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中华：维稳就是维权，维权才能维稳陈中华：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矛盾在增加，近年来，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已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存在缺陷。近年来，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维稳基金”，以“花钱买平安”进行“权宜性治理”，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了法律的作用。由此，产生出误导：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是不少地方出现过的行政实况。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加大人力、财力投入，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据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现在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面对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有时反而引火上身，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使政府处于敏感而脆弱的位置。 近年来，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社会矛盾冲突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利益矛盾不是政治矛盾，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很少。现在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有一份不稳定因素排查表，草木皆兵，把日常生活中许多正常的、与稳定问题毫无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列入，甚至有中学也列出一份长长的排查表，将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伙食的意见，也列为‘不稳定因素’。这些现象加起来，当然会感到不稳定威胁太多。实际上是“不稳定幻象”，是制造紧张空气、自吓并吓人。 应当看到：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心思稳。尽管中国不同利益群体呈现出更大差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用‘折腾’和‘动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目前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削弱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会使一些改革措施搁置，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应该转变政府职能，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仲裁者的角色；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要承认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并通过法规进一步加以规范。 社会管理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制度是否能容忍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就此而言，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单纯维稳，不解决具体的利益问题，是治标不治本，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高度尊重民意、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前提。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订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订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党群关系的亲疏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群沟通的渠道是否畅通。 作为党员尤其是基层干部，要敢于、乐于和善于与基层群众进行对话与交流，让群众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不断提高与群众平等互动、有效沟通的能力和本领。 一是要摒弃官气。群众工作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各级党政机关要砍掉“衙门门槛”，大力推进开门办公、挂牌上岗、服务承诺、首问责任制、办公公示制，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创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决心。二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要搭建“网上连心桥”，紧紧围绕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工作的目标，开辟舆情汇集分析新渠道，让群众道理有处讲、怨气有处诉、困难有处反映、问题有处解决。三是要正确引导群众的利益诉求。要通过民主的教育，帮助广大群众深刻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引导群众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化解民怨促和谐，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实现中国梦的热情。要善于靠真理的力量凝聚群众，靠感情的力量感召群众，靠人格的力量影响群众，靠艺术的力量感染群众。四是要建立健全党群沟通机制。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的重要保障。目前，基层在党群沟通方面还存在着沟通意识不强、沟通规则程序不明、沟通渠道不畅等问题，对此，基层党组织必须从制度建设上加以改进。只有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的党群沟通制度、监督制度、决策制度和考评制度，让群众有机会建言献策，党员干部才能在实际工作中降低决策偏差和失误，营造出心齐气顺、政通人和、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良好氛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中不让人民越级上访，我认为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目前，中国的官员不是由人民选举的，是上级安排的，造成只有上级才能管下级的制度，人民有冤时，没有上级的督促，是根本得不到解决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不接待越级上访的意见，看似是维持秩序，实则是给民告官等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分明是在打压告状，是‘恶官’的保护圣旨。民向上级告不了，你又怎么“追责”？更管不了官场‘抱团’腐败。不接待越级上访，何来的上访？不接待越级上访是把人往死里逼，不得越级上访是把人往反里逼。 不支持、不接待越级上访；这个文件是对人民群众的亵渎，是自我否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自�?耳光，是一个政党，一个政府自掘坟墓的体现。文件大言不惭的说要创新群众工作，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可如果能在基层解决的问题谁要花钱拼命告御状。这些年的维稳难道不是越维越乱吗？望高层不要忘了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不要怕群众，不要自掘坟墓。 强权压制上访，必定激化矛盾，作为人民的政府，理应“执政为民”以人为本。遗憾的是，有些地方不为人民服务也就罢了，更是人为设置民意诉求的“堰塞湖”，堵塞民意。正是这种压制和不作为，乱作为，把问题堆积发酵，最后造成矛盾激化。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让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让每个公民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畅通，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 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基层政府应身体力行“学法律、讲权利、讲责任、讲义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践踏法律，依靠强权压制上访，都可能激化矛盾，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前几年，在公安部的部署指挥下，经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福建等多地公安机关缜密侦查，备受关注的翟岩民、吴淦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又有最新进展：公安部部署指挥北京等地公安机关集中行动，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至此，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分工精细的涉嫌犯罪团伙浮出水面，其以“维权”“正义”“公益”为名、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之实、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种种黑幕也随之揭开。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维权”沦为了非法？我认为源于中央官僚，目前人民群众有冤上告到中央也是转回当地查处，这样的信访制度，中央无形中变成了违纪犯法分子的保护伞，中央官僚致使违纪犯法分子有恃无恐，有些地方官员竟说，你别说告到中央，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还得转回来当地查处。这也给律师违法维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人民有冤有处申，就不会与律师勾结违法维权的。 另外；目前的信访制度对中央自身也很不利的，中央领导人若看不到听不到人民的状况与一个眼瞎耳聋的人无异，下面人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有被架空的危险。现在的中国国家信访局不但当了中转局，还放任各地警察和官员在中国国家信访局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你说老百姓到何处说理？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当前真正引爆人民对党不满的是地方官胡作非为欺压百姓，“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要让所有官员都知道伤害老百姓就等于伤害党的道理。 官员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着党之形象，党中央决不能容忍地方官胡作非为欺压百姓。党中央也应知道伤害老百姓就等于伤害党自已的道理，为了党的政权稳定，中央高层应当密切联系群众，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对胡作非为欺压百姓的地方官必须严惩不贷。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