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陈中华：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一九四九年的10月I日，在一位巨人的庄严宣告声中，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00多年屈辱史的旧中国，开天辟地建立了第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的国门，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像一把把刀斧，如一重重绞索，使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华民族的命运，在风雨中飘摇。其间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苦苦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一次次求索，一个个“改良”和“变法”，都失败了。中国依旧专制、落后、贫穷。

洪秀全从西方借来了“上帝”、“天国”，但是太平天国却未能逃离王朝循环的窠臼;南海布衣康有为，梦想借皇帝之手扭转乾坤，不曾想连皇帝都自身难保;魏源、冯桂芝、郑观应、严复、谭嗣同、梁启超、邹容、陈天华……一串串闪光的名字，一颗颗救国丹心，记录了国人的自强和不屈，也记录了一串串徒劳苦斗的无奈。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然而，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之后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长夜难明赤县天”，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前途在哪里？

毛泽东从一教书匠到革命家，从农民领袖到军事天才，从“占山为王”到席卷神州、执掌国柄直至步上“神坛”、又“堕入凡尘”……毛泽东的一生，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负荷，对他的评价，自然也伴随着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顶礼膜拜者有之、全盘否定者有之、主张遗忘者有之、极力毁损者有之……

实际上，要消除争论，有一个比较省事的办法。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作为同时代人，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又会怎样？

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不会有“官”民亲如一家的红色苏维埃，更不会有“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豪迈气概；

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长征路上的四渡赤水，不会有爬雪山、过草地的惊世之举，更不会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盖世绝唱；

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来自窑洞的战胜强敌的持久战略，不会有为民族大义、孤身犯难的“挥手之间”，更不会有“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果敢论断；

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天安门城楼上的醒世宣言，不会有北抗南援、标志着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国敢于说“不”的壮举，更不会有“世上无难事，只要敢登攀”的雄浑气魄。

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以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或许这些成就也迟早会取得。然而，我们或许却没有机会欣赏到他深邃锐利的哲学思想、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欣赏不到他过人的凝聚力和伟大品格的感染力，欣赏不到他作为“世界级”伟人的超人魅力。

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人心离散、被列强用经济直至军事手段肆意蹂躏的中国。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中国有原子弹、氢弹守卫国门，有卫星傲视着世界，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第一次以从未有过的尊严和凝聚力，屹立在世界舞台。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中国持续了近百年的混乱，至少还要继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这样称颂毛泽东,“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则如是感叹：“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历史之流如黄河、长江，注定要东流入海。然而，没有了三峡的长江、不见壶口瀑布的黄河，又会失去多少壮丽，减少多少奔放？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智慧也是集体的结晶，然而，许多思想火花、精神火炬却是毛泽东独有的，正如三峡之于长江、飞瀑之于黄河！

因此，历史要感谢毛泽东，他用“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气概，推动了历史的激流。毛泽东也要感谢历史。因为后来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他飞溅的思想波浪才被导入流动不息而又平静的河段，更有效率地浇灌着两岸的沃土，也使静流中的人们，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回忆、欣赏那激流勇进、浪花飞溅的激情岁月，洞察那里蕴藏着的不安、躁动甚至残酷，同时也从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勇气、智慧和力量。

中国的历史成就了毛泽东，中国的历史离不开毛泽东。不管后来者怎样评价毛泽东，但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巨人，他是一个不朽的传奇！

1921年7月，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了一盏明灯。13名来自不同地区的年轻人，代表着他们的50多名同志，先聚集在上海、又集合在浙江南湖的一条小船上，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上海小楼、南湖游船的灯光，划破暗夜，洒向东疆西域、南岛北国，燃遍了赤县神州—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几乎不为人知，然而就在短短的28年后，“斧头劈开旧世界，镰刀割断旧乾伸”，他们把中国历史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陈独秀在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面前妥协了，致使幼年的共产党在蒋介石挥舞的屠刀前遭受了严重损失。仅在上海，3天内就有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短短两年间，各地被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有31万多人!

