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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言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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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jpg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国家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


自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敌人的咒骂声。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为阻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步伐，竭力散布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西方宪政等种种思潮，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什么“专制”的、“不民主”的、“不合法”的、不符合“普世价值”的，挖空心思为否定、取消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造理论根据。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预言家们不断鼓吹“中共灭亡论”和“中国崩溃论”。然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被骂倒，相反不断壮大；中国不仅没有被唱衰，相反愈益强盛。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批驳他们的这些谬论，进一步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性、正义性、合理性、合法性，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对于维护全国人民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首先，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爱国者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翻开整部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自1840年起，我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许多政党与派别。各类农民起义组织、维新派、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各种军阀派系、他们最终都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而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只有中国共产党因其无比的先进性和彻底的革命性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因其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被人民所信任和拥护，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大多数人民当政的国家，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领导民主革命和后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过程中，都曾经犯过错误，有的还是大错误，今天仍然存在许多缺点、错误，今后也不能保证完全不犯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这些错误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和尊重。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始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凡是中国共产党犯过的错误，都是由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坦诚揭露和分析自己错误的党，在世界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另外，这些缺点和错误再大，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复兴已作出和正在作出的贡献相比，都是第二位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有勇于承认和善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精神，有极强的自我纠错机制和纠错能力，也有自我整顿、自我清理的传统。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搞过不少政治运动，其中有些由于简单化倾向严重，打击面过宽，负作用很大。但大多数运动的主旨，都在于防止党脱离群众、腐化变质，而且确实起到了拒腐防变的作用。事实反复说明，只要有这样的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


实现民族兴旺国家富强，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热切期盼，而实现民族兴旺国家富强的首要政治前提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近代以来，面对日益衰弱的国家，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面对陷入深重灾难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众多仁人志士曾为中华民族复兴而顽强奋斗，但都没有找到一条能使中华民族走出积贫积弱、不断强大起来的道路。历史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时代潮头。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富起来，并正在强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这些都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呼声，充分说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

　　　　　　　

失去共产党，中国会怎样？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妨利用当代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寻找一下可能的答案。所谓最前沿的技术，指的就是兵棋推演。兵棋推演，亦即计算机战争模拟，已经成功运用于现代军事领域。我们可以作些修改，生成一款《国家政治推演》软件。我们先在《国家政治推演》软件上设定一组条件，然后启动程序。不出一个小时，结果就有了。我们可以十分生动地在电脑屏幕上看到失去共产党后的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现在介绍推演过程如下：


2046年的一天，阴，西风八级。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突然宣布解散。更令人意外的是，第二天一早，中华大地上一下子冒出数百个小型政党，一个省就七八上十个。我们最先看到，山东一个名叫泰山党的，它迅速控制了山东的行政权力；再看山西，那里是太行党势力最大。果然，它把山西政权收入囊中。同一时刻，广东珠江党，湖南洞庭党，北京燕山党，上海浦江党，重庆山城党，由于它们的相对强势，均顺利取得本地政权，其它各省的行政权力，经过几番争夺，最后也各有其主。随后，各省掌权党派在巩固地方政权的基础上，试图谈判组成全国联合政府。经过数周激烈谈判，终因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各党之间争权夺利互不相让。最后谈判归于夭折，不欢而散。谈判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有象共产党那样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能将各党各派团结在一起，能把十三亿人凝聚在一起。这种先天不足，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我们继续推演，我们看到谈判失败后的中国，各省经济纠纷迭起，对国有资产的追逐和争夺逐渐趋于白热化。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南水北调、三?{电力、高铁网络、四大银行等等这些全国性的大型资产都会牵涉到各省产权归属，债务分担，利益分成的重大问题。结果矛盾重重，达不成协议。很快，西气东输停了，西电东送断了，北煤不南运了，南水不北调了……。这下民众生活全乱套了。


不知道大家经历过停电之苦没有，停电一天，小区里就怨声一片。如果停电一周呢？一个月呢？估计很多人会疯的。还有更难受的：停水！一天无水，可以买瓶装水。一周无水，你就抓狂了。停水一个月呢，你不敢往下想。如果停电停水一起来，再加停气断煤，你和家人还有活路吗？ 


继续看推演。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国家政局这会儿十分混乱，地方党派势力割据，经济停摆，民生无以为继。当兵的看在眼里，也无心当兵了。大多士兵陆续离队，回家担水劈柴与妻儿老小共渡难关去了。南沙驻军撤回来了，建好的?u子别人占了；钓鱼岛没人巡航了，日本人趁机上岛搞开发了。台湾此时看准时机宣布独立了；内蒙、新疆、西藏的分离分子，也紧锣密鼓，步其后尘，相继独立了。 这还不算最严重的，为了耕地和水源，河南湖北边界的老百姓发生械斗了，两省民兵也介入了。后来驻军也被卷进去，局势越来越失控了，坦克大炮飞机都出动了。终于，战火逐渐蔓延全国。周边敌对国家喜出望外，明里暗里介入其中。


特别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尤其积极。终于，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的相同命运降临到中国头上。只见809000后们正拖儿带女去逃难。为数不多，行动不便的70后老人被遗弃在家中任其自生自灭。席卷全球的难民潮一波一波地冲击着全世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中国人民大声呼唤共产党的归来，但时过境迁，为时已晚。逃难的人群约有三亿之众，最终被各国收留的只有三千余万。其余大部分，都消失在大海中，消失在沙漠里，消失在逃难的漫漫路途上。留下的十亿人，冻死、饿死、病死、化作炮灰的数以亿计。所幸，数年之后，内战终于停止。但这时的中国已经国破家亡，四分五裂，成了一个只有两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四流国家。一个曾经强大富裕的国度在人类历史上走完了它的最后历程。 


推演到此结束。这决不是VR虚拟现实，这是失去中国共产党的必然结果。这样的后果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无法承受的。这也是美国日本翘首以待的。虽然推演的结果并不一定和实际情况完全相符，但大体还是可信的，若想避免这种结果出现，除非现在就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年轻人教育。


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我们作为老百姓的应对之策人们可以不为共产党过去的丰功伟绩唱赞歌，但必须坚决避免失去共产党的可怕后果。即使你不愿承认共产党曾经是我们父老先辈的大救星，也必须承认是我们子孙后代抵挡战祸的防火墙。坚定地拥护共产党，爱护共产党，帮助共产党，让他伟大的旗帜永不褪色，永远飘扬。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还有，当前，公知、精英、带路党天天“要民主，要自由”，但是假如中国真的实现西式“民主”了，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推测一下：


第一阶段，一年之内：假如中国现在立马实行西方的“民主”多党制的话，以下应该马上发生。第一：每个民族都会至少有一个政党。第二：每个省至少有一个政党。第三：不同的宗教也会至少有一个政党，宗教信仰一样不同民族也会有不同的政党。第四：全国会分为亲日派、亲美派。亲俄派，亲欧派。亲土耳其派。亲罗马派......你能数出来吗？这些个政党如果选举的话，不出意外应该是汉族政党执政。政策不会执行，也不会形成，因为大家都在吵架。......


第二阶段，三年之内：少数民族觉得他们在政权里没什么地位，他们的政党马上就会产生独立建国倾向。并且极大有可能会产生极端独立势力，在全国搞恐怖活动。在联合国干涉下会逐步形成以下情况。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广西都有可能独立，可能性很大。东三省也可能自治。华北可能自治。华南可能自治。云南可能并入越南。四川、重庆独立。中部几个省自治。上海可能变成国际都市。北京沦落，因为没有水。海南岛独立，台湾岛彻底独立，香港彻底沦落。......


第三阶段，十年之内：为了水，各个自治省会发生战争。资本大量逃离，寻找安全的地方。工厂大量倒闭，失业人数剧增。粮食价格暴涨，人口由于战争和饥饿会锐减。包括死亡和逃离会有上亿人。战略资源价格暴跌，为了换取一点外汇。依附于各个势力的国内带路党会各自划分势力范围，为了各自的利益战斗，鱼肉治下的人民。这是什么景象，民国军阀混战的景象。......

　　

第四阶段，二十年之内：中国在这些人的混战下正式分裂为七块论。西方所谓“民主”的目的达到了。......


结局：或许中华再出伟人。否则将永远沦丧，问题是，上天还会给我们一次机会吗？但是最普普通通的劳苦大众全是生活在水生火热的境况里，这就是他们的“民主”吗？！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可能真的会成为一个危险的现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又紧迫的话题。所以，我们应该认真讨论一下这个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这事很重要。目前的中国；国家稳定，政权稳定，社会稳定，人民生活稳定。这些稳定，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从这些稳定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执政是有能力的，领导是正确的，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当然；人无完人，什么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的，中国人民发现中国共产党有错误，要及时给中国共产党指出，让中国共产党改正，决不能搞革命。革命不利于人民的生活，也绝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革命时期，国共内战，国民党伤亡了很多人，共产党也伤亡了很多人，平民直接死于战争的人更多，这可是都是我中国自己人！1、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军47.2万余人，其中毙伤国军官兵5.68万人，俘虏32.43万人，反正及投诚6.49万人，起义2.6万人，俘虏国军少将以上高级军官186名。（解放军阵亡14009人，伤53328人，失踪1874人，共69211人）2、平津战役：共歼灭、改编国民党军52.1万人，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余人。（其中平津战役纪念馆有解放军方面阵亡名单6639人）3、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中，解放军阵亡25954人，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合计136524人。国民党军被俘320355人，毙伤171151人，投诚35093人，起义改编28500人。双方伤亡比为4.06：1。由以上资料可见，三大战役中，解放军方面共伤亡24.4万人，其中阵亡4.66万人；国民党方面估计总伤亡25万左右，阵亡人数应该在5-7万人左右（基于国方是败方，伤员救治条件远差于解放军方而估算）。解放战争的伤亡情况估计；由于战争跨度大，自然难以估计。只能根据三大战役情况推算。据官方记录，解放战争共消灭国民党军807万人，其中毙伤171万人，根据上面经验推算，其中阵亡约30万人左右。解放军方面伤亡人数大致一样。估计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军共有300多万人伤亡，军人死亡60多万人。平民直接死于战争的人数估计在50-100万之间。


所以：革命不利于人民的生活，革命也绝不利于国家的发展。革命是一种暴力夺权和抢夺财产重新分配的极端行为，中国每次革命政权更迭，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巨大的人物损失。远的不说，就拿近代来说，国民党革了清朝政府的命，共产党革了国民政府的命，搞革命打内战，死了大量同胞，也损失了大量财物，最终还是一样回到了原点，政府照样官僚腐败，人民照样贫富不均，司法照样不公不正。所以以后：人民决不要相信搞革命推翻政权能带来幸福。


一个爱国爱民有良知理性的人，对执政党有意见，应该以和平的方式向其提出，决不能搞游行示威什么的，也不能里通外国用暴力方式捣乱，更不能自由无主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战争和内乱只会让社会倒退，什么都得重新再来一遍．受害总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也是国外反动势力为什么要瓦解中国的根本原因，天天乱纷纷，谈何发展，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全囯人民一定要有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要吸取中国国民党失败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权，要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要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全心全意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时刻关心人民疾苦，决不能犯官僚主义，更不能腐败，对官僚腐败的党政干部，一定要严惩，决不能手软，对人民提出的诉求，要及时解决，决不能拖拉不管。得民心得天下，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要取得民心，才能长期执政。 


另外，俗话说政通则人和，政通则国兴。政令不畅，小的说影响领导者的决策，大的说影响整个国家建设和进步，政令不畅可谓贻害无穷。严格的纪律，是我们党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毛主席的名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就是对这个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的概括和总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长期斗争中，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建设。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虽然几经变化，但“一切行动听指挥”始终位居“三大纪律”的首位。“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又多次指挥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并强调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全党逐渐形成了“党中央有令则行，动如猛虎；党中央有禁则止，稳如泰山”的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近日，央视播出的新闻专题片《一抓到底正风纪》，讲述了习近平主席对秦岭违建别墅的问题六次批示后才得以解决。“秦岭违建”本来是一个生态问题，但多年来秦岭北麓西安境内的违章别墅屡禁不止，甚至边禁边建、越禁越建，欺上瞒下，“胆量”之大让人咋舌。自2014年5月起，习近平主席先后六次就“秦岭违建”作出批示指示。在2018年7月的第六次批示中，习近平主席一针见血的指出：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的问题。


