和教育体系；等等。一句话，推进私有化使整个社会重新化公为私，这实际上全盘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合理性，否定了围绕生产关系变革的各种运动和措施的合理性，也否定了共产党建国后前30年的基本方针路线，客观上把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定位于一场历史性错误。

如果消灭私有制、巩固和扩大公有制不再被认为是正确的宗旨和实践，而推进私有化反倒是正确的，那么，在建党80多年历史中，除了推进私有化的改革年代，共产党三分之二以上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就不能不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显然，推进私有化必然导致共产党用自己的行动否定自己的历史，这也难怪这些年来翻案之风盛行，从否定建国以来各种运动，到质疑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甚至建国之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本身。从发展私有经济的观点看来，共产党领导推翻私有制的革命实无必要，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更属于瞎折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大部分历史中的所作所为无非使历史走上弯路，耽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推进私有化割裂党的历史，通过否定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改写了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放到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如果共产党在自己大部分历史中执行错误路线，那么，对这样一个历史不光彩、在根本原则上摇摆不定、见异思迁的政党，人们自然有权质疑它当前执政的合法性，甚至质疑它取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推进私有化不可避免的政治恶果。

综上所述，私有化是对共产党执政地位最严峻、最致命的威胁，因为它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宗旨，动摇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削弱共产党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颠覆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导致否定共产党自身，使共产党难以实现长治久安。

公有制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充分条件，正如苏东波所表明的，它并不能保证共产党不丧失政权。维持共产党政权还需要一系列其他重要条件。但是，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条件。推进私有化，即通过“国退民进”（读为“公退私进”）重建私有制，结果只能是破坏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条件，让共产党最终丧失政权。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共产党面临以下几种演变可能性：

一种是名存实亡。私有化过程中，少部分人掌握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日益壮大，当他们手中的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组成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在执政问题上与共产党进行较量。由于不再掌握生产资料，共产党力量大为削弱，不足以与掌握生产资料、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政党抗衡，因而，共产党或者被非法化，禁止参加政治，从而完全转入地下；或者作为合法存在的在野党苟延残喘，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游戏中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丧失了战斗力和重新执政的希望。

另一种是名改实亡。共产党内有些人可能希望共产党逐渐演变为例如社会民主党，即资产阶级政党中主要代表所谓中产阶级的分支。如果能够成功转型，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原有的共产党也就不复存在了。即使如此，这个党在与大资产阶级政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很可能长期处于下风。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导致两极分化严重，中间阶层不发达，社会将在较长时期呈现金字塔结构，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之后恐怕也难以名实相符。同时，共产党领导层如果有这种打算，这种转变很可能不会顺利，有可能以共产党分裂告终。

第三种是名亡实亡。在日益强大的资本/买办软硬兼施的压力下，共产党本身演变成大资本代言人，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具体步骤是不断修改党章，改变党的组成，把越来越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拉进党内，从而改变党的性质，最后改变共产党的名称，完成蜕变转型，变成代表中国最有势力的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共产党下台符合谁的利益？符合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方国家利益，符合国内被推翻和正在重新崛起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特别是符合国内新兴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假如不幸出现这样的结局，尽管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动荡、分裂和其他一系列恶果，导致历史大倒退，但中国可能依然是中国，它拥有5千年的历史，未来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带领人民奋斗进取、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时代却结束了。

共产党执政和公有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两个基本支柱，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共同支撑社会主义大厦。失去了公有制这个支柱，必然导致动摇共产党执政这个支柱，最终导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历史性重大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全球社会主义事业的悲剧。

当然，共产党面前还有一条利党利民利国的选择，那就是重新回到公有制轨道上来。经过这些年上下其手、摧枯拉朽式的“公退私进”，目前中国的私有经济已经相当强大，重建公有制困难重重。但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在涉及共产党生死存亡、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来不得彷徨犹豫，不允许知难而退。尽管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但是，凭借中国共产党依然拥有的权力和其他资源，只要下定决心，发扬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全心全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也许仍然有可能克服障碍，重新建立公有制的基础和主导地位，从而避免共产党下台、国家拉美化的前景。

(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纲领。

毋庸讳言，从长期的历史规律来看，在社会经济基础中有什么样的利益格局，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党执政。共产党的执政同样不会偏离这一规律。1880年，马克思在《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中曾指出,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阶级,不是采取个体形式就是采取集体形式,而后者“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由于共产党代表的是劳动大众的利益，其指导思想、成员构成和来源、方针政策等必然要立足于和服从于劳动阶级的需要，而不可能服务于剥削阶级的需要。

政党领导是现代国家政治过程的基本特征。在现代国家的政治过程中，政党是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主体。所谓政党执政，就是一个政党对国家权力的掌握、控制和行使，就是一个政党通过进入国家的政权机构并以该政党为主体、以国家权力的名义从事对整个国家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其基本目的是通过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控制政治过程，实现自己的纲领，体现一定阶级、集团或阶层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通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取得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就是共产党通过掌握、控制和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把共产党的治国主张贯彻到对国家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并体现共产党的宗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支柱和主体、以人民利益为立身之本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不能脱离执政基础和目标，单纯地致力于维护执政地位。

首先，从理论逻辑上看，国有企业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这主要体现在共产党执政和国有企业发展的目标和理念上。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逐步消灭剥削现象，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共产党扩大自己阶级队伍的前提。另一方面，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下，任何一个代表私有制经济利益的政党都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可见，共产党执政和发展国有经济两者间在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国外有关学者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要素，其中既包括国家独立、一定的物质资源和技术水平，也包括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明确的政治意志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明确的政治意志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后者显然只有通过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才能最终实现。

其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密切相关。国有企业从建立之初就是中国共产党坚实的执政基础，是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坚强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社会主义的“一化三改造”，我国建立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从此以后，国有经济在社会资源占有、产业分布、吸收就业、提供财政收入等多个方面占据了基础性、主导性、战略性的地位，当然地成为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坚实基础和强力保障。

第三，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强大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数量不断减少，但还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是我国共产党执政的最直接的阶级基础。广大的工人阶级在维护社会主义生产稳定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国有企业通过上交各项税收和收益金壮大了国家财政，为国家运用财政支出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养老、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条件提供了财力条件，推进了社会进步，夯实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检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壮大，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坚实与否。国有企业越壮大，执政的物质基础越坚实，就越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越能提高执政的有效性。如果我国国有企业经济规模、从业人员等主要指标都能保持持续增长，那么，这就是保持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体现。

不过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对共产党执政能力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私有化(民营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会需要共产党掌权，更不可能允许共产党长期执政。资产阶级掌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以公有制为主体，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同样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主体之上。难以设想：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自身不通过国家来掌握生产资料，在经济生活中依靠中外私有企业的纳税来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命运最终会滑向何方?