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革命的火种没有被扑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开始独自承担起中国新的民主革命的重任。秋收起义之后的毛泽东转入井冈山创建根据地，开始了土地革命。分得了土地的根据地人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共产党与苏区人民打成了一片。有一首歌谣唱道:“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红色区域随之迅速扩大，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了新中国的雏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个重要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它力量的源泉。

然而，王明却高喊使中共“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实行“关门主义”。他指责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也不承认人民战争的特点，主张单纯依靠主力兵团打“正规”战争，“全线出击”。结果在蒋介石步步为营的进攻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以及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苏区几乎全部丧失。红军挥泪告别了红区的父老乡亲，被迫走上漫漫征途。事实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毛泽东，从此把根深深地扎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

长征途中，当张国焘分裂中央、企图带兵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与人民革命的中心相脱离时，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的不是眼前的艰难困苦，而是东北沦亡，华北已是一片日寇侵略的狼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民族的利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带领红军继续北上，终于完成了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使革命圣地延安成了抗日救国的大本营和根据地，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活生生的事例使人们认识到，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砒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人们看到，当国民党四分五裂、无力征讨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时，是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与国民党合作，这成为第一次大革命的起点，以至于在有人反对与共产党联合时，孙中山气愤地说出；如果全体国民党人都这种态度，他就一个人加入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等共产党人更是冲锋在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国民党不惜炸开花园口大堤水淹百姓掩护军队退却、又蜷缩西南保存实力时，共产党的部队却在开往敌后，救民于水火。

当抗战胜利，国民党急于下山抢地盘、“摘桃子”时，中国共产党却在解放区让DRUM待喃的贫苦农民得到了祖祖辈辈渴望得到的土地。

当国民党给予外国势力种种特权、一心一意依靠外国人打内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却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谋求中国老百姓梦寐以求的和平……

从1935年到1948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扎根延安13年，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抗战初期，陕北窑洞里的共产党并没有吸引世界的关注

1935年的一个冬夜，瓦窑堡一间窑洞里。

油灯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此时，历尽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人数不到3万人。

这是一支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队伍，是一支衣衫褴褛甚至饥寒交迫的队伍。

抗战初期，敌我两大阵营，虽然都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战场对抗击法西斯的重要。可是，这支住在陕北窑洞里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吸引世界的关注。

国内的大批捐赠，像潮水一般涌向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重庆成了全国的战时政治、经济中心，吸纳了全国的财力。而共产党偏居延安一隅，穿衣吃饭都成问题。

国外的大批援助，都倾斜给了国民党。八年全面抗战，海外侨胞共计捐款13.2亿多元，侨汇高达96亿元。这些海外捐赠，绝大部分都给了国民党。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也普遍看好国民党政府。仅1940年，美国对国民党提供超过8亿美元和大量武器援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没有得到美援的一枪一炮。

抗战期间，甚至连苏联也将大量枪炮援助给了国民党政府。

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同样也没有将共产党这支队伍放在眼里。

然而，住在大城市里的国民党，和住在窑洞里的共产党，却在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中，地位与作用产生了鲜明对比。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将全国陆军整编成178个师，数量相当于侵华日军的3倍。然而，国民党正面战场22次会战，除台儿庄大捷等外，多以失利撤退告终。

我们不能忽视正面战场的一次次血战，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等国民党将领，带领官兵展现了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爱国情怀。然而，从整体上看国民党军队，有的打，有的撤，有的降，兵败如山倒。一年之内，2亿人口的国土曾相继沦陷。

与此同时，“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大捷、奇袭阳明堡等重大胜利。在1940年8月发动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日军遭到重创后惊呼：“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事实证明：在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在中国人民心中，中国共产党的名字，一天天响亮起来。

2、是什么改变了世界的目光，是什么决定了人民的选择

1945年7月15日至8月15日，沉浸在“灯红酒绿”中的重庆政府，仍然一片败绩：福建云霄县城沦陷、浙江金华县城沦陷、江西万安县城沦陷……在日寇锋芒已去、败局已定的最后一个月，国民党正面战场连丢18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敌后战场捷报频传：新四军收复扬中县城、八路军山东军区收复郯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收复山东武城县城……一月之内，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连夺16城。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腐败的作风锈蚀战斗力，是其重要原因。

相反，共产党的“毛泽东的思想作风”连国民党人士都为之赞叹。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前往延安考察，见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穿粗布衣、吃百姓饭，感慨赋诗：“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毛泽东的思想作风”不仅让人民看到了希望，也让世界看待共产党的目光悄然改变。

美国记者派西福拉斯在《1945年的延安》中写道：“如果预言说：在本年年底以前，延安会成为中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中心，也不算太轻率。”

作风连着人心。人心向背，影响着战争胜负，决定着政权兴亡。历史的镜鉴，就是对现实和未来的启迪。

3、从黄土高坡上的“关键少数”，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作家王巨才在散文《回望延安》中深情写道：“那是一个奋发的时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