违反政治纪律，此风不刹，政令不通，此风不打，国将不国。说一套做一套，令不行禁不止，欺骗人民群众更是欺骗中央，让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受损这是对政治纪律最大的践踏。俗话说政通则人和，政通则国兴。政令不畅，小的说影响领导者的决策，大的说影响整个国家建设和进步，政令不畅可谓贻害无穷。严格的纪律，是我们党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全党逐渐形成了“党中央有令则行，动如猛虎；党中央有禁则止，稳如泰山”的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习主席曾在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提出，要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各部委各地政府要“在各项工作中毫不动摇、百折不挠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打任何折扣，不耍任何小聪明，不搞任何小动作”。然而，就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国家中医药法规定的开办中医诊所备案制，工商登记一址多照，小区和单位打开院墙，禁止拦访截访等中央惠民的好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律，不但得不到实施而且还变本加厉。上述事例，只是我自已亲身经历的一部分而已。至今尚未被曝光，依然还在明里暗里运作的，比之已经被曝光的，不知还要多出多少倍。就如同冰山隐藏在水面之下的部分，总是比露出水面的部分要大得多一样。近些年来，新闻媒体频频曝光某些地区、行业和单位，以多种形式和手法，违抗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政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心所欲，另搞一套的典型事例。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事例大有日渐增多、愈演愈烈之势。


目前，国家大量改革措施在实行中，受到官僚阶层普遍的消极抵制，举步维艰，甚至仅停留在纸面上。过去40年，邓小平的“集体领导”只是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江泽民的12年是个不断集权的过程，但由于老一辈权势人物尚在，阻力很大。他只是在任期快结束时才成功，却又不得不到期下台。胡锦涛时代是真正尝试集体领导的10年，但结果是个“九龙治水” 各自为政的局面，形成大面积的官僚腐败，导致司法不公政令不畅，给国民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灾难和危害，幸好胡锦涛高瞻远瞩、胸怀博大、高风亮节，他从党、国家、军队事业发展全局考虑，下台时把党政军的权力一下子全部移交给习近平，使中国结束了以前的分权状态而向集权发展，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好。


当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在一些国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上，一些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其觉悟与普通百姓的觉悟相比，都显得格格不入，令人叹息。之所以出现屡屡违规和对抗中央政策，与一些地方官员在政治上追求假大空和为个人和班子政绩铺路有关。其他不可告人的某些相关利益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值得全党干部和全体政府官员认真查找和及时纠偏。


在政治学意义上，无论哪种解释都没有涉及“核心”的本质意义，即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客观上要求存在“核心”；缺少了这个“核心”，体制的运作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一般而言，“核心”也并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所需；任何组织和体制的运作，都要求存在权力“核心”。从原始部落社会的“首领”、封建时代的“国王”、帝国时代的“皇帝”到近代国家的“总理”或“首相”（内阁制）和“总统”（总统制），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核心”。探讨这样一个“核心”也历来是政治哲学和理论的核心任务。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孔孟的“贤能”、近代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现代的各种政治领袖（内阁制和总统制）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产生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除了无政府主义外，很少否认权力核心的重要性。


十六大之前，中共的表述是“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六大之后改为“以胡锦涛为主席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一方面延续了这个提法，即“以习近平为主席的党中央”，但少了“领导集体”的概念。现在看来，十六大没有确立胡锦涛为执政团队的“核心”，非常欠缺考量，甚至有很大缺陷。当时的情况是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需要，因此特别强调“领导集体”，但对党内民主和领导核心之间的关系没有足够的认识，制度设计跟不上，不能在领导核心和党内民主之间实现制度平衡。结果，党内民主发展了，但权力核心不见了。没有权力核心，党内民主很快就演变成为顶层“分封制”，政治局常委“一人一块领地”，权力过度分散和制衡，结果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十八大之前，中国最高领导机构处于分权状态，被称为“九龙治水”，高层的权力涉及到9个常委，并且每人管一块。这种分权方式对中国来说很不好，每个常委在自己的领域拥有绝对权力，相当于高层的“分封制”，因此就出现了周永康徐才厚的例子。


第一，退休政治人物继续是实际上的执政主体，尽管退休政治人物总会想办法延续其政治影响力，但如果对现任领导产生过度的制约，体制就很难运作，退居“二线”的领导人积极干预甚至主导“一线”领导人，导致权力和责任的不一致性。第二，现任领导层不能形成有效的政策，更不用说是执行政策了。胡锦涛领导集体开始时也有宏伟的改革计划，但最后都是执行不力。第三，腐败盛行。尽管也有反腐败动作，但受党内既得利益的阻碍，反腐很难有效。第四，党内寡头政治形成，即官方所说的“团团伙伙”，如周永康、令计划、与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等。第五，党指挥不了枪。“党指挥枪”是共产党执政的核心。军中“团团伙伙”不仅导致了巨大的腐败，而且军队干预政治。第六，最重要的是没有人承担政治责任。任何政治体制都必须有人承担主要政治责任，承担政治责任是任何体制有效运作的要求。在十八大之前所谓的“集体总统制”下，经常出现集体决策导致无人决策，集体负责导致无人负责的局面。在权力过度分散的情况下，即使主要领导人想负责任，也经常无能为力。所有这些现象的存在和恶化，使得十八大之前执政党处于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权威，首先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8800多万名党员和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去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


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维护权威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始终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873年，恩格斯发表著名的《论权威》一文，认为权威和服从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确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都必须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利用这个权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并运用这个政权去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仅革命权威、政治权威具有重要作用，个人权威、领袖权威同样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威，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1935年，遵义会议前，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导致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便焕然一新。正是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才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主席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邓小平主席也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准则》明确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政治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刻揭示，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的科学总结，对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从十年多前胡锦涛执政的时候，就开始多次呼吁中共中央设立主席职务，以确保中央权威和政令畅通，但因老人干政胡锦涛缺乏威信等原因没有实行，导致党内寡头政治形成，腐败盛行，出现了以政法中的令计划周永康和军队中的徐才厚郭伯雄等为首的误国害民的腐败分子，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终于明确了习近平主席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正式提出“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并写入全会文件。但是，我认为还不够具体，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确立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是及时的必要的，符合党、国家、军队、人民根本利益，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主席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实现了党和国家事业的继往开来，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事实上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确立习近平主席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全体党员的郑重选择，是众望所归、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是统一的。党中央权威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主席的核心地位。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全党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定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一定要有一个“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主席作为核心，这样才能凝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各位成员的智慧，凝聚各级领导干部的智慧，凝聚全党的智慧。全党都自觉向习近平主席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党中央就有权威，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我认为；解决政令不畅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习近平主席集权，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让习近平担任党国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和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


有人说，在现代社会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多党轮流执政。其实这是一种任意的夸大和欺骗，甚至是有人恶意伪装。我们以美国为例，首先我们说美国从来不是多党轮流执政。即使以美国包装出来的伪装来看。美国主要就是两大党派。很多时候，一个党的总统可以连续多任。实际上美国的总统更多的时候并不代表自己所在的党派。而是利用一个党派来取得自己的任职资格。因此一个政治家改换党派很正常。但是美国总统并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议院比美国的总统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制定法律的权力。而美国的议院很少一党独大，而是多数情况下，必须两大党派合作。也就是说在制定法律方面，其实这两个党大多时候是一致的。美国两院还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法院比参众两院还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力和法律的裁决权。可以说美国的权利核心就是美国的宪法，它的权力支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司法，掌握在司法体系主要有法院、监狱、军队；二是立法，掌握在议院体系，主要包括制定行政法律、核定行政编制和经费、对行政人员进行检察；三是执法，掌握在行政体系，主要有总统、国务院、军队参谋总部。因此事实上，在美国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美国宪法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过是这一个党中的两个派而已。


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搞民粹式民主。以美国为例，其政治体制不过是准君主制的改良形式。英国和日本至今仍然是君主立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化的历史。令人感概的是，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最后的负责人。同时，人民也需要委托一个权威的问责人。将这件事情交给人大和政协早已证明是不靠谱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什么集体领导。中国共产党应当设立主席职务并担任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领导人民选官立法，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


现在；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期稳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另外，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另外，中共有一个相关的认识误区：实现党组织对社会的“全覆盖”，就是加强了其执政的基础。效果可能正相反。庞大的组织系统和庞大的党员队伍中的任何一个弱点都是党的污点，无限扩张的党权所带来的是党的无限责任。而且这种无限责任随着党组织和党员向着越来越多的领域延伸，也延伸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即使党的上层精英有励精图治的决心，大刀阔斧地反腐和整党也许可以一时遏止腐败的蔓延，却无法断绝腐败的根源——无所不在的党权。而那种无所不在的，“群众身边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无时无刻不在给整个党抹黑，无时无刻不在侵蚀党执政的合法性。结果是，共产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它领导的结果；老百姓理所当然地认为天下所有的坏事，都是共产党干的——至少它要负责。


最近中共中央建议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是必须必要的。稳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而国家领导人则是保持政权稳定的关键，保证政权长期稳定对中国意义非同寻常。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的形成和成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奥巴马在他卸任前说，和八年前相比，他是一个更合格、更有能力的总统。但任期到了，必须下台。这不能不说是人力资源的浪费。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更能克服这个缺陷。西方的民主国家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国家的大政方针要靠周期性的选举来汇聚民意而定，而且每届政府都有变化，造成政策缺乏连续性和政客的短期行为。在社会分裂，共识不再，政党为斗争而争斗的情况下，很难产生有效的政策和得力的领导。中国将直到2050年的发展都规划好了，所需要的是强大的执行力，持续而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正是成败的关键。所以，政权长期稳定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保障，政权必需保持长期稳定，才能快速实现既定的目标。


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一直管到区县乡镇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污吏还要受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个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状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要知道；不管任何人侵害老百姓的人权，都是等于侵害党的政权之道理，对欺压人民的党政官员必须严惩不贷。地方官完全可以由党领导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的权力分开，中央把国家的执政权撑握好，把地方行政权交给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有序去竞争，地方官由党领导人民举选，中共不会失去执政权的。省市县区乡镇的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不贪不懒地为人民服务，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二.劝富豪济贫民杀贪官除国害，是中国党和政府的第一要务。


新华社客户端；2019年1月25日下午，长春市红旗街万达购物广场发生爆炸，致1人死亡、1人受伤。案件发生后，在公安部和吉林省公安厅指挥下，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抽调200余名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侦破工作。通过提取现场遗留未引燃爆炸物上的DNA比对，综合现场勘查、调查走访，并与提取到的视频监控相互印证，最终确定现场死亡男子郭某涛（男，1962年9月出生，江苏省人）系本案犯罪嫌疑人。经查，犯罪嫌疑人郭某涛身患癌症，悲观厌世，在松原市将与其有经济纠纷的男子谷某某杀死后，于1月25日中午驾车来到长春市，在红旗街万达广场炸毁其停在地下停车场的小轿车，随后在公寓楼30层租住房内引爆自制爆炸物身亡。


2019年1月8日中午，北京人的《法制进行时》官方微博突然刊发了一则令人震惊的突发消息，报道称，上午11时左右，北京西城区宣师一附小有人持械行凶，有20名孩子遇袭，其中三人伤势严重。


2018年的上海，重庆，湖南，陕西等地发生了针对学生的暴力事件，2019年刚开始，连首都北京也不能幸免，这样的故意伤害学生案还有多少，在网上搜索关键词“故意伤害学生案”，会发现仅被公开报道的资讯就有200多条。


2017年12月20日早上7时10分许，西安一初中生持菜刀砍伤4名同学被老师控制住，公安介入调查。北青网百家号；2017-12-29.安徽怀远县一小学副班长受贿几万元 逼迫其他学生吃屎喝尿。


2016年发生8大校园暴力事件，1：甘肃女生6分钟被打38记耳光2：重庆女生太邋遢被5同学围殴打成十级伤残3：江西永新女生遭围殴 1人被刑拘4：四川一未成年女生被同龄人扒衣拍裸照5：福建南安两初中女生暴力3分钟小学女生被扇25巴掌6：福建永泰初三男生遭围殴脾被切除 此前被同学欺凌4年7：安徽怀远火星小学副班长逼同学喝尿事8：漳州芗城7女3男扒光一女生20多个学生围观。


2015年10月25日21时18分许，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北区学生宿舍发生一起本科生持刀砍人事件。


2014年9月3日，在湖北省十堰市一男子持刀闯入校园，致3名学生死亡，6名学生受伤。9月26日6点20分，广西灵山县平山镇古朴小学4名小学生在上学路上被一名中年男子砍杀，造成3名学生当场死亡，1名学生送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


2012年9月21日，被指“因病医治不好并悲观厌世”的吴业昌持柴刀在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制造惊世血案，对当地“红苹果”午托内一群小学生进行疯狂砍杀，这宗震惊社会的惨案导致3人死亡、13人负伤。


2010年（1）5月12日8时左右，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一私人幼儿园发生一起凶杀案，9死11伤。 （2）4月30日上午7点40分，山东省潍坊市王永来(男，45岁)骑摩托车强行闯入学校院内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并抱住2名学生点燃，王永来被当场烧死，5名受伤学生被送医院。（3） 4月29日，江苏泰兴男子幼儿园内砍伤32幼儿。（4）4月28日，广东雷州男子砍伤16名小学生。（5） 4月12日，广西合浦男子砍死8岁小学生。（6）3月23日，福建南平男子郑民生，杀死8名儿童、重伤5名小学生，制造南平惨案。