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掌握社会生产资料并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共产党才能争取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这一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清醒的深刻的认识。”显然，如果任由中外私人企业占主导地位乃至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会落空，党对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权也会丧失。在一个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自然不会受到在经济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阶级力量的支持，更遑论执政地位的稳固了!

对于当下争议不断的混合所有制发展，各级党政部门必须严格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和《指导意见》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的方针，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资本的双向混合，而非中外私有企业和私有资本的单向混合和控股;应主要重点发展国有资本和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或联合所有制企业，以便夺回被外资支配的我国不少产业阵地的控制权，积极参与国内外中高端竞争，塑造“控股份、控技术、控品牌”的三控型跨国公司，成为经济新常态的“中国名片”!

(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关系到共产党执政目标的实现。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基本功能看，国有企业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体现。我国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包括基础服务功能、支柱构筑功能、流通调节功能、技术示范功能、社会创利功能、产权导向功能等。这些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能充分发挥，就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社会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从根本上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目的。

从巩固执政党地位的角度考虑，我国国有企业的存在显然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本补偿和效率提高，进而有利于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维护。共产党作为组织，在执政过程中必然需要相应的执政成本，即在运用国家政权进行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上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等，目前这一成本主要是由国有经济来负担的。执政效率是政党在特定时期内执政成本耗费所取得的执政效果，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框架下，较少的执政成本显然会取得较大的执政效果。随着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也在不断增加，财政经常性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近年来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和阶级阶层分化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共产党的执政成本急剧上升，这客观上对党的执政资源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尽管有些学者在分析苏联共产党下台时将之归于集权体制：“斯大林模式的寿终正寝与其说是强力摧毁的结果，不如说是它耗尽了内在的潜力。”但这一指责并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因为这种观点没有看到执政党中的部分人物基于自身利益会选择主动放弃旧体制的可能性，而放弃旧体制的根本标志就是要放弃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在八十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付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 因此，如果不重视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发展，就会削弱共产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力和凝聚力，给各类资产阶级色彩的社会思潮的泛滥成灾大开方便之门。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管理问题突出，与我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同劳动者快速流动的格局是相对应的，后者显然会加大执政党管理社会的难度。从长远看，如果没有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经济新常态就不可能有可靠的基础，就无法凝聚社会共识并防范外来袭扰导致的社会危机，甚至于连普通的自然灾害都无法调动足够力量来应对，更谈不上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了。

(四)从国际经验看，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

历史经验表明，化解改革时期利益多元化的矛盾是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因为利益多元化容易诱发各类非社会主义思潮，进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不断多元化，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不断壮大，国有企业数量、就业人数等不断下降，这时各界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将矛头对准国有企业，致力于弱化甚至否认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自然是不足为怪的。而这恰恰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值得警惕和需要加以防范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很难设想，我国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会以削弱国有企业为目标导向。在目前我国产业竞争力整体上弱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境况下，国有经济的削弱只能导致我国的国民经济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打垮。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国际垄断资本是不可能期望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如果进一步‘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比例’，让很多国企的国有资本、国有股权都缩小到‘20%以下’和政府持‘黄金股’(甚至这种股权也可以放弃)的极端水平,并在地方出售大批中小型国企，促使财富、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向中、外私人资本集团大倾斜,就可能产生颠覆性的错误。”

“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内在统一的，也必然是和国有经济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在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还将长期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挑战。而西方敌对势力图谋和平演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选择，就是搞垮我国的国有经济这一基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最后走入死胡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坚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放松了对私有化思潮应有的警惕。他们主观地认为，只要有共产党政权的存在，保持党对军队、国家机器和社会的控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私有化带来的政治危险是无须防范的。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私有化改革计划下，尽管口中高喊要建设“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结果却导致人心丧尽，组织分崩离析，仅仅在几年中就使丢掉了俄共的执政地位，同时使国家重新沦落为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客的掌中之物。可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必然会重建私有制主导的社会，而任何丧失政权经济基础的政党，也都不可能长久维持自身的执政。

我认为；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完全是在瞎折腾，实际的现实就是劳民伤财资源浪费，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恶劣。更实际的现实就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公有制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生产的，中国共产党根椐国民需要，有计划地让农民工人生产，工农的生活幸福，党国的政权稳定。私有制搞市场经济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农民工人只好给资本家打工，拿资本家的工钱被资本家的剥削听资本家的话受资本家的领导。无形中中国共产党失去了领导工农的权力，严重威胁党的执政权。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宣言》里，庄严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产”是指生产资料，这个“共”是指共同占有。共产主义就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同一件事情。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使命。忘记这一条，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业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

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而这个腐败阶段正是欧洲两百年前革命的温床。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患难，打倒了西方帝国主义，赶走腐败的蒋介石政权，到头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导向，又极为讽刺地把中国带回了两百年前以及类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窘境。对外而言，这种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重蹈日本覆辙──出口激增、以邻为壑──带来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与汇率的制裁。对内而言，各地政府放弃了本身职能，变成了个大商贩，招商引资、卖地筹资搞政绩工程，盲目发展经济，造成中国特有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大量浪费现象。

