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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畅通民意诉求渠道，是社会稳定的根本陈中华：畅通民意诉求渠道，是社会稳定的根本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矛盾在增加，近年来，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已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存在缺陷。近年来，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维稳基金”，以“花钱买平安”进行“权宜性治理”，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了法律的作用。由此，产生出误导：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是不少地方出现过的行政实况。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加大人力、财力投入，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据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现在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面对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有时反而引火上身，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使政府处于敏感而脆弱的位置。 近年来，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社会矛盾冲突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利益矛盾不是政治矛盾，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很少。现在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有一份不稳定因素排查表，草木皆兵，把日常生活中许多正常的、与稳定问题毫无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列入，甚至有中学也列出一份长长的排查表，将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伙食的意见，也列为‘不稳定因素’。这些现象加起来，当然会感到不稳定威胁太多。实际上是“不稳定幻象”，是制造紧张空气、自吓并吓人。 应当看到：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心思稳。尽管中国不同利益群体呈现出更大差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用‘折腾’和‘动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目前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削弱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会使一些改革措施搁置，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应该转变政府职能，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仲裁者的角色；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要承认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并通过法规进一步加以规范。 社会管理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制度是否能容忍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就此而言，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单纯维稳，不解决具体的利益问题，是治标不治本，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高度尊重民意、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前提。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订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订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党群关系的亲疏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群沟通的渠道是否畅通。 作为党员尤其是基层干部，要敢于、乐于和善于与基层群众进行对话与交流，让群众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不断提高与群众平等互动、有效沟通的能力和本领。 一是要摒弃官气。群众工作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各级党政机关要砍掉“衙门门槛”，大力推进开门办公、挂牌上岗、服务承诺、首问责任制、办公公示制，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创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决心。 二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要搭建“网上连心桥”，紧紧围绕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工作的目标，开辟舆情汇集分析新渠道，让群众道理有处讲、怨气有处诉、困难有处反映、问题有处解决。 三是要正确引导群众的利益诉求。要通过民主的教育，帮助广大群众深刻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引导群众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化解民怨促和谐，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实现中国梦的热情。要善于靠真理的力量凝聚群众，靠感情的力量感召群众，靠人格的力量影响群众，靠艺术的力量感染群众。 四是要建立健全党群沟通机制。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的重要保障。 目前，基层在党群沟通方面还存在着沟通意识不强、沟通规则程序不明、沟通渠道不畅等问题，对此，基层党组织必须从制度建设上加以改进。只有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的党群沟通制度、监督制度、决策制度和考评制度，让群众有机会建言献策，党员干部才能在实际工作中降低决策偏差和失误，营造出心齐气顺、政通人和、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良好氛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中不让人民越级上访，我认为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目前，中国的官员不是由人民选举的，是上级安排的，造成只有上级才能管下级的制度，人民有冤时，没有上级的督促，是根本得不到解决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不接待越级上访的意见，看似是维持秩序，实则是给民告官等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分明是在打压告状，是‘恶官’的保护圣旨。民向上级告不了，你又怎么“追责”？更管不了官场‘抱团’腐败。不接待越级上访，何来的上访？不接待越级上访是把人往死里逼，不得越级上访是把人往反里逼。 不支持、不接待越级上访；这个文件是对人民群众的亵渎，是自我否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自�?耳光，是一个政党，一个政府自掘坟墓的体现。文件大言不惭的说要创新群众工作，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可如果能在基层解决的问题谁要花钱拼命告御状。这些年的维稳难道不是越维越乱吗？望高层不要忘了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不要怕群众，不要自掘坟墓。 强权压制上访，必定激化矛盾，作为人民的政府，理应“执政为民”以人为本。遗憾的是，有些地方不为人民服务也就罢了，更是人为设置民意诉求的“堰塞湖”，堵塞民意。正是这种压制和不作为，乱作为，把问题堆积发酵，最后造成矛盾激化。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让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让每个公民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畅通，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 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基层政府应身体力行“学法律、讲权利、讲责任、讲义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践踏法律，依靠强权压制上访，都可能激化矛盾，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前几年，在公安部的部署指挥下，经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福建等多地公安机关缜密侦查，备受关注的翟岩民、吴淦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又有最新进展：公安部部署指挥北京等地公安机关集中行动，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至此，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分工精细的涉嫌犯罪团伙浮出水面，其以“维权”“正义”“公益”为名、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之实、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种种黑幕也随之揭开。