据2006年至2018年以来不完全统计，因极端困难和沉冤难雪、积怨难化解等问题，而先后引发影响强烈的滥杀无辜报复社会性的焚烧公交车、炸法院、袭警等群死群伤的恶性极端血案三十多起，造成伤亡七百多人，其中死亡二百多人。这些重大悲剧的连续不断发生，不仅严重威胁着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群众心理恐慌，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更是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在基层的执政基石，也是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严重失察失职了。但是，事后从未见过如何追责问责的报道。


最为惨烈的共有5起，其中，以2006年1月16日钱文昭携炸药到法院一次炸死炸伤27人，由于事发春节前夕敏感时段，所以倍受关注，影响巨大。2013年6月7日陈水总焚烧公交车一次伤亡82人，由于伤亡人数多，所以最为突出和最为典型。


北京西城区宣师一附小发生20名孩子遇袭后，又见官民一致呼吁加强学校安保，一致谴责那些向孩子施暴的人，所谓冤有头债有主，谁给你们带来了不公不平的伤害你们找谁去，挑选孩子或者只乘得起公交车的底层下手，不但在人间万死难辞其咎，在地狱还有你漫长的刑期！


这些谴责的人也不想想，戒备森严层层安检的最高人民法院里案卷为什么能丢失?其实，制造矛盾的人往往都是戒备森严层层安检的地方，能进得去吗?我看不要总把责任推到那些不畏死而滥杀无辜的人身上，应该想想是谁把它们逼成亡命之徒的？据网传，2018-10-26重庆女子砍杀学生事发现场的人士追问该女子为什么这么做，回答是“XXX对她不公”。于是，才将报复的屠刀对准孩子。


另外，目前的学校已经“全封闭”甚至“军事化”管理了，还能怎样加强呢？就算建起五米高墙披上铁丝电网武警持枪上岗进出安检扫描，这位在校园里从事后勤工作的行凶者就找不到锤子了吗？孩子们就能躲得过那些喜欢针扎的“教师”了吗？就能逃得过喜欢“嫖幼”的权贵和喜欢猥亵的校长主任们了吗？


毒跑道诱发血液与免疫系统疾病的群体伤害就能减少了吗？价高质次的食品就进不到学校垄断的超市了吗？食堂里就没有发霉的米面变质的肉肠了吗？


问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应该清楚的得出结论，这些“问题”都不是严防死守加强安保能够解决的，反而会因为画地为牢屏蔽了家长与社会的监督，让这一切“问题”的发生都变得更加容易甚至更加持久、更加变本加厉！


医院里伤害医生护士的事件频发，有些脑残也呼吁加强医院安保，甚至要武警站岗要医护配枪，但我相信，如果开一大堆明明可以用廉价药品替代的名牌进口药物，做手术到一半强迫患者加钱增项，遇到送来的急诊没钱交押金眼睁睁看着他咽气，就算医生坐在坦克里诊病，护士钢盔防弹衣全副武装，我想“你”也能找到泄愤的机会。


稍微具备点正常思维的人都能推测出这样做到底是真的能够保障医护安全了还是会加剧发生悲剧的概率！


无论是养生产品还是保健产品，不管是P2P诈骗还是传销骗局，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脑残到了只骂黑心商、诈骗犯的？


如果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电视台循环播放，中华龟精、鸿茅毒酒之类的东西能有做大的机会吗？e租宝理财、P2P理财之类的骗局能有成功的可能吗？


无数的历史和过往的经历都清楚的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只要那个促使犯罪的“罪源”还在，“同样”的犯罪现象就不可避免。


贫富差距加大会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削弱党的执政基础，阻碍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会引起政权的更迭。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突破4000美元，但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却比较突出，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判断，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上必须尽快突破的关键障碍。


贪官的存在，会不停地制造着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紧张和矛盾。当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越积越深后，容易形成十分危险的“政治堰塞湖”。国民党政府的时候是官场腐败，社会其他方面：学界、文化、新闻以及工商企业没有全腐败，所以政权被推翻了，社会还有救。而现在，各行各业都腐败，而且已经见怪不怪，连小学生都知道要家长给老师送礼，以便对自己好一点，如果这样下去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据2008年至2018年以来不完全的统计，因极端困难和沉冤难雪、积怨难化解等问题，而先后引发影响强烈的滥杀无辜报复社会性的焚烧公交车、炸法院、袭警等群死群伤的恶性极端血案三十多起，造成伤亡七百多人，其中死亡二百多人。这些重大悲剧的连续不断发生，不仅严重威胁着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群众心理恐慌，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更是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在基层的执政基石，也是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严重失察失职了。但是，事后从未见过如何追责问责的报道。


其实，每一起恶性极端血案悲剧，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这每一个走极端的人，都是经历了维权或求助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长久过程。据人的求生欲望，在面临陷入生死悠关的境况时，但凡是党和政府及社会能有人给予他们一点生的希望，他们都不会去走极端结束自己的生命。为此，党中央需要有更多的反思，众多走极端的人作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必须给予他们表达诉求，挽回损失的合法渠道，和必须给予他们应有的优惠和扶持，对他们的问题和困难应当给予解决，而不是事后如何“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这其中任何一起恶性极端血案悲剧的发生，都给社会造成了特坏影响，但是根据目前新官普遍不理旧事，和村、乡镇、县三级官员普遍都是好人主义，谁都不愿意得罪强势者，去为弱势者主持公道，以及各种“官民对立”的“敌我矛盾”和社会的各种尖锐矛盾，都是越积越深，无人去化解，特别是恃强凌弱，更是无官敢问了。从这些事实来看，却是无人能从这些恶性极端血案悲剧中吸取教训，不考虑如何着重预防“法外施暴的自力救济”的持续发生，这是很危险的。


“小事拖大”是众多恶性极端血案悲剧一再反复重演的主要原因，“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或者“我就给你一个做法”，这是近十多年以来众多恶性极端血案悲剧的明显信号。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固然不对，而党政司法如果能认真切实给予底层百姓表达诉求，挽回损失的合法渠道，能认真切实善待社会底层极端困难人员，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给他们以温暖和希望，他们都不会去走极端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只有实现公平正义最大化，让老百姓有表达诉求，挽回损失的合法渠道，确保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让老百姓活得有盼头、有滋味，党政司法才是称职的。否则，如果让他们依法维权，却被依法保得债台高筑、妻离子散、家败人亡、断子绝孙，如果让他们苟延残喘，度日如年，生不如死，这一定是党政司法失职犯罪了。在这种状况下，即使装上再多的监控、布置再多的警力、进行再严格的安检，都避免不了各种恶性极端血案悲剧的一再反复重演。


必须严惩与党中央精神相反的一切地方行为，预防一切恶性极端血案悲剧的发生的政治社会效果，远远大于集中精力和财力把“官民对立”的“敌我矛盾”和社会的各种尖锐矛盾叠加积压在基层的政治社会效果。发生众多恶性极端血案悲剧的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共性相同。比如穷困潦倒，有理打不起官司，打不赢官司，没有合法渠道，表达诉求，挽回损失等等。


1、为了彻底改变各地方集中精力和财力，强把一切“官民对立”的“敌我矛盾”和社会的各种尖锐矛盾叠加积压在基层，除了强制稳控不允许到上级去上访之外，就是无人理睬”的极端错误作法，和有重特大诉求和极端困难的人，即使从地方严防死守的间隙里逃出赴京上访，回来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还适得其反的极端错误作法。为此，必须变群众上访为“党中央下访”，通过明察暗访，震慑不法官员;

2、为了切实畅通信访渠道。为此，党中央必须要求各地方县委县政府，对每一信访和赴京上访案件，向党中央作出解决与否的回复，党中央据收到地方各县委县政府的每一回复后，再向信访人和赴京上访人逐一求证回复属实与否，对于凡是回复不实的，必须要有追责问责的规定;


3、为了确保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必须彻底改变一些因病因灾成为极端困难户，申请一个低保，需要耗时一两三年，还不一定办得下来的现实问题。为此，必须应把下岗职工、被征地拆迁农民，和城市城镇无职、无业、无收入、无住房的困难群体的生存状况，纳入“党中央下访”了解的范围，同时还必须把门诊和私人诊所及药店费用较高，穷尽一切救济手段不能解决费用的各种慢性病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4、为了彻底改变明显“冤假错案”层层坚持不改判决的现实问题。为此，法检两院，必须取消信访二字，直接按程序，程序到了哪一级，哪一级就必须有人负责按时结案。如遇特殊情况或特殊原因，确实需要延期的，必须要有最长不得超过多久的限制性规定，不得无限期的延长下去。以此免去当事人长期无止境的往返奔波;


5、最高法检两院，必须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指导性案例，传出依宪依法治国办案的信号。否则，连最高两院都不能起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实际作用，就是直接侵入党和政府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党中央掉以轻心任其泛滥成灾，就会葬送党的政权，司法公正直接关系到党的先进性能否保持、关系到党能否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


6、党中央必须强化对司法的全面统一领导，对司法不公正的裁判，绝对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让司法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暴力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司法要有人监督和领导才能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司法绝对不能脱离党的监督和领导。为此，建议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必须对最高两院实行直接监督和直接领导，绝不能让最高两院自我管理，自己查自己，发现贪赃枉法的法官和检察官必须严惩不贷，让人民群众申诉到最高两院的每一个案件，都能依宪依法实现公平正义。以此促使地方各级两院不能不敢徇私枉法、贪赃枉法。


劝富豪济贫民杀贪官除国害，是中国党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希望党中央国务院能从历次发生群死群伤的恶性血案悲剧的原因中，看到极端困难和沉冤积怨等问题对政治社会的极端危害性。只有平时实现公平正义最大化，把民生工作做得更好，把民愤民怨降至最低，才能有效避免“法外施暴的自力救济”的持续反复发生。


三.中国应当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办法发展经济。　　


我认为；中国应当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办法发展经济，毛泽东是用思想和计划发展经济的，毛泽东善于给人民群众做思想工作，使人民听党指挥埋头苦干，按计划好的目标奋斗，使经济发展起来。邓小平是用资本和市场发展经济的，邓小平善于引资投资用资本调动人民群众，使人民为了钱埋头苦干，按市场规律发展，使经济快速发展起来。目前用做思想工作发展经济是不可能了，因老百姓的观念变了只认钱。


毛泽东和邓小平发展经济的办法相对来说，邓小平发展经济的办法更快些，说白了就是投资，用资本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人民为了钱埋头苦干，按市场规律发展，使经济快速发展起来。毛泽东发展经济的办法会慢些，得费劲给人民群众做思想工作，现在老百姓只认钱，拿钱出来叫老百姓干活比做思想工作叫老百姓干活快。


当然，用资本和市场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要吸引外资挣走中国的钱买走中国的矿产资源破坏中国的环境。要利用内资有钱自己挣，也要做好思想工作，完善法规。否则，人民为了钱什么都干也不行的，例如目前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制假售假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污腐败违纪枉法，地方政府为了钱出卖矿产资源破坏环境。

  

近年来，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产能过剩。比如钢铁产能过剩；水泥产能过剩；玻璃产能过剩；房地产产能过剩；服装产能过剩；白酒产能过剩；牛奶产能过剩；水果产能过剩... ...我感觉不太对劲。比如牛奶，中国人均消费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阶段喝不上牛奶或者是喝不起牛奶的大有人在，怎么可能说是过剩呢？比如汽车，有钱的人家一买就是好几辆，而买不起汽车的家庭还占很大的比例，怎么可能说是过剩呢？再比如服装和鞋业生产，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在寒冷的冬天都穿不上棉衣，有的甚至在冬天还光着脚，怎么可能说是过剩呢？比如水果，低收入家庭一年也舍不得买几次，连吃穿都成了问题，怎么可能天天去消费这些呢？再说钢铁水泥，既然产能过剩，为什么现在农村有不少破旧的公路房屋，甚至土路草房，还有很多破旧的卫生所校舍，就是城市里也有很多破旧的楼房街道。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而导致大批企业破产或者停产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处于最底层的广大人民无钱消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80%的财富集中在0.4%的少数人手里，即使这一小部分人拼命的消费，横着花，竖着花，站着花，躺着花，也消费不了多少，对拉动消费无关痛痒，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部分资金都被冻结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死钱。这就是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贫富差距造成的。很大一部分民众手中没有钱也无积蓄，无法消费。事实上是有效需求不足，就是说老百姓太穷了！产能过剩，这不过是一个弥天大谎，是一块隐瞒事实真相的遮羞布而已。大量老百姓没钱消费，导致许多企业产品卖不出，从而使企业运营出现困难，企业运营出现困难就减少工人，企业减少工人就使很多人没事干，很多人没事干就挣不到钱，这就恶性?醚菲鹄戳恕�

  

目前城乡贫富差距很大，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但能解决产能过剩和就业压力问题，还能大大地提高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没有投资就没有建设项目，没有建设项目就不需要工人和建材。政府应该先拿钱出来投资立项，有钱有项目了，就可以消化建材促进就业了，人民有事干就有钱了，人民有钱就会买房和各种生活家电用品了，这样就循环发展起来了。


政府为人民办事不要计较盈亏，没钱印钱就可以了，其实干这些事，政府负责生产钱就可了，政府拿钱给建筑企业，建筑企业拿着政府的钱叫农民工干活就行了，工农挣的钱向政府买水，电，燃气，广播电视，网络等，钱又回到政府手里了。有些经济砖家可能会说，大量印钱会引发通货膨胀，我认为通货膨胀不是因钱多，而是因为缺货，比如目前的钢筋水泥过剩会涨价吗？

  

政府其实也不用大量印钱，取消存取款实名制就可以了，使那些有钱的贪官和富豪敢于存款。目前因实行存取款实名制，造成贪官富豪不敢存钱，有些贪官富豪把几个亿的钱都存家里，还有的洗白后存外国。国家领导人应该想开点，不管什么钱，存进来就都是国家的钱，一个人不管有多少钱，除了吃住穿，还能干嘛，花不完的自然就变成为国家的了。

  

1是进一步巩固和修建通村公路，解决偏僻角落村湾出行难问题。

  

2是加强对农田水利设施资金的投入，挖塘堰，修沟渠，切实解决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问题。

  

3是整合土地，实行农业生产机械化，可以由村干部领导联合生产，也可以由招标承包给一个企业生产，要改变过去包产到户的政策，把一大块地分成几小块，一户一小块，你种这他种那，农业根本实现不了机械化的。

  

4是一村建一所学校和一所养老院及一个门诊部，让村民就近学习，就医，养老。

  

5是根据实际需要，一个村先建一幢水，电，燃气，广播电视，网络等设施齐全统一装修好的抗震楼房，免费提供给村民居住生活后，再让村民把旧房平整成农业土地归其自己所有。

  

以上建设需要很多资金和建材及人员的，政府不用为产能过剩而发愁搞想办法出卖给外国，政府不用为农民，工人，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的就业问题而发愁搞劳力输出。政府也不用为政权能否长期稳固而发愁，你给人民办这么多好事，人民拥护还来不及！


四.加强党对司法全面领导，严禁司法不作为乱作为。


近日，湖南株洲某小学三年级女生因迟到被老师罚站了几分钟，仅仅几分钟，女孩就通过电话告状到家长，她爸爸不是李刚，却是当地派出所副所长，官不在大，现管就灵，副所长当即就派人到学校，从课堂上把老师带走，在派出所一关就是7个小时，滴水未进，一口饭不给，在审讯室暗无天日，全程被监视，却没有任何询问笔录的正经调查……


这位副所长就是个学生家长，如果对老师体罚孩子有意见，完全可以向老师所在学校，甚至上一级教育管理单位投诉或者举报，这是作为家长的权利。但是，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将老师带到派出所关了七个小时，这简直就是胆大包天，为所欲为之举。权力任性和嚣张到这样，令人瞠目。这个派出所内无法无天，说抓人就抓人，想关你就关你，说晾着就晾着……不仅是小所长一手遮天，所有的同事也在无缝配合，谁也没觉得什么不对，这样的执法机关，完全沦为了私家保安。


一个派出所副所长，有什么权利，擅自把一个老师关进派出所，不吃不喝，全程监视，限制人家的自由，全过程据说只问了女老师一句：你知道我是谁的爸爸吗？这个派出所副所长是怎么当上去的，他懂法么？权力张狂傲慢到无耻的地步，真是少见。在不出具任何执法手续的情况下，擅自拘禁一个公民人身自由，这不就是涉嫌犯罪吗？这是不是滥用职权非法拘禁，有关方面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如果仅仅调离处理，毫无民心和道理可言。


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种“泛化”显然是长期积累的叠加效应。被媒体曝光的司法不公案件已不计其数，但是当徇私枉法、司法不公层出不穷时，我们的惩戒、问责制度却刚性不足，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就会日积月累、逐级升级。而由于过分的容忍，徇私枉法者对法律、公平的敬畏也逐渐荡然无存，极有可能为更严重的司法不公埋下“地雷”。 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法律就是一纸空文，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司法干警缺乏应有的职业良知。许多案件，不需要多少法律专业知识，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但一些案件的处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任何社会，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说得简单一些，司法关乎人民的财产与生命安全。一旦司法失守，社会公正和正义就会荡然无存。


司法不公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司法公正关系到我们党的先进性能否保持、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履行职责，决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对贪赃枉法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司法就象一个风向标，它会引导着社会风气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健康的司法是惩恶扬善，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司法结果是惩善扬恶，它将引导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发展。党要加强对司法的领导，重点监督纠正司法不作为乱为、量刑畸轻畸重等问题，持续监督违法“减假暂”、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等问题，加强对民事行政诉讼领域虚假诉讼、违法调解、违法执行、裁判不公的监督，坚决查处背后的职务犯罪。要更加注重人权司法保障，加强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监督纠正和源头预防。加强对违法阻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行使诉讼权利等行为的监督。依法严惩“牢头狱霸”和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犯罪，加强被监管人非正常死亡等监管事故检察，完善律师权利保障和救济机制。畅通诉求渠道，防止老百姓状告无门，导致报复社会滥杀无辜。对司法机关不公正的裁决，决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暴力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司法机关要有人监督还要有人领导才能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中国的司法决不能脱离党的领导。


五.善待退伍军人和参战老兵，是国民党安全的根本保障。


国家领土、民众生命、党的政权，有了军人才能得到保护。善待退伍军人参战老兵，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随着我国军事改革，有大批军人退出现役重返社会，还有曾经参战的伤残和退伍老兵，多给退役军人和参战老兵一些关爱，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更好地融入社会，对于消除现役官兵后顾之忧、凝聚军心士气、建设强大国防具有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国家专门设立国家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出台《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优抚安置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法规，到划定“中央企业新招录职工中退役士兵比例5%”的硬杠杠，再到明确“安排到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的退役士兵不得低于80%”的硬要求，无不显示了对军人的关怀厚爱。


退役军人安置得好不好、政策落实得到不到位，直接关系军人权益的保障、现役士兵训练积极性和适龄青年的参军热情。目前，虽然国家制定了退伍军人和参战老兵优抚政策，但有些地区或明或暗地挑战党中央的权威，拒不执行国家政策，使伤残和退伍老兵生活困难而串联上访维权，应该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对参战老兵和退伍军人为了维护合法权益而上访的，党中央国务院决不能转交回地方处理，若当地能处理好，这些退伍转业军人就不可能冒着风险上访的。对那些拒不执行党和国家对退伍军人和参战老兵的优抚政策，无视参战的伤残军人和复员的退伍老兵生活困难的地方官，必须严惩不贷。


近日，山东平度发生退役军人被不明人员欧打而串联上访维权，中央应尽快派出由中央军委和公安部组成的联合的调查组前去平度查处。不要低估退伍军人维护合法权益的决心和力度。当前中国是个官不是真正由民选的国家，当地领导干部都是由上级指派的，只有上级才能管下级的政治制度，在当地很难得到解决。退役军人被不明人员欧打时应尽快报案，当地派出所若不立案，就依法向局厅部公安机关一级一级上诉，也可以给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打电话报告。目前，美国英国法国常在我国南海捣乱，我国还正在与美国打贸易战，现在可以说是非常时期，国内一定要和平。


历史上任何一种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先从经济诉求中开始演变的。农民，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刚开始受统治阶级压迫，他们希望统治者能善待他们，少压迫他们。他们多次采取文明的，非暴力的方式，向统治者乞求，统治者由于其贪婪，专制，暴虐的本性，不但不对被统治者，做出一些让步，反而使用暴力，野蛮的镇压向他们文明诉求的被统治者。一次又一次的诉求，一次又一次的被屠杀，被统治者清醒了，知道了没有政治地位，没有政治权力，根本就不可能使自己的经济上的诉求得到解决，政治决定经济，政治为经济服务。于是被统治阶级就由经济斗争转变成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直至推翻统治者，自己成为执政阶级，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按照自己的心愿，推行经济上的政策，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类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也是这样演变的。


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是军队的无能和腐败，将士为了国家出生入死，保卫了国家的和平与安宁，而自己则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和尊重，这无论如何是违背良心和道德的事情。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外来侵略和挑衅奋起还击的参战老兵。在战场上把生死置之度外，为国驱敌，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决不能使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成为弱势群体，更不能成为维稳对象。参战老兵是战争的胜利者，胜利者享受不到胜利的成果，天理难容！


退伍军人和参战老兵的安置，不仅影响退伍军人和参战老兵群体，也会给现役军官们带来种种困扰。要知道，在当今之世，军事斗争更加激烈，其胜负结果，对于每个国民都会有直接而且严重的影响。中华民族要想实现复兴梦想，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为保障。强大的军队，不可能只依靠堆砌先进武器装备，更关键的是组成这支军队的人，是否职业化、知识化和有创造力。虽然接受过奉献精神教育，但是军人也是人，不是机器，同样有家庭，也需要生活。如果让他们总是面对种种生活的困扰，那么不管是思想教育还是荣誉激励的作用，都不可避免地会在现实困难面前遭到削弱。


所谓“铁打的营盘的流水兵”，军事斗争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多数军人迟早要离开部队，走向社会开始新的生活。如果军人在部队时，都要担心自己的未来，那么年轻的、知识文化结构较好的军官，瞄准机会早早离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上升。不能让第一流的人才安心留在部队，这种“倒淘汰”的危害，短期也许不明显，但长此以往，最后必然动摇军队战斗力的根本。


强国必须强军，强军不外乎两点，一是增强软实力；二是增强硬实力。那么善待老兵，就是增强软实力。这些成千上万的退伍军人，是我国重要的国防辅助力量。一旦发生战争，或者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现役兵力不足时，这些历年的退役军人自然是重要的后备兵源。我们必须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他们，象尊重我们现役的子弟兵一样，尊重这些曾经为祖国奉献了青春和热血的退伍兵。如果我们不尊重昨天的退役兵，不善待昨天的退伍军人的话，怎么可以让今天的现役兵卖力打仗？怎么可以让现役兵心甘情愿地为国出力、无私奉献？


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不可能永远没有战争，政府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对提高未来战争中的战斗力意义重大。各级政府只有把退役军人当作功臣来对待，才会带着感情去推动政策的落实和经费的保障；同时，退役军人经过部队的严格教育和训练，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社会的有用之才。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国家的领土主权才能有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才能有保障，党的政权稳定才能有保障。


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自力更生集中力量战美国。


自力更生是一个人的生存能力之基本条件，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的,在此的前提下，可以有拿来主义，而不能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特别是先进技术，及先进尖端的武器技术，更是如此，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最先进的技术包括武器技术出卖给外国的。现在谈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些人总不以为然，一幅不屑的样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某些人的思想里都已经淡化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大凡从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都非常明白，最浅显的道理就是把握国家的战略优势，实实在在提升国家总体实力和竞争力，努力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而高科技发展的自主创新，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发展，就是实实在在的战略优势，就是捍卫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有力的杀手锏和钢铁长城。也正因如此，没有一个掌握高科技的大国会愚蠢到把高科技轻易转让、轻易出卖。不是淘汰的技术，低层次的技术，西方大国是绝对不会出卖和转让的，尤其是不会给在西方国家眼中仍带有“异类色彩”的中国，即便我们开出巨额的高价码。


美国如此，欧盟如此，他们长期以来就对中国实行高科技限制，这项政策已经执行了60多年，至今依然戒备森严、壁垒重重。中国东部长期窥伺中国的日本更是如此，日本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技术钳制和输出极为吝啬，甚至比其他西方国家要苛刻和抠门得多，而日本从中国获得的稀土等战略资源、资金和经济利益是最大最多的。这些难道不能引起我们高度的警醒和警惕吗？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本来并不难看清实质的现象？而且持续多年？ 


近来，美国打击中兴，可以说打到了很多人的痛点，并且还害怕美国扩大范围。也就是讲，美国真要把矛头对准中国高科技制造业，中国的损失是极其巨大的，中国高科技的那个“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核心部件的流入，没有那个流入，我们的高就不那么高了，我们所看到的中式繁荣源于对美国的高度依赖。如果把依赖性再扩展到发达国家集团，可以认为，今天的中国，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物质繁荣，但对世界的依赖性却远高于建国初期，对美国尤其明显。


1941年和1942年，日本侵略军发动连续的大规模的疯狂“扫荡”，各抗日根据地处于端困难时期。根据地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状况和军民生活都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为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开赴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垦荒屯田。战士们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树立坚定的抗日必胜的信念，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到1944年，战士们把梢林满山、荆棘遍野的南泥湾，变成了五谷丰登的“陕北好江南”。他们不仅用勤劳开创了丰衣足食的局面，而且创造出了“南泥湾精神”。南泥湾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具体化。