进入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但在大量高新技术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仍然存在巨大鸿沟。考虑到老龄化、经济增长优势和资源禀赋，此时我国追不上，将来可能一直追不上。而且，国与国的竞争态势开始倒退向百年前的重商主义，美国等一批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有意识的对中国进行围堵，不公平的要求中国敞开市场，不合理对中国关闭市场，不友善的实施地缘政治威胁。此时，如果不能集中国家力量，完全让市场说话，彻底走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压力、阻力。已经取得的优势和成果，也可能逐步丧失。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这是我国宪法上写着的。中国现在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现象。《动物世界》告诉人们，在动物世界，动物维护自身的安全，获取维持生存的食物，繁衍后代，都是动物的本能，所以不同种类之间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甚至在同种中也存在杀戮。例如：雄狮为了维护自己在狮群中的地位，在把老雄狮打败之后霸占了几只母狮，还不允许老雄狮再呆在狮群，更为残酷的是还要把老雄狮留下的幼仔都咬死。弱肉强食是动物的本性——兽性——自私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说白了就是兽性法则，是自私性法则。

人在没有进化为人的时候也是动物，原本就具有动物的本性——兽性——自私性，人的进化过程从本性这个角度看，就是弱化、去除、改造兽性，而同时发现、学习、继承人性的过程。一个人自觉的把兽性弱化的越多，去除的越彻底，改造的越坚决，这个人就进化的越快，发现、学习、继承人性越自觉、越深刻就进化的越彻底、越高级。可是人类经过近万年的进化，不但有意无意的对动物仍然保持着兽性，使自然界的动物种类由于人类的杀戮许多种类在消失。人类社会自从产生了私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更是把这种兽性施加于同类，这就是靠掌握的生产资料剥削无产者的劳动，靠政权、宗教、教育，压迫、欺骗、愚昧无产者安心于被剥削。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无产者的压迫、剥削的本质没有变，变的只是形式、手段更隐蔽、更圆滑。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剥削的相对比例更高。

在私有制社会，只要控制了生产资料，就具备了剥削他人的条件和可能，就有了一切，俗话说的好“有钱能使鬼推磨”。对实行私有制的国家只要仔细的研究，就一定会发现，一切邪恶、阴险、欺诈、腐败、堕落的思维和行为，一切不公平、不公正、不正义的思维和行为，都显露出动物的本性，只是在不同的国家表现方式不同罢了。现在有些人很羡慕美国，只是美国这个私有制社会的兽性表现的更高级、更隐蔽，更具有欺骗性。美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仅仅剥削本国无产者，在通过各种经济、军事手段剥削、掠夺全世界的无产者。美国迷们说美国很民主，其实美国的选举是建立在金钱和利益基础上的不同财团之间的竞争，在竞争中可能会照顾到普通百姓的一些利益，但出发点却是为了赢得选票。

在私有制带给剥削者的种种利益的诱导下，生活在私有制社会的人都千方百计的梦想爬上剥削者的位置。于是一些人拼命的工作，梦想靠自己的勤劳爬上去，有爬上去的，但那是极少数。多数人并没有上去，还有有些人累死了，中国每年猝死的人就达近50万。中国有句谚语“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偏财不发。”于是更多想爬上去的人就在获取偏财上下功夫，诸如注水肉、地沟油、毒奶粉、行贿，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欠薪赖薪、偷税漏税、偷排偷放工业三废、环境毁灭性污染、‘包二奶’、拐卖妇女儿童、毒品走私、贪污、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走私、贩毒、卖淫、制假、贩假……。在现实中，私营企业不克扣工资、不偷税漏税、不偷工减料，不行贿、不造假基本上必死无疑。绝大多数“优秀民营企业”的历史不能曝光。

既然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剥削的根源，消灭剥削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发现是马克思的功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向世界宣告：“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自从有了《共产党宣言》无产者便在她的指引下逐步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有了领导这个阶级的核心力量——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如火如荼的展开。在欧洲、亚洲以前苏联为首的十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上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公有制。

在中国，从古到今，中国的贤人义士批判“私”的言论举不胜举。例如：“私情行而公法毁。”“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可是没有人能认识到私有制不除，“私”就有大行其道的土壤、市场。人与人、企业与企业、行业与行业、国家与国家的竞争视野是不同的。面对当今国运之争，当前强国之战，国家必须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必须统筹发展，必须令行禁止。仅以社保入税为例，这一问题引发部分私营企业界的敌意和不满，但我们必须看到：统一标准、上下一致、执行有力的社保统筹，是中国面对“未富先老”的社会发展现状和落实“老有所养”的执政承诺的唯一选择。也是缓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长期执行后贫富显著拉大的必然选择。如果大家都执行不同标准，有好处就各种公关，没好处就四散奔逃，一旦补贴就各种集中，一旦真集中就哭爹叫妈，这样的群体是没有纪律的，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是不足以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的。

在中国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才使中国人认识到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人间的剥削、压迫、邪恶。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和压迫。面对当今国运之争，当前强国之战，国家必须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必须统筹发展！私有制严重损害国家大众利益不得民心，对此长期纵容民愤极大，恢复党的初心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刻不容缓。

“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一贯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我认为；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完全是在瞎折腾，实际的现实就是劳民伤财资源浪费，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恶劣。更实际的现实就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公有制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生产的，中国共产党根椐国民需要，有计划地让农民工人生产，工农的生活幸福，党国的政权稳定。私有制搞市场经济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农民工人只好给资本家打工，拿资本家的工钱被资本家的剥削听资本家的话受资本家的领导。无形中中国共产党失去了领导工农的权力，这个后果是十分严重。

中国政府应该尽快纠正，改革开放中的错误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千方百计地吸引外资，让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办厂，用中国的人力和土地水电矿产资源制造外国所需产品，出口卖给外国，中国赚了很多外汇。但是，中国的外汇却买不到外国的先进产品，外国不卖给中国，肯卖给中国的都是低端产品和垃圾。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汇就花不出去了，只能买美国债券吃利息。就这么循环至今，中国现在拥有很多外国债券。外国债券就等于欠条，白纸一张，美国是不可能还给中国的。

