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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不搞民主，党会累死陈中华：不搞民主，党会累死
官僚腐败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顽症，不仅久治不愈，而且愈演愈烈。所谓愈演愈烈，是指贪污的数额越来越大，动辄以亿计；腐败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从公权拥有者向更多行业蔓延。虽然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加以遏止，至今不但没有遏制住，还出现了为官不为，碌碌无为等“庸政懒政怠政”现象。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致命伤”，那么，庸官懒官则是党和国家的“慢性病”。不管是“致命伤”还是“慢性病”，都会危及到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庸官懒官使经济发展不起来，不仅极大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庸官懒官的存在，会不停地制造着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紧张和矛盾。当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越积越深后，容易形成十分危险的“政治堰塞湖”。 我认为：官僚腐败主要是用人制度上有问题，要真正解决官僚腐败问题，必须真正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民主就是个好方法，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官僚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控制官僚腐败，而一个坏的制度则会助长官僚腐败。我之所以提出中国应当实行民主政治制度，因为民主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体现对官员权利最有约束力、最能遏制官僚腐败的体制。 目前；党内有些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期稳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另外，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另外，党主民主，首先党中要有主，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由习近平担任党国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依照宪法统治中国。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 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 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令出中南海。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前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 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区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要被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状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 地方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的权力分开，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政权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 中央把国家执政权撑握好，把地方行政权交给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有序去竞争，地方官由党领导人民举选，中共不会失去国家执政权的。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