建国后，中央做出决策：原子弹、导弹、核潜艇、卫星和载人航天、民航大飞机都要研制成功。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我们国家却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内，都取得了成功，从而创造了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一切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两弹一星精神、神六精神、都是这种奋斗精神的具体体现。中兴的问题，正是中国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奉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发展道路，“以市场换技术”。牺牲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换来了社会的虚假繁荣。说穿了，中国只不过是欧美等国家生产车间而已。


回首往昔，从“两弹一星”工程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到三峡工程实现“高峡出平湖”的百年梦想，中国人民正是靠着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克服一穷二白困难不断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厚植起中华民族实现复兴梦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也正是靠着自力更生，中国在复兴号高铁、C919大飞机、港珠澳大桥等许多重要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全球领先。 只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就没有破不了的技术症结，就没有过不去的发展难关。当前，美国大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惜以讹诈和封锁的形式对中国进行技术压制、技术封锁。面对这样的“卡脖子”， 只要我们上下同心、众志成城，自力更生、砥砺奋进，就一定能够战胜美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安全。


七,必须坚持公正司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公正司法。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谓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如果人民群众通过司法程序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那司法就没有公信力，人民群众也不会相信司法。


法律本来应该具有定分止争的功能，司法审判本来应该具有终局性的作用，如果司法不公、人心不服，这些功能就难以实现。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问题。如果群众有了司法需求，需要打官司，一没有钱去打，二没有律师可以求助，公正司法从何而来呢？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如果不懂群众语言、不了解群众疾苦、不熟知群众诉求，就难以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正所谓张飞卖豆腐——人强货不硬。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一纸判决，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结。


“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政法机关是老百姓平常打交道比较多的部门，是群众看党风政风的一面镜子。如果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群众就不会相信政法机关，从而也不会相信党和政府。


制度的生命力在执行，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比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律师同法官、检察官接触交往作出严格规定，严禁律师和法官私下会见，不能共同出入酒店、娱乐场所甚至同乘一部电梯。但是，我们的一些律师和法官、检察官相互勾结，充当“司法掮客”，老百姓说是“大盖帽，两头翘，吃了被告吃原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方面已经有的制度要严格执行，不完善的制度要抓紧完善，筑起最严密的篱笆墙。在执法办案各个环节都要设置隔离墙、通上高压线，谁违反制度就要给谁最严厉的处罚，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运行不见阳光，或有选择地见阳光，公信力就无法树立。执法司法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力。涉及老百姓利益的案件，有多少需要保密的？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一般都要公开。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完善机制、创新方式、畅通渠道，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裁判文书。对公众关注的案件，要提高透明度，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


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还要着力解决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干预问题。这是导致执法不公、司法腐败的一个顽瘴痼疾。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预个案，甚至让执法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的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始终对宪法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不懂这个规矩，就不是合格的领导干部。如果领导干部不遵守法律，怎么让群众遵守法律？对来自群众反映政法机关执法办案中存在问题的举告，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依法按程序批转，但不得提出倾向性意见，更不能替政法机关拍板定案。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标准。要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法定程序干预政法机关执法办案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现在，人人都有摄像机，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可发消息，执法司法活动时刻处在公众视野里、媒体聚光灯下。一个时期以来，网上负面的政法舆情比较多，这其中既有执法司法工作本身的问题，也有一些媒体和当事人为了影响案件判决、炒作个案的问题。新闻媒体要加强对执法司法工作的监督，政法机关要自觉接受媒体监督，以正确方式及时告知公众执法司法工作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舆论引导。


推进公正司法，要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为重点，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绝不容许利用职权干预司法。“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司法人员要刚正不阿，勇于担当，敢于依法排除来自司法机关内部和外部的干扰，坚守公正司法的底线。


“公生明，廉生威。”执法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主要看两点，一是公正不公正，二是廉洁不廉洁。这两点说起来简单，要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扭住职业良知、坚守法治、制度约束、公开运行等环节，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杜绝暗箱操作，坚决遏制司法腐败。


故意杀人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说明法律也是有情的；同是故意杀犯，根据情况可以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018年2月17日，汉中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 2月15日发生在汉中南郑区新集镇的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某投案自首，案件成功告破。此案已造成2人当场死亡、1人重伤抢救无效死亡。历时接近一年后，据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张扣扣杀人案将于2019年1月8日于汉中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张扣扣代理律师透露，届时庭审将全程图文直播。在此前的庭前会议上，张扣扣曾表示，如果法院不对庭审进行直播，他将在庭审中保持沉默。令人欣慰的是，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倾听到了民意呼声，对张扣扣一案进行了全程图文直播。


央视2018年3月29日在《法治在线》栏目对张扣扣案进行了专题报道。 记者采访到了张扣扣的父亲和姐姐，特别是张父接受央视采访明确表示，人是王家老二打死的，让不够年龄的老三顶罪。张扣扣的姐姐在节目中追问：王家三个人打她母亲致死，为什么只抓了一个人？张扣扣母亲死亡那年，县法院的一审判决下来，张福如不服，他找人写了“状子”，在1996、1997那两年频繁奔波上访。他还到西安去省政府上访。张福如回忆，他当时的诉求主要有两个，一是要枪毙王正军；二是要经济赔偿25万元。上访几年都无果。“人家儿子是国家干部，”张福如说，“那时我很穷，连一双鞋子都买不起。当时没有照相机，如果把我的那双鞋子照下来，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么多年来，张福如还保存着那几年奔波上访的一些车票。有媒体的记者从村民口里获悉，法院认定的杀人犯王正军获刑七年，确实是服刑三年多就出狱了。


通过这次央视的报道，把张扣扣案又摆在人们面前，提起社会关注。经媒体不断更新案情的发展，案件的因果缘由有了大致的脉络，在嫌犯张扣扣幼年，其母亲被死者之一打死，幼年的张扣扣心里便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张扣扣长大后参军入伍，退伍后没有正式工作，至今35岁仍未婚，澎湃新闻透露，张扣扣当年亲眼目睹甚至还直接参与了母亲与人斗殴致死的过程，以及法医解剖母亲尸体的血腥场面，从此性格变得内向。张扣扣2001年去新疆当兵，部队上的领导问他为什么来当兵，他说说当兵可以锻炼身体，为了以后给母亲报仇。当时部队领导给他做了好几天的思想工作。该案发生后网友评论一边倒，高度赞扬张扣扣的血亲复仇行为，赞扬他为母复仇隐忍二十多年，在大年三十连杀三人，在案发时保持底线不杀一个无辜及女人和孩子。


目前，至少有三家媒体通过采访披露了这些网民关心的信息点。一家是新京报，他们的记者从村民口里获悉，杀人犯王正军获刑七年，确实是服刑三年就出狱了。一家是大白新闻，他们2月20日的报道，采访了张扣扣的父亲张福如和张扣扣的姐姐。张姐说，她与张扣扣亲眼目睹母亲当年被王家四个人围殴，王自新（王父）大喊：“打死她，打死她我给她抵命！”说完后，王富军就拿棍子把张母当场打死。还有一家是每日人物。他们21日的报道，与大白新闻所说基本相同。张福如和张扣扣的姐姐向记者确认，当时打死人的不是王家未满十七岁的小儿子王正军，而是早已成年的二儿子王富军。张福如和张姐认为，当时现场很多人可以也看到了，只是碍于王家权势，无人敢于作证。大白新闻的报道披露，王家长子王校军当时是两合乡的乡长。


张扣扣案件，不仅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而且给人诸多深刻警示。警示那些仗势欺人者，千万不要嚣张跋扈、肆意妄为、欺凌弱小。要知道，有时侯人家“老实人”也会在忍无可忍的“沉默中”突然爆发，如张扣此举(为母报仇隐忍二十余年)，却在不经意的一天，给作恶的仇人一种猝不及防的重重一击。为了让有争议的“重大案件”审得群众心服口服，积极发挥告诫来者的法律警示教育作用，建议终审法院判决张扣扣的时候，要充分倾听考虑民意的呼声。


其实张扣扣也对自己进行了辩护：我坚持我的观点，如果我妈不死，我的命运也不会因此改变，所以一切都是王家造成的，并不是我对社会的不满，对工作的不满。就张扣扣说的，我们来分析一下: 张扣扣表示，是母亲的死让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一切都是王家造成的，并不是他对社会不满，对工作不满。事实上，他没有对骗他的人行凶，也没有杀害王家妇孺，所以其陈述这应该是他的真实想法。判决是为了实现正义，而不是简单的同态复仇。张扣扣案正义的全部内容，既包括追究去年除夕之夜杀人案的刑事责任，也当厘清23年前张扣扣之母被杀，行凶者王正军仅获刑7年的判决是否正当。


时间必须回到1996年。这一年，张扣扣年仅13岁。汪秀萍，张扣扣的母亲，被王正军用木棒打死。母亲被打后，倒在了张扣扣的怀里。张扣扣眼睁睁的看着母亲在自己的怀里断气、死去。


在律师会见张扣扣的时候，张扣扣告诉律师，有三个场景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令他终身难忘、时常浮现：一是王正军打他妈妈的那一棒；二是妈妈在他怀里断气的时候，鼻子、口里都是血，鲜血在喉咙里面“咕咕咕咕”地作响；三是妈妈的尸体在马路上被公开解剖，现场几百人围观。张扣扣亲眼看到妈妈的头皮被人割开，头骨被人锯开。


这样惨绝人寰的血腥场面，对于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儿童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童年时期经受过这样巨大创伤的人，长大后是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全的正常人的。


弗洛伊德说过：“人的创伤经历，特别是童年的创伤经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悲惨的童年经历，长大后再怎么成功、美满，心里都会有个洞，充斥着怀疑、不满足、没有安全感……不论治疗身体还是心理上的疾病，都应考虑患者童年发生的事。那些发生于童年时期的疾病是最严重、也是最难治愈的。”


心理学上有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它的典型定义是：“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有许多症状，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症状是“记忆侵扰”，即受创时刻的伤痛记忆萦绕不去。主要表现为患者的思维、记忆或梦中反复、不自主地涌现与创伤有关的情境或内容，可出现严重的触景生情反应，甚至感觉创伤性事件好像再次发生一样。张扣扣本人曾供述“眼睛一闭，当年的场景就浮现了上来……经常梦见母亲去世的样子”。我们高度怀疑张扣扣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样的心理创伤和精神痛苦所激发的仇恨能量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张扣扣在口供中详细描述了他的心理经过：“王三娃用木棒将我母亲一棒打死，我也在现场，当时我年龄还小，只有13岁，我就想拿着刀将王三娃弄死，最后被我爸爸拉住了，当时我看到我妈鼻子口里都是血，心里非常痛苦，我就发誓一定要给我妈报仇，我还大声说：‘我不报仇，我就是狗日的。’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我心里一直憋着这股仇恨。”


张扣扣被仇恨的欲望所裹挟，被复仇的情绪所支配。而这仇恨的种子，却是别人播下的。张扣扣本人也是受害者，也是牺牲品。庭前会议上，律师曾申请对张扣扣进行精神鉴定，没有获得法庭许可。精神正常不正常，靠一些邻居同学的口供是无法证明的。我个人高度确信，张扣扣的心理创伤对其后续行为有着决定性影响。在意志自由这个层面，张扣扣是不同于正常人的，是受到限制的。现在以一种正常人的标准、用一种局外人的理性去要求张扣扣，去审判张扣扣，是在当年悲剧的基础上对张扣扣的又一次不公。


张扣扣；如果这些年王自新一家愿意给我们赔礼道歉，我也不会发生今天杀人的悲剧。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激烈的侵犯会导致复仇的欲望，而复仇的欲望只有得到排解，才能放弃复仇的行动。国内学者黄永锋总结了排遣复仇欲望的可能途径，包括：（1）借助诉诸神秘力量的报应思想；（2）通过得到所在群体的支持；（3）诉诸暴力反击；（4）寻求公权力救济；（5）通过忏悔和宽恕；（6）容忍并由时间抚慰。因此，为了实现社会控制，国家应当尽可能地向行为人提供代价更小的仇恨排遣途径。


对于23年前的那场审判和判决，虽然陕西高院已经驳回了张扣扣父亲张福如的申诉，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张扣扣一家三口都认为这个判决太轻了。法院垄断了法律裁判权，但法院垄断不了正义评价的标准。正义有张普罗透斯的面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美国伟大法学家罗尔斯终其一生研究正义问题，最后给出的答案竟然是正义离不开直觉。