并且，滥采资源破坏环境制造东西出卖给外国，造成中国现在资源匮乏，雾霾常生，给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健康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矿产资源是稀缺的、不可再生的。美国是藏着矿产资源不开采只印钱购买外国的矿产资源，日本是买了外国的矿产资源埋在地下填在海里，而中国是到处开采矿产资源出卖给外国。

理论是不是真理绝不能由主观说了算，必须经受客观现实的检验，如果我们通过对客观现实的观察发现，理论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客观现实相符，那就证明它是真理，反之，如果我们通过对客观现实的观察发现，理论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客观现实不符，那就证明它是谬误，理论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只能由客观现实来决定。

首先；通过一个例子比较一下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一个班有100个学生上课，现在要给学生们排坐位。应该按照什么原则进行呢？有两种选择：第一，抓阄，抓着什么位置坐什么位置，但是这样一来，矮个子的、视力不好的学生可能就坐在了后排，他们的听课质量就得不到保证。第二，由老师按身高和视力排位子。不过这样在高个子和视力好的人眼里就未必合理了——长得高是错误吗？视力好是错误吗？

抓阄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发挥个人优势（如果嫌抓阄不过瘾还可以让学生自己解决，自由抢坐，包括武力），这样一来，可以充分的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因为身高和视力不好而又坐在了后面的学生的听课效果又如何保证呢？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看，他们是活该自己倒霉。不过，他们听不好课，他们就有可能就直接不好好听课了，自暴自弃，在班上交头接耳，坐小动作，影响课堂秩序，反过来也会影响别人听课，这个恶果谁来付？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颓废主义盛行的原因。因为真正的公平没有了，某些个体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整体利益最大化无人管，人人只管个人利益最大化了。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整体利益最优，所以才会有雷锋，才会有助人为乐，人们才会追求精神享受和精神满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得到了多少物质利益，所以，陪陌生人聊天都要收费，还美其名曰“心理医生”；给人指个路都要收费，因为“信息值钱”。回家陪自己的父母聊天要不要收费？为教育孩子学好打他两巴掌要不要让孩子给自己打欠条？当我们眼里只有钱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兽性的社会——甚至连野兽都不如！野兽不会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去杀死同类，它们会为了争夺食物、配偶、权利和地盘而争斗，但谁都不会去杀死失败者。而人类呢？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同类的黑枪之下，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死在自己曾经的朋友手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个体，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在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为达到这个目的，都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所谓的法律只是为了防止过度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既便如此，违犯法律的现象还是层出不穷。为什么？制度使然。让人们首先考虑如何实现个体最优的制度本身就是在放纵人们的贪欲，而所有的经济犯罪行为都是由贪欲而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则不然，每一个个体都是在为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要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自然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在努力让人们去控制自己的贪欲、让别人生活的更好。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犯罪行为自然要少的多。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制度优势。举个例子，一家私营企业可以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去偷排污水，一家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集体企业却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相比之下，哪种企业对社会更有利？

本来，当人类解决了生存需求之后，更多的应该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人都在贪婪的追求物质满足，结果是越富有就感觉越不满足。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财富就象海水，喝得越多就越渴。越富有却感觉越忙碌，越没有时间享受生活。这又是何苦？人生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受罪吗？正如老子所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物质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而且，人们会因为对物质的追求而暴发无尽的冲突（极端形式就是战争）。这与人们追求幸福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金钱只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有钱和幸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钱代表的是物质满足，而幸福代表的是精神满足。有句话叫“助人是快乐之本”，这句话有道理吗？有。助人之后可以获得“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本身就是需要别人来承认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工作当中。但是，站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站在追求物质满足的角度看，助人为乐无疑是错误的。获得物质满足不代表幸福，幸福产生于工作的过程之中。当所有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手段就异化成了目的，真正的目的却达不到了。而且，所有的人都放纵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就意味着要透支地球的供给能力，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环境恶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追求来追求去究竟是为了幸福呢还是为了自杀呢？

中国自经济体制转型以来，社会发生急剧变动，而且长期以来法治不彰，贪官横行，少数人先富起来，富得冒油，而且富得令人莫名其妙，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弱势群体仇富情绪弥漫。凡此种种老百姓看在眼里，一股怨气憋在肚里，这种负能量的积累后果十分严重。

 当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的太远的结果，然而，中国的现实是，一旦有人指出过度市场化的不良作用，立即有一批人跳出来说：你是要回到计划经济，是反市场化，是极权。这种极端化的思维比较幼稚或偏执，似乎世界上只有非此即彼两种选择。要讲大道理也很简单——市场化讲究竞争，竞争就会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如果只有彻底市场化，那么，失败者只好自认倒霉，某些国家大量的贫民窟就是一个例子。而好的政府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为失败者或刚起步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即便失败，也不至于彻底绝望，政府还给“竞争失败者”提供了重头再来的可能。因此，政府力量对彻底的、过度的市场化进行调整，并不是反对市场化，而是让市场的自由竞争更加公平、更有保障。非此即彼的对立观念，对于理解这一选择没有益处。

但是，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为何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两者极端对立的概念，在中国会有如此强大的舆论基础？这里不得不说到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化中的角色。只有中国彻底市场化，外国资本才能在中国如鱼得水，凭借它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自由竞争”中挤垮中国资本，占有最大份额的中国市场。如果中国只是有控制的市场化，而不是绝对自由的市场化，也不是在腐败权力配合下急速滑向彻底的市场化，那么，外国资本可能占据的主导地位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国内资本配合外国资本大肆分赃的蛋糕也会缩小。因此，外国资本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中国市场化越彻底越好，以便他们大展拳脚。因此，当今天的中国不得不面对过度市场化造成的问题时，以外国资本为背景的舆论，常常会说：那是市场化还不够、还不充分的结果。但是，当中国全面彻底市场化后，外国资本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它会用实际方式安抚“竞争失败者”吗？它只会拿着他的巨额利润走人，并理直气壮地说，那是你们政府的事情。然而，当所有资源都被市场占有，政府又能拿出什么来给“竞争失败者”提供保障呢？

