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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党中央的政令不畅，是中国的最大问题陈中华：党中央的政令不畅，是中国的最大问题
近日，央视播出的新闻专题片《一抓到底正风纪》，讲述了习近平主席对秦岭违建别墅的问题六次批示后才得以解决。“秦岭违建”本来是一个生态问题，但多年来秦岭北麓西安境内的违章别墅屡禁不止，甚至边禁边建、越禁越建，欺上瞒下，“胆量”之大让人咋舌。自2014年5月起，习近平主席先后六次就“秦岭违建”作出批示指示。在2018年7月的第六次批示中，习近平主席一针见血的指出：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的问题。 违反政治纪律，此风不刹，政令不通，此风不打，国将不国。说一套做一套，令不行禁不止，欺骗人民群众更是欺骗中央，让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受损这是对政治纪律最大的践踏。俗话说政通则人和，政通则国兴。政令不畅，小的说影响领导者的决策，大的说影响整个国家建设和进步，政令不畅可谓贻害无穷。严格的纪律，是我们党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全党逐渐形成了“党中央有令则行，动如猛虎；党中央有禁则止，稳如泰山”的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目前，国家大量改革措施在实行中，受到官僚阶层普遍的消极抵制，举步维艰，甚至仅停留在纸面上。过去40年，邓小平的“集体领导”只是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江泽民的12年是个不断集权的过程，但由于老一辈权势人物尚在，阻力很大。他只是在任期快结束时才成功，却又不得不到期下台。胡锦涛时代是真正尝试集体领导的10年，但结果是个“九龙治水” 各自为政的局面，形成大面积的官僚腐败，导致司法不公政令不畅，给国民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灾难和危害，幸好胡锦涛高瞻远瞩、胸怀博大、高风亮节，他从党、国家、军队事业发展全局考虑，下台时把党政军的权力一下子全部移交给习近平，使中国结束了以前的分权状态而向集权发展，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好。 当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在一些国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上，一些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其觉悟与普通百姓的觉悟相比，都显得格格不入，令人叹息。之所以出现屡屡违规和对抗中央政策，与一些地方官员在政治上追求假大空和为个人和班子政绩铺路有关。其他不可告人的某些相关利益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值得全党干部和全体政府官员认真查找和及时纠偏。 在政治学意义上，无论哪种解释都没有涉及“核心”的本质意义，即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客观上要求存在“核心”；缺少了这个“核心”，体制的运作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一般而言，“核心”也并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所需；任何组织和体制的运作，都要求存在权力“核心”。从原始部落社会的“首领”、封建时代的“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国家的“总理”或“首相”（内阁制）和“总统”（总统制），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核心”。探讨这样一个“核心”也历来是政治哲学和理论的核心任务。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孔孟的“贤能”、近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现代的各种政治领袖（内阁制和总统制）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产生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除了无政府主义外，很少否认权力核心的重要性。 十六大之前，中共的表述是“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六大之后改为“以胡锦涛为主席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一方面延续了这个提法，即“以习近平为主席的党中央”，但少了“领导集体”的概念。现在看来，十六大没有确立胡锦涛为执政团队的“核心”，非常欠缺考量，甚至有很大缺陷。当时的情况是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需要，因此特别强调“领导集体”，但对党内民主和领导核心之间的关系没有足够的认识，制度设计跟不上，不能在领导核心和党内民主之间实现制度平衡。结果，党内民主发展了，但权力核心不见了。没有权力核心，党内民主很快就演变成为顶层“分封制”，政治局常委“一人一块领地”，权力过度分散和制衡，结果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十八大之前，中国最高领导机构处于分权状态，被称为“九龙治水”，高层的权力涉及到9个常委，并且每人管一块。这种分权方式对中国来说很不好，每个常委在自己的领域拥有绝对权力，相当于高层的“分封制”，因此就出现了周永康徐才厚的例子。 第一，退休政治人物继续是实际上的执政主体，尽管退休政治人物总会想办法延续其政治影响力，但如果对现任领导产生过度的制约，体制就很难运作，退居“二线”的领导人积极干预甚至主导“一线”领导人，导致权力和责任的不一致性。第二，现任领导层不能形成有效的政策，更不用说是执行政策了。胡锦涛领导集体开始时也有宏伟的改革计划，但最后都是执行不力。第三，腐败盛行。尽管也有反腐败动作，但受党内既得利益的阻碍，反腐很难有效。第四，党内寡头政治形成，即官方所说的“团团伙伙”，如周永康、令计划、与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等。第五，党指挥不了枪。“党指挥枪”是共产党执政的核心。军中“团团伙伙”不仅导致了巨大的腐败，而且军队干预政治。第六，最重要的是没有人承担政治责任。任何政治体制都必须有人承担主要政治责任，承担政治责任是任何体制有效运作的要求。在十八大之前所谓的“集体总统制”下，经常出现集体决策导致无人决策，集体负责导致无人负责的局面。在权力过度分散的情况下，即使主要领导人想负责任，也经常无能为力。所有这些现象的存在和恶化，使得十八大之前执政党处于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权威，首先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8800多万名党员和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去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威，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1935年，遵义会议前，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导致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便焕然一新。正是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才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主席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邓小平主席也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准则》明确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政治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刻揭示，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的科学总结，对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从十年多前胡锦涛执政的时候，就开始多次呼吁中共中央设立主席职务，以确保中央权威和政令畅通，但因老人干政胡锦涛缺乏威信等原因没有实行，导致党内寡头政治形成，腐败盛行，出现了以政法中的令计划周永康和军队中的徐才厚郭伯雄等为首的误国害民的腐败分子，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终于明确了习近平主席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正式提出“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并写入全会文件。但是，我认为还不够具体，要有制席上的保障才行，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由习近平担任主席职务。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是统一的。党中央权威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全党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定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一定要有一个“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主席作为核心，这样才能凝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各位成员的智慧，凝聚各级领导干部的智慧，凝聚全党的智慧。全党都自觉向习近平主席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党中央就有权威，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