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维权”沦为了非法？我认为源于中央官僚，目前人民群众有冤上告到中央也是转回当地查处，这样的信访制度，中央无形中变成了违纪犯法分子的保护伞，中央官僚致使违纪犯法分子有恃无恐，有些地方官员竟说，你别说告到中央，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还得转回来当地查处。这也给律师违法维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人民有冤有处申，就不会与律师勾结违法维权的。 另外；目前的信访制度对中央自身也很不利的，中央领导人若看不到听不到人民的状况与一个眼瞎耳聋的人无异，下面人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有被架空的危险。现在的中国国家信访局不但当了中转局，还放任各地警察和官员在中国国家信访局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你说老百姓到何处说理？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当前真正引爆人民对党不满的是地方官胡作非为欺压百姓，“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要让所有官员都知道伤害老百姓就等于伤害党的道理。 官员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着党之形象，党中央决不能容忍地方官胡作非为欺压百姓。党中央也应知道伤害老百姓就等于伤害党自已的道理，为了党的政权稳定，中央高层应当密切联系群众，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对胡作非为欺压百姓的地方官必须严惩不贷。 政法公正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政法不公正，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政法机关俨然成为了权贵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政法机关本身。很显然，当政法机关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种情形持续久了，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因为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所以，政法如果不公正，社会就不会稳定。 近日，重庆一名39岁妇女持菜刀砍幼儿园儿童，导致14名儿童受轻重伤。据目击者向《联合早报》透露，该妇女被制服过程中大喊：“政府对我不公平！”。还有；2018年4月27日，陕西米脂县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恶性砍人案件。据了解，当天下午18点10分左右，正值学生们放学的时间，一名男子手持一把匕首冲入了放学的学生群中，对着周围的学生就是一顿乱砍，导致了19名学生受伤。截至到当天晚上23点，死亡学生人数已经上升到了9人，其中7名女学生，2名男生。2018年6月28号，上海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国的恶性持刀砍人案，涉及两名小学生身亡，7月5号，位于湖南省隆回县桃洪镇南松村又发生了一起恶性持刀砍人案，案中七名群众包括四名成年人三名儿童受到了犯罪嫌疑人罗某武的伤害，并且其中一名儿童丧身刀下。 2016年11月15日河北的贾敬龙因告不倒村霸而自己为民除害被法院杀死。山西的胡文海因承包煤矿失败，上访村支部人员贪污未果，而于2001年10月26日晚上持枪杀村干部及与之有过节的群众，致14人死亡。还有北京的杨佳因与警察纠纷控告无果于2008年7月1日在上海公安分局内杀死六名警察伤名警察和一名保安人员受伤。河南的范华培因拆迁补偿不公问题，于2016年5月10日持刀扎死三人，扎伤一人。2014年8月22日，山东的徐孝福因妻子去讨要安置房而死于龙口经济开发区政府办公楼下，儿子不知所踪得不到解决而放火焚烧公交车辆，造成无辜群众三人死亡、六人重伤、五人轻伤、五人轻微伤。 2016年1月5日，宁夏马永平因三十多万元的劳动报酬，经三年多的多方讨要无果而火烧公交车造成18人被烧死32人被烧伤。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早就不算是新闻了。前几年福建陈水总在公交车上烧人，成47人死亡、34人受伤。还有浙江公交纵火案。据媒体统计，2005年以来，中国至少已发生过15起公交纵火案，导致147个无辜者遇难。彻底点说，整个中国都成了一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公共汽车，其中原因都是凶手状告无门而滥杀无辜报复社会。政府维稳不维权的政策，导致恶性案件就会层出不穷，不但人民人人都会有危险，政府政法机关也难独善其身。 2011年5月26日上午，江西抚州发生三起爆炸案。爆炸时间分别为9：18、9：29、9：45——30分钟内发生3起爆炸案，先是检察院，接着是临川区政府，最后是临川区药监局附近。三点之间爆炸的时间前后相差最多20分钟左右。爆炸造成3人死亡。分别为区政府死两人，检察院死一个保安。2012年9月3日早晨8时许，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政府大院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是沟曲家村的村民曲华强，因公伤高位截瘫，由于相关部门对伤残事故处理不公，他多次上访维权无果。曲华强曾写道：“如果这样低要求都做不到，那我只有一个字——炸！” 当前，我国的法律已经被相当部分人从内心鄙视，不再相信它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也不再相信司法机构能够公平公正的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律成了戏子和婊子，只是有钱和有权人的玩物和木偶。既然法律给不了公正的说法，就出现了胡文海杨佳毕志新张扣扣等以自己的方式讨一个公正的说法，成了一种普遍的心态。虽然敢拿起刀的人仍然是极少数，但这并不表示当他们有条件拿起刀时，不会擦亮复仇的利刃。从网络和媒体披露的问题，以及耳闻目睹的现实看，司法界的贪婪和腐败触目惊心，从民事到刑事很难有十分干净的地方，而且还要自欺欺人一再麻醉正在越来越好。当人心都思佐罗的时候，法律成了空文，司法成了笑话，不正本清源光靠删文禁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法治社会追求的是权利公正、机会公正、规则公正、程序公正，而能不能实现这诸多公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公正。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任何社会，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说得简单一些，司法关乎人民的财产与生命安全。一旦司法失守，社会公正和正义就会荡然无存。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与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公众将公平正义的渴望更多地投向了司法的公正性。但在一些地方法院，由于利益驱动和监督缺失，司法腐败行为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潜规则”。近年来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吃了原告吃被告”，说的就是枉法的法官。一旦出现司法腐败，解决社会纠纷的法院就开始在制造新的纠纷。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甚至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又或者利用自己的某种关系解决纠纷，向“黑社会”求助，这将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两千多年前的《左传曹刿论战》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因为入选过中学语文课本。但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家恐怕都是初中生，或者是过分注重“一鼓作气”这样的战术问题，因而真正从战略高度领会其深意的并不多。话说当年齐国大军攻鲁，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来应战。庄公先说了两点：一是衣食这类养生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享受，一定把它分给别人。二是祭祀用的猪、牛、羊、玉器和丝织品，我从来不敢虚报夸大，一定按照实情相报。但曹刿认为这只是小恩小惠和小信用，据此并不能取胜。最后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我一定会按照实情处理。”曹刿这才放心：这是尽了本职的一类事情，可以凭借这一点去应战。许多人事后总结说鲁国之所以取胜，是因为鲁庄公采纳了曹刿关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战术理论，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了司法公正在凝聚民心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反面的例子是清末的多次对外应战。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要小看两个农民因一块屋地、一头耕牛所打的官司，更不要因为这样的官司很小就认为徇私枉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法官头顶上的国徽可不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而是提醒我们肩负关系到国家政权存亡重任的。 司法不公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司法公正关系到我们党的先进性能否保持、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一定要知道，谁伤害老百姓的人权就等于伤害党政权的逻辑。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对政法机关不公正的栽决，决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让司法机关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暴力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贪赃枉法的政法官员必须严惩不贷。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