所以，当中国政府要实行有控制的市场化时，首先提出反对和质疑的，往往都是外国资本。例如，医疗如果由政府提供基本保障，外国资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巨大的市场被缩小了，能够挤入的余地很小了。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所操纵媒体和舆论，往往会把政府的行为歪曲成计划经济、反对市场化。 在其背后，我们不得不警惕外国资本的鼓动能力。一旦中国的市场化不再是彻底的市场万能思路，外国资本攫取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就降低，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导作用的可能性也会降低，这是他们必然要大大反对的。事实上，市场化从来都不是万能的。虽然西方理论中有一个流派以市场化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但西方社会同样有不同于此种观点的流派，并在具体政治中得到体现。当今中国在教育、医疗、住房问题上已经遭受过度市场化的危害，在电视乃至网络等媒体上，现在就应该开始寻找一种方式，既能实现良性的市场化，又能避免过度市场化的弊病

几千年间，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辛勤劳作的剩余，以金银珠宝的形态留于世。在封建王朝时代，皇权至上，金银珠宝大都集中于皇宫。“火烧圆明圆”，强盗们掠夺走的是许多代中国人创造出来、节省下来、留给后代的财富。国民党政府撤向台湾岛，带走的是属于当时4.5亿中国人的黄金储备。战火的摧毁，撤离大陆之际的有意破坏，使得原本就薄弱的工业设施、公共设施所剩无几。1949年，在中国大陆，成规模的生产要素只有两样：土地、人（大部分是农民）。

面对一穷二白，中国共产党率领4.5亿中国人，白手起家！农民劳作于土地，生产出农产品，是主要的积累来源。农产品出口，（主要从苏联）换回原材料、设备、技术、建设工业。农民、工人一方面维持最低限度的消费，勒紧裤腰带，一方面埋头苦干，接近极限地劳动。科学工作者们基于责任感，忘我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甚至以算盘代替计算器，计算庞大的数据，创造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奇迹。极有限的战略威慑力量，吓退了外来入侵。

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由强有力的政权统一配置资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国际封锁的恶劣环境里，快速地建设起初具规模的工业和公共基础设施。恰恰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以粮票、油票、布票为表征的绝对平均分配，使得即使在最困苦的时期，绝大部分人还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

据说，“市场机制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是建立在若干假设的前提之上的。比如：参与到市场中的所有主体（个人和企业）都分散决策，所有主体都是自利和理性的，所有主体都不造成外部经济效应，云云。分散决策”？数以亿计的主体各行其是、自己做主？知识的欠缺、信息的不完整，主体们只能是迷茫、无所适从、摸着石头过河。盲目、混沌只会带来浪费，不会有效配置资源。“自利和理性”？自利和理性彼此就有自相矛盾之嫌。现实中，见利忘义、利欲薰心，屡见不鲜。

如果是经营一家公司，当然是计划得越周密、管理得越严谨、部门与部门之间步调越统一，公司的效率就越高，效益就越好。扩展到一个国家，统一经营整个国民经济，道理也该一样。何况，有的大型公司的经济活动规模，比有的较小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规模，还要大。无处不至的计算机互联网，高速运算的超级计算机，为实时地、不间断地收集和处理全部经济主体（个人、企业、政府）的经济数据，为精确地、极速地、高效地统一配置资源，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计划经济本有的优越性，已经能够发挥。

关于“变”与“不变”的理论，应该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即究竟是“变”好，还是“不变”好？应该看具体事项，不应一概而论。某事项需要变时，对其进行变革，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事项不需要变时，却对其进行变革，就是不正确。究竟是“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同样也是要看具体事项，不应一概而论。某事项需要变时，对其进行改革，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事项不需要变时，却对其进行改革，就是不正确。所以说，离开具体事项讲“改革”，“改革”无所谓正确还是不正确。对于改革的正确态度，应该首先区别什么事项应该改革，什么事项不应该改革，而不应该盲目笼统不加区别地认为1.“凡是主张改革都是正确的”。2.“凡是继续改革都是正确的”。这样，就出现了新“两个凡是”的问题，重新犯认识论上的错误。

 搞市场经济，以为私心可以刺激生产力，提高积极性，就充分利用私心强国，我认为；搞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也就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变坏，劳民伤财，贫富不均，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赃枉法，政府为了钱出卖土地矿产资源，搞市场经济完全是在搞垮中国。

问题一：官员腐败。官员受贿金额越来越大，丑闻越来越多。当官就是为了钱。县级以下的官员几乎都是用钱买来的，县级以上说不准。贪污捞钱是他们的必然选择，于是乎官商勾结，于是乎不送礼办不成事，于是乎潜规则盛行，于是乎看不到法制的青天。于是乎找不到公平正义。于是乎民怨沸腾。官员腐败让中国得了恶性肿瘤，随时会出现生命危机。

问题二：行业腐败。由于当官的道德沦丧，所释放出来的戾气污染了整个社会风气，各行各业无道无德，唯利是图。食品、药品、医院、工商、监察、教育等等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哪个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哪个不是唯利是图。行业腐败已经让中国全身腐烂，中国实质上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不论什么问题总是媒体先捅出来，那一次是政府职能部门先发现的问题，他们简直是形同虚设。

问题三：政府职能部门不依法行政，处处是潜规则，处处伸手要钱，潜规则的乌云笼罩中国大地，看不到法制的阳光，中国离法制社会太遥远，公平正义怎么能够伸张，中国怎么能够步入现代化。

问题四：电力、银行、铁路、电信、央企这些垄断行业，还有公务员，没有人情关系、不花钱别想进去。一是引发财富不公，二是阻塞人才流动。中国80%的人认为自己大材小用，这必然造成人才的浪费，及怨声载道。人尽其才才是一个有未来的国家，社会壁垒的形成极大的阻碍中国的发展进步，让人看不到希望。