23年前的那场审判，无法给予张扣扣足够的正义感受。张扣扣自己供述说：“王三娃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表面上是受到制裁判决了，但实际上是轻判了。”实际上，王正军虽然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但仅仅服刑不到四年就被释放。在此次事发前七八天，张扣扣还对他父亲说：“王自新家将我妈杀了，既没有偿命，又没有偿钱，我要收拾他们。”


王正军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法律制裁，但案结事未了，张扣扣的心灵创伤并没有被抚平，张扣扣的复仇欲望也没有被排遣。更重要的是，王家从未向张扣扣家道歉、认过错，寻求过谅解。张扣扣在公安机关供述说：“在过去的22年中，王自新一家人始终没有给我们家道歉沟通过，也没有经济赔偿，这22年的仇恨在我的心里越来越严重，我就想把王自新他们一家人杀死给妈报仇，为了报仇我连媳妇和娃都没有要，我心里想的就是为了报仇，如果这些年王自新一家愿意给我们赔礼道歉，我也不会发生今天杀人的悲剧。”可以说，是王家自己首先存在重大过错，自己亲手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在张扣扣诉诸暴力反击以前，我们的社会对其复仇欲望根本未予关注，更不用说帮其疏导。张扣扣在母亲死去的当天，曾经仰天长啸，发誓为母报仇，但这样的声音没有被人重视。有利于社会的仇恨排遣通道统统阻塞了，只留下了一条暴力反击的通道。


惨案发生后，我们去苛责张扣扣的残忍和暴力，却全然忘记了在之前整个社会对他的弃之不顾。没有心理疏导，没有帮扶关爱，任由一颗复仇的种子生根发芽。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张扣扣长大成人后，要么做一个畏畏缩缩、逆来顺受的木偶，要么就注定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古今中外，在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类型，复仇都是永恒的话题。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再到中国的《赵氏孤儿》，以复仇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至今仍是人类跨文化、跨地域的共同精神食粮。文学是人性和社会的反映，复仇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人性和社会基础的最好证明。


中国传统司法实践对复仇案例大多给予了从轻发落。孔子有“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著名论述，儒家经典《礼记·曲礼》甚至有“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的说法。宋朝是中国文化最鼎盛的时期之一，对复仇案件格外重视。《宋刑统》规定，地方官员遇到复仇案件，需要奏请皇帝敕裁，以期实现人伦天理和王朝法制在个案中的统一。《明律》明文规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明朝律法对复仇杀人较之普通杀人，明确给予了减轻处罚。清律继承了明律的相关规定。清朝律法学者沈之奇曾经对此有过生动的注释：“义应复仇，故擅杀之罪轻。若目击其亲被杀，痛忿激切，即时手刃其仇，情义之正也，何罪之有？” 


在中国漫长的法制历史中，有许多经典的复仇案例。《宋史》中记载过一则“甄婆儿复仇案”，与张扣扣案非常相似：有京兆鄠县民甄婆儿，母刘与同里人董知政忿竞，知政击杀刘氏。婆儿始十岁，妹方襁褓，托邻人张氏乳养。婆儿避仇，徙居赦村，后数年稍长大，念母为知政所杀，又念其妹寄张氏，与兄课儿同诣张氏求见妹，张氏拒之，不得见。婆儿愤怒悲泣，谓兄曰：‘我母为人所杀，妹流寄他姓，大仇不报，何用生为！’时方寒食，具酒肴诣母坟恸哭，归取条桑斧置袖中，往见知政。知政方与小儿戏，婆儿出其后，以斧斫其脑杀之。有司以其事上请，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 法史学者李德嘉认为，“太宗通过此案宽赦了甄婆儿，做到了情法两尽”。


时至现代，复仇已经被正式的国家法彻底否定。但对于复仇现象和复仇案件，著名法学家朱苏力认为，不能简单的以一句“依法治国”给打发了。朱苏力认为，报复性反应是是任何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基本需要和本能。任何物种不具有这种本能，都将被自然界淘汰。畏惧他人报复会减少对他人的侵犯，报复本能为人类创造了一种博奕论意义上的合作互不侵犯，从而使人类进入了“文明”。


而复仇本质上就是报复。报复是即时的复仇，复仇是迟滞的报复。根据现代法律，如果当场反击、即时报复，有可能会构成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从而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而复仇之所以被现代法律禁止，理由之一是被侵犯者有时间寻求公权力救济，可以寻求司法替代。国家垄断合法暴力，个人复仇行为被法律强制转化为司法程序。


而复仇之所以具有迟滞性、后发性，往往是因为当时不具有即时报复的能力。年仅13岁的张扣扣当时也曾想上去“拼命”，但被父亲阻拦。据张扣扣姐姐陈述，母亲被打死后，张扣扣抱着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发誓：“我长大要为你报仇。”当时的力量对比悬殊，张扣扣经过理智权衡，选择在自己“长大”后再去报仇。


国内学者黄永锋曾经关注和研究过复仇心理学。根据他的理论，张扣扣的复仇心理过程可以概括如下：（1）王家对其母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2）眼睁睁看着母亲在自己的怀里断气、死去；（3）目睹母亲的尸体在马路边被公开解剖；（4）内心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羞辱；（5）内心的愤怒被激发，心理失衡，产生强烈的复仇欲望；（6）王正军被轻判，王家没有道歉和足额赔偿，复仇的欲望未能排遣；（7）社会融入不畅，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强化了复仇欲望；（8）暴力反击，复仇欲望发泄，心理恢复平衡。


现代法律之所以禁止私力复仇，是因为提供了司法这样的替代选择。然而公权力并非无边无际，他在伸张正义的时候也必然存在各种局限，有其无法抵触和覆盖的边界。当公权力无法完成其替代职能，无法缓解受害者的正义焦渴的时候，复仇事件就有了一定的可原谅或可宽恕基础。


国家法律应该适当吸纳民间正义情感；无论是儒家经典的“荣复仇”，还是众多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的快意恩仇，复仇某种程度上就是民间版的自然法。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对复仇行为要么赦免其罪、要么从轻处罚、要么予以嘉勉，但从未进行从重处罚。而人伦天理和法制统一的矛盾冲突在王朝社会就已经存在，并非今天才有。


诚然，现代的社会基础已与古时不同，现代的法治理念已与之前迥异，但儒家经典和传统律法背后所反应的人性基础和善恶观念仍然延续至今，并未全然中断。今天的我们是由过去的他们所塑造，今天的司法又怎能轻易地与传承千年的历史一刀两断？正如美国联邦大法官卡多佐所说：“不要支离破碎的去看待法律，而要将法律看作是一个连续、一往无前的发展整体。”审视和处理张扣扣案，历史的维度和民间法的维度不仅不是多余的，反而是必不可少的。


权力可以集中，但正义必然是个体化的、分散化的。司法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如果完全摒弃民间的立场，完全忽略个体当事人的感受，有可能会导致正义的错位甚至正义的窒息。23年前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正是由这样的原因导致的。23年后，我们还要再一次重蹈这样的错误吗？


张扣扣的行凶对象有着明确而严格的限定，对于一般的民众并无人身危险性。在回答为何要向王正军、王校军、王自新行凶时，张扣扣解释道：“是老二先挑起来的，是老二先打我妈的，王三娃是用棒把我妈打死的主要凶手，王校军是王三娃打死人之后打通层层关系的幕后操作人，王自新就是煽风点火的人，没有王自新说的‘打，往死里打，打死了老子顶到’这句话我妈也不会死，所以我才要杀死王自新他们四个人。”至于当时同样在家的杨桂英，虽然是王正军的母亲，但因为与23年前的案件无关，张扣扣并未对她有任何伤害举动。


王家亲戚王汉儒在公安机关作证：“我当时劝张扣扣……张扣扣跟我和王利军说：‘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参与’。烧完车后，我听张扣扣说：‘我等了22年，我妈的仇终于报了’， 并在村道上举起两只手边走边说：‘等了22年，终于给妈妈报仇了’……”张扣扣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前科，足以说明张扣扣不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人。他的复仇行为导致了三条生命逝去，但他也有节制的一面，他的行为不会外溢到伤害无辜的程度。


在律师会见张扣扣的时候，张扣扣曾经问律师：“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你一开始想的不一样？”律师笑笑回答：“你的确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你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凶残。但你跟我不是同一类人。”张扣扣说：“我其实很随和的，生活中很少跟别人发生摩擦或者矛盾。”


张扣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那种大奸大恶的人吗？显然不是。邻居兼同学张良刚评价张扣扣“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不惹事，也不乱花钱，自尊心很强，对人有礼貌，爱干净的很，家里收拾的利索，衣服都是自己洗”；王家亲戚王汉儒评价“平时不爱出门，喜欢呆在屋里，小伙子还比较有礼貌”；朋友曾秋英评价：“和工友们在一起相处的很好，平时有说有笑，和别人都没有矛盾，扣扣这个人生活很节俭，很少乱花钱，也不到外面乱跑和也不出去玩”；前同事梁江召评价：“他和同事相处都很好，平时和同事也没发生过矛盾，他这个人做事尽职尽责，我们在一起还互相请吃饭，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大方的，别人请客吃饭，他也会请客……我和扣扣还是集团工作标兵”。可以说，张扣扣本质上并不是坏人。只是生活和命运让他有了不同于常人的选择。


根据正式的国家法，虽然被害人存在过错、张扣扣有自首情节、家属有积极赔偿，但根据以往的判例，张扣扣的判决结果似乎不言而喻。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张扣扣这个案件有着极其的特殊性。这是一个典型的复仇案件，具备民间法的某些正义元素。因此，如果我们把正式的国家法作为一个整体框架，而不是作为一个完全封闭自足的系统；如果我们认为，正式的国家法仍然能够为民间法预留某些空间，或者仍然与民间法保留着某些对话、融合的可能通道，那么张扣扣应该能有生的希望。我希望终审法院能够刀下留人，给张扣扣留下一条生路。


如果，让参加庭审的所有人（包括公诉人）用自己的名义，换位去思考并公开地将自己的真心感受放到互联网上，由公众来讨论张扣扣的是是非非，我猜，张扣扣可能不会被判死刑。正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能把自己内心的最真实的感受让大众来讨论，也就失去了公审的本质意义。或许，冰冷的法条就是要他张扣扣去死而不讲理由，或许，再次声明不允许有法外之地。可是，如果杀害张扣扣母亲的凶犯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张扣扣得到了应有的抚助和安慰，就不会有今天的结局。然而这只是如果。


律师辩词说得很好：张扣扣要不认命选择屈辱偷生的活着，要不就要挺起腰来去泄胸中的恶气走向另外一条道路。试问，若来世，张扣扣还遇到这样的不幸与不公，估计张扣扣不会后悔他今天的做法。那么是谁错了？复仇有没有必要？这要看法律惩戒的尺度。再次强调若当年法律将王家兄弟判一个死刑，若王家兄弟道歉和忏悔，张扣扣今天的结局不会发生，另外两兄弟应该会活着。这是问题的前因，而新闻播出的审判并没有讲到这些。


回顾历史，历史是用鲜血和耻辱写成的，这是格言。法律彰显公平正义，而今天张扣扣造成的与王家兄弟的结局是法律公平失衡下的结果，法律是否会继续失去平衡，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我想，披着执法外衣造成法律面前不能公平的原因必须要根除。


法律是向好的方面调节的。但判决张扣扣死刑，是否在现实中会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呢？法官有足够的理由讲“法律绝不能纵容杀人！”然而法律对王家兄弟的轻判，正是纵容张扣扣杀人事件的主要原因。一轻一重，这个法律的天平需要仔细考量。


从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出发，对张扣扣从轻判决，是对行凶者和强势者的有力震摄。否则，只有一种　结果“人们不会轻易地犯罪，但若一支脚跳了进去，必定要做得彻底干净、义无反顾。”另一方面，强势者依然会为所欲为。特大案胡文海报复性质案件的教训还在，而扣扣案又是一个小胡文海式的案例。


面对上述两种方向，究竟要走哪条道路，目前是由掌握法律尺度的法官说了算。大家目前都知道高院王林清爆出的案子正在发酵，以至于中央政法委、中央纪委监察委、高检、公安部等组成了联合班子调查，这本是非常普通的案件，但普通事件的背后，说明了法律是被权力操纵的。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权力与监督，监督与民主，民主与言论自由看似无紧密的联系，却在实际上构成了地基与大厦的关系。王林清和崔永元，都在其视频和网络的语言中，透露出其面临着多方面的死亡威胁，这就是每一位中国公民面临的具体法制公平与人身安全的状况。


全面依法治国的旗帜已经高高飘扬多年，中央的精神如此明确，但为什么没有走得足够快，没有达到最大的预期收获，是因为民众的监督意识没有起来，民主意识没有挺立，舆论还在受到控制，自由的言论并没有受到保护。试想，一个人在发言爆料时是安全的，王林清不需要准备后事，崔永元不需要以死相搏，自然，中国文明屹立在东方，届时，全面的法制的环境就自然地充满了每一个角落。