贫瘠的黄土高坡，共产党人身上的“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魅力？也许，旁观者的描述最有说服力——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周恩来睡的是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从中发现一种独特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称作“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中华民族的“兴国之光”。

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前来慰问抗日将士。毛泽东在窑洞前，用自己亲手耕种的蔬菜招待陈嘉庚，总共才花费了2毛钱。而在两个月前，蒋介石在重庆隆重设宴款待陈嘉庚，一顿饭便花费了800大洋。两相对比，陈嘉庚十分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斯诺和陈嘉庚，正是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在共产党人身上。

延安革命纪念馆展览墙上，悬挂着当年被人普遍称颂的《延安的“十个没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叫花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十个没有”的“毛泽东的思想作风”，与当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重庆作风”，恰恰形成了鲜明对比。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宛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

一份1942年5月日本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重庆去的不到20％，投奔延安的则达80％。

“打断骨头还有筋，剥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剩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大批热血青年沿着泥泞小路，奔着宝塔山而来，汇集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延安，这座战前仅有3000人的小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1000多名知识青年到来……

4、“毛泽东的思想作风”的火种，给了共产党人“星火燎原”的力量

延安市北二道街，坐落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展馆内，悬挂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校训即是校风。抗大的校风也是“毛泽东的思想作风”的一个缩影，这所“造就成千成万的铁的干部”的著名军校，将“毛泽东的思想作风”的火种，源源不断播撒到广阔的敌后战场。

“抗大创建时‘一没教材二没校舍’，完全白手起家。”中央党校教授李庆刚说，“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抗大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这批干部奔赴前线，也将‘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带到了前线。”

抗大纪念馆负责人介绍，抗战全面爆发后，抗大办学达到了高峰期。抗大举办的八期学员班和12个分校共为抗战培养了10余万名优秀指挥干部。他们是十万粒火种，使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在敌后战场，哪里有共产党员，哪里就有“毛泽东的思想作风”。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是“毛泽东的思想作风”的宣传员、播种机。

冲锋，拼杀；流血，牺牲。从白山黑水到椰林黎寨，从东海之滨到滇西高原，“毛泽东的思想作风”燃起的抗日烽火在愤怒地燃烧……每一块根据地，都是一个“延安”的缩影。

“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就是共产党的作风。从左权、“狼牙山五壮士”，到彭雪枫、“刘老庄连82烈士”……每一个英雄名字背后，都是“毛泽东的思想作风”的生动注脚。

正是依靠“毛泽东的思想作风”的赓续传承，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越来越大，部队越打越强，从抗战初期的3万余人发展到抗战后期的120万之众，凝聚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磅礴力量。

5、有了“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共产党才有顶天立地的本钱

延安市市长梁宏贤的办公室，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毛泽东为八路军120师指战员讲话的照片，带给记者深深震撼。

照片中，讲台上放着一个泛起锈迹的搪瓷缸，毛泽东棉裤的膝盖部位，是两个大大的补丁……

作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作风，考验着一个政党的大是大非，决定了人民的立场和选择。

从国民党和共产党怎样对待两个“理财人”，人民看清了哪个政党值得信任——

一个叫孔祥熙，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调查资料显示，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美元中，有8000万美元直接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此人一直陪伴在蒋介石身边，直到国民党溃败台湾。

另一个叫肖玉璧，共产党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1941年12月，肖玉璧因贪污3050元，被判处死刑。尽管他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全身有90多处伤疤。但法纪如山，共产党绝不给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从共产党和国民党怎样对待两个“杀人犯”，人民看清了哪个政党值得拥护——

一个叫黄克功，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干部，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因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黄克功开枪把刘茜打死。事后，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愿戴罪立功战死沙场。毛泽东却为了教育党，教育红军，从严整肃军纪，将黄克功依法执行枪决。1937年10月，曾经参加长征的26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爱情纠葛枪杀了女学员刘茜。审讯时，黄亮出浑身伤疤，请求法庭免于一死，准其戴罪立功，战死疆场。毛泽东接到报告，给审判长雷经天复信：“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触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严格的纪律。”

另一个叫张灵甫，国民党高级军官。因枪杀妻子，激起了社会公愤，状纸直接递到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手中。在宋美龄的干预下，蒋介石下令交军事法庭严办，但最终又出面庇护，提前释放了张灵甫并委以重用。

一个政党，能不能有“顶天”的大担当，取决于有没有“立地”的本钱——人民的拥护与信任。正是依靠“毛泽东的思想作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最深厚的伟力。