近十多年来，俄罗斯实行私有化，生产下降了50% ，物价上涨了几千倍。私有化的改革，使少数人受益，绝大多数人受害。老百姓在十月革命后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少数蛀虫侵吞。俄罗斯的鲍里斯 . 别列佐夫斯基等9 大富豪，控制了全国一半左右的资本。他们任意挥霍，荒淫无度。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在这种形式之中去寻求开心的用场，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同归一流”。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受苦受难，惨遭洗劫，两手空空，40%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昔日强大的苏联随着私有化而四分五裂，阶级对立，民族矛盾加深，内战不已，血流成河。昔日安定的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私有化的改革，贫富悬殊，黑社会帮派普遍出现；道德败坏，贪官污吏横行，为了个人发财，不择手段坑人害人。私有制逼良为娼，逼良为盗，逼良为匪，毒品泛滥成灾，任你立多少法，任你抓多少人，杀多少人，都扫不尽黄、赌、盗、匪、娼、毒，因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一心只想个人发财，于是凭权仗势，千方百计收刮老百姓的钱财。要发大财，迅速暴富，千载难逢的时机，莫过于将社会主义积累的公有财富一转手之间化为私有。于是，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干反共的事，贪污受贿，敲诈勒索，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借红掩黑，勾结走私，借口改制，化公为私，吃喝嫖赌，舞弊徇私，他们有意给共产党抹黑，使党的威信一落千丈，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远离共产党、讨厌共产党、甚至咒骂共产党，共产党的官僚如此自私自利，如此腐败恶劣，迟早会不打自垮。待到老爷小戈宣布苏联解体，解散共产党时，千万普通党员和亿万群众却没有什么反抗。叛徒、内奸戈尔巴乔夫“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的阴谋终于实现。当人民醒悟的时候，已经悔之晚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 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就象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市场机制以来一些社会现象：

涨物价、砍福利、加税收费、把巨额老百姓血汗换成外国白条。监狱式封闭工厂、工伤致残后无情的扫地出门、天天杀人的矿难、残酷盘剥、透支民工生命的私人煤窑、矿窑以及奴隶式的黑砖窑……

减员赠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毕业即失业、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转基因粮、三聚氰胺奶、地沟油菜、毒假疫苗、豆腐渣校舍。

“房奴”、“车奴”、“婚奴”、“孩奴”、“白奴”、“卡奴”、“证奴”、“礼奴”、“安徽85岁老人饿死村干部称‘谁叫他没儿子’”、“重庆下岗女工在家饿死五年才被发现变成一堆白骨”……

“呼吸税”、“不能因有人喝不起水就不涨价”……

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打白条，暴力执法、暴力截访、“用枪不当”、“跪倒，否则我毙了你！”“谁敢把他送到医院，我就把谁嘣了！”、“死了有人买单”、“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证人竟在法庭被‘依法’拘捕”……

强制拆迁、毁田盖房、肆意污染、强行推广转基因主粮……

“性工作者”、“临时性强奸”、“强迫嫖幼”……

刑讯逼供、草菅人命、“非正常死亡”、“躲猫猫死”、“俯卧撑死”、“发疯死”、“激动死”、“睡梦死”、“洗澡死”、“鞋带自缢死”、“摔跤死”、“递纸死”、“妊娠死”、“洗脸死”、“喝水死”、“发狂死”、“摔床死”、“睡姿不对死”、“呼吸死”、“骷髅死”、“自行从高处坠下而死”……

群体事件、工人罢工、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些问题面前法律显得无能为力，从改革开放时间过程看，法律定的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反而上述丑恶现象却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呢？市场经济使中国道德和良知及信仰严重缺乏。

中国人只有私德而不讲公德; 现在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是严重到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地步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与任何选择，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方法去制止改变，再不调整我们自己的位置而去切身的行动，中国不是未来如何的问题，而是还有没有未来的问题。

对于民众来说，越来越沉重的生活压力，医疗、住房、养老、失业像一坐坐大山一样背负在人们的身上。城市里日益增多的贫民窟、农村里变得贫瘠的土地，不可挽救的生态环境系统的毁灭，日渐增多的各种社会问题……

我在这里不想过多的去强调这些社会现象本身，我只想透过这些现象的表面去探究它的本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里？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还惯性的维持着这样生活。治理一个社会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的经济如何发达，而在于能让社会比较平稳、比较温和地发展，让社会心态正常地发展。

我们需要信仰，但信仰不只是宗教。比如，信仰正义，至少信仰“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种信仰，也是宗教里包含的道德观。但另一方面，我们社会目前还缺乏对做好事的鼓励机制，对做好事的人缺乏尊重的培养。如果做坏事就会受到惩罚，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还会去做坏事吗？

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在这个人欲横流、金钱至上、浮躁喧嚣的年代里，只要我们的良知还没有泯灭，神经依然敏锐，你就会时时刻刻体味到在我们的精神领域，在人们的道德、伦理方面发生的种种病变——诸如政治生活中的腐败、贪污、渎职、卖官买官；经济交往中的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不讲信用、恶劣竞争、坑蒙拐骗；公共生活中人对人的陌生、冷漠、隔膜，对他人不幸的残忍、麻木等等都给人留下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感慨，它使一颗颗敏感而天良尚存的心灵在刺伤中颤抖失望，也一点点地侵蚀着、戕害着、败坏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魂魄。

难以想象，一个在各个领域都不遵守公共的道德、伦理、规范，没有共同权威的约束，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私德、行规盛行的社会会是健全的。在物质繁荣、经济发达的背后潜伏着国民道德、伦理的危机，而这种精神上、灵魂上的危机更深刻，也是更大的隐忧。