王林清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其被组织的抓捕令人些些感到意外，还记得国家一级大法官、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吧，在其被双规后，其妻子在网上爆出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期望能够得到公开、公正、透明的审理。这两个案例都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在象征着国家最高的司法公正的地方和领域，他们要求公开、公正和透明，那别人怎么办？这正是我们全面依法治国的任重道远。而同样在2019年1月8日11时:17分的今天，首都北京西城区发生一起男子因劳务合同没有续签而导致的泄愤伤害学生事件，这一切都需要用法律来约束尤其是约束强势一方来预防案件的发生，简单地说，法路就是用公平给人以出路，防止绝望产生。


中国问题不复杂，复杂在于利益和权力的互相渗透。法制、民主、监督、保护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实是像一个人的五脏六腑那样，是朴素关联、互为基础的，片面机械地讨论任何一方，都是促进形式和官僚主义的润滑济和滥以用权的理由，当每位公民，都能崔永元那样安全，中国的法制就实现了。


给张扣扣一个生的机会，震摄的将是所有作恶的强势，维护的是希望与公平，社会会向良性方面发展。一个法律案件的审判，表面上与每位公民无关，然而现实反映的却是每一位公民摊上张扣扣事件后应吸取的教训，并矗立起一盏象征出路的法律明灯。


去年张扣扣报仇杀人案发第二天，我曾发表了《张扣扣愤杀杀母人自首，司法机关应当尽快释放》的文章得到了很多人的点赞叫好，但受到了法制日报和新京报的指责，说什么“点赞”张扣扣，为杀人嫌犯叫好，看似打着正义的旗号，实则混淆了一个法治社会最基本的是非观。但新京报又说在法制不甚健全的社会，或许行得通，这无形中也赞同了我的观点。


中国自古以来有杀人偿命之说，为何张扣扣杀人后却有许多人要求刀下留人，该案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又引起了什么样的法律思考？是杀人者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还是要维持原始正义？反对百姓自己执法的同时，有关方面是否应该反思是否严格执行了刑法和刑诉法？是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是否有错必究有冤必申呢？当法律不能为民众伸张正义的时候，当民众对法律彻底失望之时，民众就会代替法律行使伸张正义！这是统治者要十分明白的一个道理！


当前，中国的法律是有，但并无完全实行，不但人民不信律法官员也不信法律，这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王林清不直接向司法机关举报求助而向崔永元举报求助中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而且司法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就当作实行了，“任何刑事案件也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司法机关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张扣扣是在杀母凶手得不到法律相应制裁和其父上访无果的情况下才去杀凶手的，完全符合天理人情国法。司法机关应尽快释放张扣扣，才能使权贵们不敢胡作非为，才能震慑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犯罪分子不敢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才能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当个体无法得到法律的公平，自然法则，就是最后的正义（前题是状告无门罪犯得不到法定的惩罚）。


天理人情国法；天理人情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这样才能形成良性互动的法治治理生态体系，这才是体现新时代法治治理能力的根本。天理、国法、人情是中华法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与“明镜高悬”一样，是司法活动的标志性口号，三者有机贯通，同时又相互约束(比如司法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不是任意裁量，还要受到天理、人情的指导和约束。)，力求达臻法治并顺乎百姓、合乎正义。而今天这一优秀基因不但要正名、尊崇，更要赋予其新的时代性意义。百姓常用天理良心衡量一项司法活动本身是否“合乎天理”，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所谓天理，就是人世礼法的超验性依据，就是无法用利益、科学等去检验它，却是我们千百年来信仰的对象。


天理就是法律所依据的道理。对之理解可以各有不同，但只要大家承认有天理，就等于承认法律不是立法者或司法者的任性，不是简单粗暴的当下利益分配，而是有某种超越现实利益、力量对比的信念在后面支撑。归根结底，天理就是要给法律本身找个依据，而这个依据为公众所普遍接受，如此审判活动及其判决结果才能为公众所认同，取得良好社会效果，避免合乎法治却悖逆天理、人情而不为公众所认可的尴尬境地。人情常被误解，但这里的人情应该指的是人的情感本身就是不可改变的人性。


重视人情，并非只讲人情不讲法治，而是要直面人性、尊重人性。以仁爱为所系的人性，是正义、秩序等价值的基础。缺乏仁爱，则正义就会成为不正义，秩序就会成为横眉冷对。人情也必须以天理为宗，予以人性的自我反思、自我约束。百姓喜欢讲天理良心，那就是不承认恶法亦法，若立法和司法不公，法律至上便毫无意义，达不到定纷止争的效果;实现天理、国法、人情有机统一，自然会让绝大多数人心服口服，事半功倍。天理、国法、人情内在圆融一体，在人情与理性间予以国法平衡之，同时国法也有自身的局限，尤其当下矛盾集中爆发、执法对抗一再涌现，这就需要执法者综合人情与理性的基本原则去权衡。


徒法不能自治，几千年来用以指导司法活动的天理、人情之精华应得以继承并发展，法律并非一成不变，但变中仍有不变，天理、人情就是这恒定的原则，应当在立法活动、执法活动、司法活动中起到价值指导作用，在法无明文规定时起着一般法理作用。当今的司法改革应守正求新，正在于天理人情不可逆，新在于要融合进法理并适应社会发展变化。


法律，我很想相信你。可是，你值得我们期待吗？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王林清为什么不直接向司法机关举报求助而向崔永元举报求助？法律和司法不可信，人会首先选择相信上天能有报应，当报应迟迟不到，便有人不再等待，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靠天不如靠自己。这样的勇士历来都不缺!张扣扣吃完了年饭，磨好了刀，他早看到了自己的结局。而“老三”一家完全没有想到，22年前不曾设想，那天中午一家人吃年饭时也不曾料到。假如，当年“老三”一家没有那么仗势欺人，打死了人家母亲让凶手接受法律惩处，给张扣扣一家送去些许温暖，而不是让仇恨酝酿成火山。假如，当年的有关司法机构能够依法审判，依法监管，不重罪轻判，让老三”在狱中规规矩矩接受法律的惩罚，他一家的结局或许便不会是这样悲惨的下场。当年视法律为儿戏，看似占尽便宜无限荣光，今日便要百十倍偿还。张扣扣案再一次给豪强敲响了警钟，不要欺负弱小，时间会让强大者衰老，让弱小者强壮。天理循环。


既然法律无法保护我，我何不自己来？这就是全世人的心理。张扣扣杀人无非就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大家讨论的法律问题，也不仅仅是以暴制暴的社会问题，还包含人性善恶问题，以及何为正义、如何维护正义的思辨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因为外族入侵而合法杀人，那是为了正义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壮举。而同胞杀人却不能得到惩罚，受害者就不能用同样的暴力拿回正义？扪心自问，如果是我，也许我也会视生死不顾，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拿回属于我的正义。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我看来，这其中“执法必严”是最重要的，因为古人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执法的公平性是最重要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能他偷个自行车，拘留十天，我偷个自行车，就判我五年，这不公平。所以，张扣扣一案的重点就在于：当年对王家人的判罚，是否公平？如果王家人当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按照当时的法律，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量刑，那么这个案子就结了，张扣扣没有复仇的理由，他今天的行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犯行径，他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但是——我要说但是了，如果22年前，也就是1996年的那个秋天，王家人依靠自己的势力摆平了司法，根本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么张扣扣今天的行为，就充满了正义感：他是在替司法说话，他是在完成当年法律没有完成的事情。他隐忍了二十多年，以自己的行为告诉了世人，什么叫“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你们杀了我的母亲，那么不管过去多少年，你们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平。如果连这个公平都达不到，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母亲，都可以被随便滥杀国。所以，如果当年的判罚不公，那么不仅是王家三人，还有当年参与办案的人，那些徇私枉法的人，他们都该死。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同情，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点赞。张扣扣的行为也无疑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没有有权有势的王家的欺凌，如果不是张母被王家打死，如果22年前杀张母的凶手能得到法律的应有严惩，张扣扣会复仇吗？能有22年后的这场惨案吗？


张扣扣在杀人时，对王家女眷和幼子不动分毫，并当面称：与你们无关，我只杀他们。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永远也弄不懂张扣扣。谁能体会一个10岁左右的少年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被人打死目睹母亲的尸体一块一块被解剖验尸的心情？有仇不报非君子。但凡血性男儿，谁能忘记自己的亲生母亲被人活活打死的深仇大恨？谁能咽下杀母凶手20多年一直逍遥法外的这口恶气？


不让爱母亲何以爱党国，山东于欢辱母杀人案已经终结，但留给社会的反思远没有结束。我们一直宣传祖国是“母亲”，要求老百姓爱国，保家卫国。可是一个男人连自个家园都保卫不了，如何卫国？如果连自己亲生母亲都保护不了，何谈保护国家这个“母亲”？


其实，正是当年法律的缺失才导致了张扣扣今天的出手杀人；正是法治不公，张扣扣才自己寻找公平；正是法律没有为张扣扣的母亲伸张正义，才致使张扣扣拿刀自己替母伸张正义——虽法律已死，但儿子尚在！


虽张扣扣的暴力行为属于违法犯罪，但这么多的人力挺张扣扣说明什么？司法腐败和法治缺失的欠账终归要还。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惨案注定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汉中避免，没准就会在其他地方发生。法治不明则复仇兴这是千古不变的规律，但愿我们能引以为戒，不再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人生在世，有两大仇不可不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就是一条狗，你踩了它，它还要跳起来咬你，何况一个人？如果我们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连狗都不如。张扣扣的行为，充满了绿林气息，他求的是一种江湖武侠式的“公平”，就像郭靖拿着剑对郭芙说：“你伸出右臂来，你斩断人家一臂，我也要斩断你一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种公平，本来是应该由法治来给张扣扣的。


但现实，逼着他走出了这武侠的一步。相信很少人会有这种体验：在十来岁时，亲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而且凶手还得不到法律相应的惩处，这种仇恨，恐怕就算过上十辈子也无法消弭。但张扣扣背负着这样的仇恨，还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线，他不杀一个女人和孩子及无关人员。他说：与你们无关，我只杀他们。只惩罚该死之人。如果当年的司法不公，那么，张扣扣的行为就是公正的司法程序。撇开这个案子，从网络和媒体披露的问题，以及耳闻目睹的现实看，司法界的贪婪和腐败触目惊心，从民事到刑事很难有十分干净的地方，而且还要自欺欺人一再麻醉正在越来越好。当人心都思佐罗的时候，法律成了屁，司法成了笑话，不正本清源光靠删贴禁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知道；复仇必然无止境，就看谁是最后的强者，但只信强者显然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应该追问是谁制造了复仇的土壤，暴民并非天生，要从根上解决才能避免。最理想的当然是大家都有法治的自觉，而法治始终也能确保每一个个案的公平正义，否则靠机械司法则问题无解。如果我们真心吸取了同态复仇恶性循环的教训，真正领会了以暴制暴则暴不止的本质，我们就应该更加谦卑更加谨慎地利用好手中的司法权力，不容许存在任何的勾兑交易，只有尽量实现每一起个案的正义，法治信仰才能自然地建构起来，公众才会自觉诉诸于法律，而不是严重到同态复仇的这种私力救济方式。只有法治思维成为每一个个体的自觉，尤其司法者的自觉，法治治理体系才能最终建立起来，我们的法治社会才能得以维系。


张扣扣的审判，关乎党国存亡，若判张扣扣有罪，肯定不得民心，司法就象一个风向标，它会引导着社会风气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健康的司法是惩恶扬善，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司法结果是惩善扬恶，它将引导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发展。司法没有公平正义是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社会风气恶化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好的法律应该提供的不只是程序正义，它应该既强有力又公平；应该有助于界定公众利益并致力于达到实体正义。

 

绝不能孤立地看待张扣扣案。如果孤立地看，他连杀三人，当然极其血腥暴力，活该枪毙。血亲复仇也绝对不是暴力杀人的理由。但张母被害案的判决是否伸张了正义，王家的权势是否影响了司法判决，王正军是否顶罪，这才是张扣扣案的原点。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禁止血亲复仇，就是要用法律代替家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所以，法律必须确保自己是公正的。否则，禁止血亲复仇就变得毫无意义。司法若然不彰，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说的“法不治时代”，民众就有理由索回自然法的复仇之权。


实施自然正义时就不可能精确计算，要么实施过度要么实施不足，无论过度还是不足，都会毫厘不差转化为高昂的社会成本。张扣扣就没有精心计算，仇家只杀了他妈一人，他却一气之下宰了父子三，这就叫自然正义实施过度的巨大社会成本。但这能怪张扣扣吗？不能，因为有限理性也是人性，其本身也是自然正义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为了降低自然正义的社会成本，就需要一个能够精确计算正义的公共法官，这个公共法官就叫国家。如果国家这个公共法官从不缺席，张扣扣还会过度酿造手刃父子三的社会成本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鉴于审理原案的南郑县法院判决书有多处疑点，判决书中列举的七名重要证人中，王富军被张福如、张丽波指为真实凶手，而杨桂英被爆料实为王氏兄弟之母，其可信度实在值得质疑。当年原案的疑点既然引起舆论哗然，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启动复查程序，排查是否有司法不彰现象。事关司法正义，事关世道人心，复查必须启动，复查必须严格，绝不能敷衍了事。