6、抗战烽火见证，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讨论公粮征收工作。会议进行中，天气骤变，一个炸雷击中礼堂梁柱，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消息传开，议论纷纷，有位老乡借机发泄对公粮负担过重的不满，指名道姓地责骂了毛泽东:“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边区保安部门闻讯，认为这是一起严重反革命事件，要严肃追查，公开处理。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进行制止。他对保卫部门的同志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点儿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的对立面。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 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以后即在清涧县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就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话，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

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主宰历史沉浮的，始终是既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人心之水”。人心向背，才是历史兴衰转变的深刻答案。

丘陵起伏，树高林密。记者一行来到陕西铜川市照金镇田峪村，一方已经半塌、被浓密的蒿草掩盖的旧窑洞，曾是当年陕甘边区领导人习仲勋受伤后的藏身之所。

抗战初期的一天，习仲勋骑马返回根据地途中，被敌人击伤。村民余得海将习仲勋掩藏在自己家里疗伤……

“敌人悬赏80大洋捉拿习仲勋。习仲勋当时藏在我爷爷家，周围群众都知道，但没有一人去告密！”采访中，余得海的孙子余联盈告诉记者：年仅21岁便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一心为老百姓谋福祉，被乡亲们亲切称作“乡党主席”。他的伤情牵动着乡亲们的心，乡亲们悄悄送来自采的草药，对习仲勋的藏身养伤始终守口如瓶。

这并非特例。不论在延安，还是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建立了生死相依的鱼水深情。

1945年，新四军攻打淮阴城时，6万支前民工自发支援，奋战三天两夜，挖出了一条33里长的排水沟，赶在攻城前把淮阴城壕内的水统统放光，为新四军拿下淮阴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一心为了劳苦大众的共产党，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说。

相反，受贪污腐化影响，重庆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作风涣散，军纪败坏，同人民离心离德，这是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失利的重要原因。

1944年，国民党汤恩伯部40万军队抵挡日寇15万人进攻，结果不到1月便全部崩溃。据当时第一战区《会战之检讨》写道，汤部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其背离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7、接受“毛泽东的思想作风”洗礼，就是坚守我们的精神“根据地”

历史的硝烟早已远去。今天，我们回望抗战，一些被峥嵘岁月尘封的话语，仍然会敲击心扉，让我们丝毫不敢懈怠。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显得忧心忡忡：“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那个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渐渐好转”到“渐渐放下”，多少王朝帝国、多少王师劲旅，最终没能逃脱“历史周期律”。70多年来，这一历史担忧，一直如警钟长鸣，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共产党人。

抗战中期，美国新闻记者组团前往延安参观，回到重庆一致称赞：“延安干部亲民廉洁”。谁知，宋美龄冷冷地回答：“如果你们所说是实，那是因为他们还没尝到权力的滋味。”我们不能忽视宋美龄这句“刺耳”的话语，她质疑的是面对“权力的考验”，共产党能否保持“毛泽东的思想作风”？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让我们重温一下当年的本色——

抗战时期的一天，萧劲光来见毛泽东，发现毛泽东大白天盖着被子在炕上读文件。一了解，才知道毛泽东将仅有的一条棉裤洗了正放火盆上烤。萧劲光要去军需仓库给毛泽东拿一条新棉裤，被毛泽东果断制止：“共产党人不能为己谋私，一丝一毫也不能多占！”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作风失守是最严峻的危险”。让我们追问一下苏共的演变——

苏共早年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这是为什么？

1944年7月，素有“中国通”之称的谢伟思，作为“美国军事观察团”成员来到延安。他和同事们感到延安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这里“没有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贴身保镖、宪兵”，“没有失败主义”“没有厌战情绪”“没有政治闲谈”……正是这一系列“没有”决定了国共两党完全不同的结局。

国共两党、两军的博弈，也是作风的较量，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但早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盛赞这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陈嘉庚由此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一名国民党党员也承认“如果现在举行自由普选的话，80%的人都会投票反对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这也决定了“毛泽东的思想作风”是我党我军的独特优势。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经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方面的“没有”，明显是针对国民党统治区讲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人到沦陷区接收时，被称为“劫收”。民众讥讽那些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即只知道掠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更是腐败透顶，丧尽人心。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出的第一届院士81人中，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者仅有9人，滞留国外者12人，逝世1人，其余59人都选择了留在大陆。著名学者季羡林晚年回忆说：“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全国人民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