可见，市场经济不仅能够自发地激活人的贪婪等人性之恶，催生人性恶之基因迅速扩大、膨胀，而且还会抑制、腐蚀、摧毁精神文明的所有真善美！市场经济本身没有任何产生精神文明的内在机制，却具有制造精神垃圾、摧残精神文明的巨大魔力！小凯恩斯曾说：“恶实用，美不实用。”市场经济的“实用”，必然引起人性恶的大泛滥，最终导致精神文明的瓦解与崩溃！

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使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获取最大利润，逼迫商人不惜牺牲人格、道德。商人的坏心眼、一肚子坏水都是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市场经济培育的贪婪之恶，犹如基督教所说的魔鬼撒旦，它引诱人堕落的方法，就是鼓惑人漠视廉耻，只要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出卖道德，要什么就给什么，包括名誉、地位、财富、权势。市场经济的魔鬼，就是利润最大化的贪婪，令人不择手段而罔顾“君子好财、取之有道”。不惜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偷盗抢窃、谋财害命、走私、贩毒、赌博、嫖娼卖淫、吃里扒外、瓜分国有资产、充当买办内奸出卖国家利益……。这些丧尽良知、人格、道德的无耻行径，确实能够实现“心想事成”的梦想，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还能成为“风云人物”、“成功人士”！而且，一旦尝到魔鬼给的甜头，便一发不可收拾。虽然宗教上说，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可市场经济却从来都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商人来说，他们既不信神，也不相信有地狱，他们只信“钱”，只求今世享乐，快活在现实的“天堂”里！所以，市场经济必然使社会堕落成群魔乱舞的世界，令牛鬼蛇神成为“精英分子”，让妖魔鬼怪呼风唤雨、领导时代的潮流。这种“罪恶效应”造就了整个社会“逼良为娼”的大环境，不想学坏都不行，要想洁身自好也难！人品越坏，越有“钱途”、越有“出息”！老实人只能受苦一辈子。市场经济逼迫人人必须学坏，社会面貌也就势必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罪恶丛生！

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恰恰是最能刺激人的贪婪、最能膨胀人性之恶的载体，从而成为干坏事的最佳工具。所以，市场经济虽然能够创造社会财富，但是，创造物质财富并不意味能够产生精神文明。它不仅没有产生精神文明的机制，反而具有制造精神垃圾和腐蚀、摧毁精神文明的功能。市场经济所创造的人类物质文明，往往需要付出人类的精神文明为代价！

从商人的经商过程就可以看到，一个人投身于市场经济，如果想赚大钱，便很难保持洁身自好。他所赚得的钱财，往往要以付出人格、道德的代价！比如，一个本份的老实人，如果投入商界，刚开始进货10元的商品，他卖12元，有20%的利润已心满意足了。但是，当他看见别人在卖15元、18元，他也必然会跟着涨价，直到最后可能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赚取100%、200%或更多的利润。他渐渐地会失去原有的善良、本份、朴实等一切优秀品格，变成“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奸商。他“在商言商”，慢慢地确立起“只有能赚钱的商人才是好商人”的价值观。他会说：“我不是慈善家，商人的本份就是赚钱！”在商人的眼里，只要有市场需求，什么事都可以干、也敢去干！只要不被法律逮住，就是事业的“成功”！所以，许多“成功人士”，实际上正是未被法办的罪犯！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人民不可能有真正自己的民主，不可能有真正自己要的自由，不可能有平等，不可能有公平，不可能有共享社会财富的权利和地位，更不可能有什么幸福！更不可能有什么共同富裕-------在一个姓私的社会里，没有公，哪来的共？！能有的只能是劳役一样的生活，只能是像猪狗牛羊一样的活着！只能是像牲畜一样地去自觅生活！死就死了，活就活着，除了金钱和利益，没有哪一个资产阶级会把你看的太重要！没有哪一个资产阶级会把你看的太在意！在他们眼里，每一个人都不过是一个与其争食的竞争者，每一个人都不过是一个与其争夺权利与地位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受苦受累是应该的，人死人活是正常的，整个社会成了一个冷漠的禽兽世界、动物世界！有能力的勉强营生，没有能力的只好去打工、去讨要，甚至去卖血、去出卖自己的身体、去出卖自己的灵魂，只要能活着，只要能生存，不惜去当妓女，不惜去当汉奸，不惜去当卖国贼，不惜去偷、去抢、去掠夺，不惜去敲诈、去勒索、去坐牢，不惜去投机、去钻营、去报复！趁机捞着机会的即蜕变为新的资产阶级，继续去剥削他人，捞不到机会的则一直是无产阶级，一直是平民阶级。穷的穷，富的富，两极分化，尔虞我诈，相互倾压，相互欺榨，社会撕裂。这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主义现实，这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主义本质现象！

市场经济逼迫人人必须学坏，社会面貌也就势必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罪恶丛生！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对市场经济的弊端作了许多研究，也提出了不少理论，主要如下十点：

1有限理性，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消费者和厂商的理性都是有限的，这使得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作出最优决策。

2不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资源配置再次扭曲，劣货驱逐良货。为此，人们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进行矫正。

3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决策经常失败，造成世大的损失。

4外部性，导致环境污染、环境破坏。

5在公共物品的生产方面，完全失去调控效力。

6在宏观上，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需要政府干预。

7从动态来看，市场经济不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总会发生波动。

8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在供过于求，大量资源已经用于生产超过市场需要的产品时，价格才下降。此时已经形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9市场调节是一种成本巨大的调节。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价格下降，生产减少，这意味着许多的工厂要破产，工人要失业。

10市场调节是一种迟缓的调节。在价格下降之后，生产并不立即就减少，而是还要继续维持以往的生产势头，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候之后，生产才能减少。在这个生产逐渐减少的过程中，又有大量的资源浪费了。具体到我国，也许还应加上无序竞争带来的浪费和低效率。

总之：搞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也就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恶劣，劳民伤财，贫富不均，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赃枉法，政府为了钱出卖土地矿产资源，武官没血性，文官没德行，国家无主权，人民无尊严，搞市场经济可能会搞垮中国。

社会主义是将生产资料归还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公有制创造的剩余价值即利润归还全体人民共享分配，不允许资本家独占生产资料和独吞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是将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独占，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资本家独占，不允许雇佣劳动者参与共享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即利润分配。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目的，就是为了剩余价值即利润。让资本家独占剩余价值就是资本主义，让全体人民去占有剩余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现在是：打着走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道路的旗号，干着资本主义的勾当！

大锅饭，三十年来被资本主义小人骂，成了贬义词，原因就是他们想自己多吃小灶，我们看，社会主义的性质就是大多数人民平等生存，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屋，没有谁敢搞特殊化，即使你是省长，也不比普通群众多什么特殊的权利，大家在一起工作，生活，一个大锅里吃饭，同舟共济，同甘共苦，这样的大锅饭才真正体现了人人平等。而大锅饭不等于大家白吃白喝，不劳动不奉献，而是大家创造的劳动成果，大家在一个大锅里吃，这才是社会主义性质。而小锅饭，多是干部吃的，有钱人吃的，无形中培养了社会不平等思想，吃小灶，住别墅，和劳动人民脱离，这那里是共产党干部，小锅饭的出现，造成了两极分化，而能够吃上小灶的，肯定不是劳动人民。

吃小灶，很简单不是社会主义的，如果我们家庭，家长都吃小灶，和子女吃的不一样，你想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子女怎么能够高兴。私有化和包产到户分化了国民的团结意识，使国民成为一盘散沙。包产到户还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和除病虫害，例如：一大块地分成几家，各家种的农作物不一样，农业机械进不去，去除病虫害的时候，各家不同时间打农药，结果只驱不灭。既不利于农业机械化，也不利于除病虫害。只有公有制和农民合作化，才能重新凝聚国民的团结一心。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在那个“大锅饭”时代，创造出了很多奇迹：只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就从一个真正一穷二白、叫化子起家的中国，发展到自己造出了万吨轮船，自己解决了合成胰岛素，自己生产了石油， 搞出了“两弹一星”；造出了每秒运行上亿次的电子计算机和超音速飞机;用自己的钢材架设了南京长江大桥；8万座水库,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显示出“人民公社好”。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成为一无内债二无外债的世界强国！让所有敌人都卡不住脖子的中国，让世界瞩目而望！

政府不应该不负责任地把什么都推向市场，让市场自由竞争，那要你政府有什么用，应负起责任，领导人民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国防和人民的需用品，让人民各司其职，让各地因地制宜，如果农民去干工人的工作，如果工人去干农民的工作，如果北方适宜生产的东西让南方生产，如果南方适宜生产的东西让北方生产，如果南方人到北方去工作，如果北方人到南方去工作，就会劳民伤财。人员流动是需要车船飞机的，车船飞机的生产和运行是需要矿产资源的，人员流动还导致人们背井离乡,离开妻儿老小去外地工作，使亲人得不到常团聚，还易导致社会秩序治安混乱。

实行计划经济至少可以呈现几大优长：第一，有计划、集约型开发资源，能够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迅速衰竭；第二，经济稳健。商品开发生产以及人力资源的应用、社会服务领域可以不会因为供需矛盾而波动或剧烈波动，价格比较稳定，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较为相应与平衡；第三，可以集中更多财力办大事和应对不测，减少贫富悬殊，缩小差别。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计划经济不仅不是一无是处而且还具优长，市场经济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还是有不可克服的弊端。改革不能制造矛盾，更不能改旗易帜。

一、教育改革；必须彻底摆脱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回归到“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上来。而绝不是“妄自菲薄、数典忘祖、去中国化、崇洋媚外”。

二、医药改革；必须彻底摆脱医药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回归到“救死扶伤，爱国卫生，人民健康”上来。而绝不是“小病大治、重复检查、以医养药、赚钱第一”。

三、住房改革；必须坚持“基本住房找政府，改善住房找市场”，彻底摆脱“一切皆市场、一切皆商品、房价涨天价”，回归到“住房用来住”的本质上来。而绝不是“炒买炒卖房地产”，投资投机发大财。

四、养老改革；尊老爱小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和传承。计划生育好，国家为主负责养老。而绝不是“依靠中外私人资本为主办养老，更不能满足于兜底和托底”。

五、经济改革；必须革除那些破坏和阻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特别是阻碍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的那些体制机制和藩篱雾霾。

六、政治改革；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必须将反腐败进行到底，标本兼治，治本为主。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气候，理直气壮地捍卫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领导下由人民举选官员和立法定规，实行有序的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依法治国。

七、社会改革；必须依《宪法》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四个全面”社会。也就是常说的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绿水青山、风清气正，安居乐业、祥和幸福”的国家社会。而绝不是制度性安排“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登峰造极，流血恶心暴恐事件频发”的危机四伏的社会。

八、军队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央军委主席要集权，决不能裁军区减军人，制造矛盾自废武功。

九、新闻改革；必须坚持为人民党国政治服务，决不能搞新闻自由，造成谣言满天飞，实话无人信的局面。

十、一切改革；检验改革“真伪”的实践和事实标准——是否“公平可及、群众受益”。

我认为；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全力以赴去做，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毫不含糊地去改。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主观或客观造成的问题和障碍，对政策的落实产生阻力甚至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要以对党和国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担当，敢于应对，敢于作为，敢于叫真，不等不靠，不推诿扯皮，避免好人主义，全力破解热点、难点问题。 如今，不区别是什么事项，盲目笼统地一概认为1.“凡是主张改革都是正确的”。2.“凡是继续改革都是正确的”，也就是步当年“两个凡是”的后尘形成新“两个凡是”问题，犯了当年“两个凡是”所犯过的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错误。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在今天就是讲“科学发展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系”，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随时随地坚持真理，随时随地纠正错误”。中国应该回归计划经济制度，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依法治国，人民生活才能幸福，国家发展才能稳定，党的政权才能长久。

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