 

如果事实证明，张母被害案的审理完全合乎正义，未满18岁的王正军就是凶手，张姐张丽波、张父张福如的指控毫无根据，那张扣扣就是一个偏执的、被仇恨冲昏脑袋的杀人凶手，当然应该由法律实施最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执行死刑也不为过。但如果复查结果表明，张母被害案的审理是有瑕疵的，没能实践司法正义，殴死张母的并非王正军，而是另有其人，那张扣扣的行为起码应该获得一定的谅解，应该像前清为父报仇的杨献恒一样，被从轻发落，判处死缓或更轻的徒刑甚至可以当庭释放。

 

张扣扣这次动机很纯粹，就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杀死杀母亲的仇人!中华大地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的母亲，她们不是简单的数字，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千千万万每个家庭，简单说是孕育自己的孩子，说大了就是孕育整个中华民族!如果一个男人连孕育自己乳汁的母亲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捍卫家园，保家卫国?我相信天理！世间自有公道！但是这公道天理迟迟不来！这社会不能没有公道！苍天不能没眼！于是张扣扣就自己来处理这件事，维护天道!如果当年有公道，今天张扣扣就不会替天行道！苍天必须有眼！不然这社会真的就乱套了。犯罪分子就会目无党纪国法更加肆无忌惮欺压百姓，得民心者得天下，党一定要知道任何人伤害人民的人权就是等于伤害党的政权之道理。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任何社会，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说得简单一些，司法关乎人民的财产与生命安全。一旦司法失守，社会公正和正义就会荡然无存。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与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公众将公平正义的渴望更多地投向了司法的公正性。但在一些地方法院，由于利益驱动和监督缺失，司法腐败行为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潜规则”。近年来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吃了原告吃被告”，说的就是枉法的法官。一旦出现司法腐败，解决社会纠纷的法院就开始在制造新的纠纷。一些遭遇不公的当事人甚至直接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又或者利用自己的某种关系解决纠纷，向“黑社会”求助，这将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司法不公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国的政权，司法公平正义关系到我们党的先进性能否保持、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不公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要小看两个农民因一块屋地、一头耕牛所打的官司，更不要因为这样的官司很小就认为徇私枉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法官头顶上的国徽可不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而是提醒我们肩负关系到国家政权存亡重任的。

 

国家制定法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民的权益。绝对不是为了欺压掠夺人民。自然正义高于一切。自然正义是个体拥有的最后人权。什么是自然正义？暴力，是人民得不到法律公平，最后的合法权利。作为个体的人，需要法律和政府来保护自己。如果法律虚设，政府立法只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民众就有权采取暴力手段获得公平正义。求助无果。那么，张扣扣自己启动了自然正义正义模式：自己复仇，得到正义。

 

一个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恶劣过十个杀人犯罪。如果非要斩杀张扣扣，后果十分严重，将会造成无数滥杀无辜的同类案件发生。杀一个，死，何不杀十人，百人？逼张扣扣变杨佳胡文海。司法不公，违法在先。司法失职，不能解决问题在后。张扣扣不过是启动了“自然正义”模式。何罪之有？ 即便是有罪，绝对罪不该死!法的公平，比法的严峻，更有社会约束力。当故意谋杀毒死外国人可以判死缓，中国谋杀罪死刑就可以取消了。当贪污受贿一个亿可以判无期，贪贿死刑也可以取消了。当捡鸟蛋可判15年，买塑料仿真枪可判无期，脖子快被砍断都不能无限正当防卫，法律就是专对小民的。厚此薄彼、护官害民，这不是社会主义法制，甚至也不是封建法制，那是权力横行的祸国殃民法，不想要天下的草寇法。


我认为：司法机关应当将张扣扣案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司法机关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张扣扣的父亲张福如上访几年都无果，张扣扣是在杀母凶手得不到法律应当的制裁之情况下杀了凶手，是符合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机关应当尽快释放张扣扣，尽快释放张扣扣(取保后审)，才能震慑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犯罪分子。当个体无法得到法律公平，自然法则，就是最后的正义。有了张扣扣们，才能使权贵们不敢胡作非为，才能实现司法公平正义。


张扣扣“行事手段是一种私刑，奉行的是江湖法则，在法制不甚严健的社会必须行得通，绝不能孤立地看待张扣扣案。如果孤立地看，他连杀三人，当然极其血腥暴力，活该枪毙。血亲复仇也绝对不是暴力杀人的理由。但张母被害案的判决是否伸张了正义，王家的权势是否影响了司法判决，王正军是否顶罪，这才是张扣扣案的原点。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禁止血亲复仇，就是要用法律代替家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所以，法律必须确保自己是公正的。否则，禁止血亲复仇就变得毫无意义。司法若然不彰，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说的“法不治时代”，民众就有理由索回自然法的复仇之权。


另外，鉴于审理原案的南郑县法院判决书有多处疑点，判决书中列举的七名重要证人中，王富军被张福如、张丽波指为真实凶手，而杨桂英被爆料实为王氏兄弟之母，其可信度实在值得质疑。当年原案的疑点既然引起舆论哗然，国家级的司法机关应当启动复查程序，排查是否有司法不彰现象。事关司法正义，事关世道人心，复查必须启动，复查必须严格，绝不能敷衍了事。


如果事实证明，张母被害案的审理完全合乎正义，未满18岁的王正军就是凶手，张姐张丽波、张父张福如的指控毫无根据，那张扣扣就是一个偏执的、被仇恨冲昏脑袋的杀人凶手，当然应该由法律实施最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执行死刑也不为过。但如果复查结果表明，张母被害案的审理是有瑕疵的，没能实践司法正义，殴死张母的并非王正军，而是另有其人，那张扣扣的行为起码应该获得一定的谅解，应该像前清为父报仇的杨献恒一样，被从轻发落，判处死缓或更轻的徒刑甚至可以当庭释放。


张扣扣案绝非孤立个案，中国司法机关必须反思。当前，中国的法律是有，但并无实行，可以说中国的法治是有名无实的，而且司法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就当作实行了，“任何刑事案件也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司法机关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张扣扣是在杀母凶手得不到法律相应制裁的情况下才去杀凶手的，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钱莫欺人，有权也别枉法，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


既然法律无法保护我，我何不自己来，这就是全世人的心理。张扣扣杀人无非就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大家讨论的法律问题，也不仅仅是以暴制暴的社会问题，还包含人性善恶问题，以及何为正义、如何维护正义的思辨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因为外族入侵而合法杀人，那是为了正义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壮举。而同胞杀人却不能得到惩罚，受害者就不能用同样的暴力拿回正义？扪心自问，如果是我，也许我也会视生死不顾，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拿回属于我的正义。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我看来，这其中“执法必严”是最重要的，因为古人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执法的公平性是最重要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能他偷个自行车，拘留十天，我偷个自行车，就判我五年，这不公平。所以，张扣扣一案的重点就在于：当年对王家人的判罚，是否公平？如果王家人当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按照当时的法律，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量刑，那么这个案子就结了，张扣扣没有复仇的理由，他今天的行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犯行径，他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但是——我要说但是了，如果22年前，也就是1996年的那个秋天，王家人依靠自己的势力摆平了司法，根本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么张扣扣今天的行为，就充满了正义感：他是在替司法说话，他是在完成当年法律没有完成的事情。他隐忍了二十年，以自己的行为告诉了世人，什么叫“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你们杀了我的母亲，那么不管过去多少年，你们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平。如果连这个公平都达不到，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母亲，都可以被随便滥杀。所以，如果当年的判罚不公，那么不仅是王家三人，还有当年参与办案的人，那些徇私枉法的人，他们都该死。


人生在世，有两大仇不可不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就是一条狗，你踩了它，它还要跳起来咬你，何况一个人？如果我们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连狗都不如。张扣扣的行为，充满了绿林气息，他求的是一种江湖武侠式的“公平”，就像郭靖拿着剑对郭芙说：“你伸出右臂来，你斩断人家一臂，我也要斩断你一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种公平，本来是应该由法治来给张扣扣的。


但现实，逼着他走出了这武侠的一步。相信很少人会有这种体验：在十来岁时，亲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而且凶手还得不到法律相应的惩处，这种仇恨，恐怕就算过上十辈子也无法消弭。但张扣扣背负着这样的仇恨，还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线，他不杀一个女人和孩子及无关人员。他说：与你们无关，我只杀他们。只惩罚该死之人。如果当年的司法不公，那么，张扣扣的行为就是公正的司法程序。


张扣扣这次动机很纯粹，就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杀死杀母亲的仇人!中华大地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的母亲，她们不是简单的数字，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千千万万每个家庭，简单说是孕育自己的孩子，说大了就是孕育整个中华民族!如果一个男人连孕育自己乳汁的母亲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捍卫家园，保家卫国?我相信天理！世间自有公道！但是这公道天理迟迟不来！这社会不能没有公道！苍天不能没眼！于是张扣扣就自己来处理这件事，维护天道!如果当年有公道，今天张扣扣就不会替天行道！苍天必须有眼！不然这社会真的就乱套了。犯罪分子就会目无党纪国法更加肆无忌惮欺压百姓，制造社会混乱。得民心者得天下，党一定要知道任何人伤害人民就是等于伤害党的道理。


国家制定法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民的权益。绝对不是为了欺压掠夺人民。自然正义高于一切。自然正义是个体拥有的最后人权。什么是自然正义？暴力，是人民得不到法律公平，最后的合法权利。作为个体的人，需要法律和政府来保护自己。如果法律虚设，政府立法只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民众就有权采取暴力手段获得公平正义。求助无果。那么，张扣扣自己启动了自然正义正义模式：自己复仇，得到正义。


一个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恶劣过十个杀人犯罪。如果非要斩杀张扣扣，后果十分严重，将会造成无数滥杀无辜的同类案件发生。杀一个，死，何不杀十人，百人？逼张扣扣变杨佳胡文海。司法不公，违法在先。司法失职，不能解决问题在后。张扣扣不过是启动了“自然正义”模式。何罪之有？即便是有罪，绝对罪不该死！法的公平，比法的严峻，更有社会约束力。当故意谋杀毒死外国人可以判死缓，中国谋杀罪死刑就可以取消了。当贪污受贿一个亿可以判无期，贪贿死刑也可以取消了。当捡鸟蛋可判15年，买塑料仿真枪可判无期，脖子快被砍断都不能无限正当防卫，法律就是专对小民的。厚此薄彼、护官害民，这不是社会主义法制，甚至也不是封建法制，那是权力横行的祸国殃民法，不想要天下的草寇法。


网上有一句经典语录：“有的人，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制；你跟他讲法制，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接轨；你跟他讲接轨，他跟你讲文化；你跟他讲文化，他跟你讲老子；你跟他讲老子，他跟你装孙子！你跟他装孙子，他跟你讲道理”。


对于老百姓上访“告御状”这一古已有之的不稳定因素，当今“有的人”的领导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你去上访，走合法渠道阐明民意，他就采取流氓手段对付你。诸如跟踪、监视是轻微的；而谈心、和你同吃同睡是典型的；当然离得太近了，偶尔发生一些碰撞、跌伤也是在所难免的了；至于殴打、跨省、囚禁也不时见诸报端。若你被逼急了，跟他耍起了流氓手段，那你的结局一定更惨。他会“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用“讲道理”的方法给你上深刻的一课。一句话，因为人家就是流氓，还是真流氓，还怕你这半路出家的假流氓不成。


当然，也有人(新京报，法制日报)对我的观点感到了极度的恐慌，对张扣扣进行了规模化的口诛笔伐：丧心病狂，目无法纪。我们吃瓜群众倒是不以为然，俗话说得好：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只有那些巧取豪夺的权贵们以及偷奸耍滑的宵小们会颤抖。民众热议张扣扣案的同时，战狼和红海正在宣扬着爱国主义强心针：如果曾经是优秀的武警战士的张扣扣也出现在红海行动战士队伍中，那就成为了一个永远无解的悖论：法律当然不允许目无法纪为父报仇，义务却要求为国捐躯犯我强汉虽远必诛？


请问新京报，法制日报，当政法机关迟到或缺席时怎么办?人民有冤同级告不了又不可越级告怎么办?何况，当前还有很多地方政法机关还把反映问题当作犯罪处理，把反映问题人抓回去拘留判刑，如果张扣扣不自己处理怎能得到处理?违纪犯法的人怎么能得到法律的惩罚?所以，我还是认为，在当前法治仅是精神的时候，有了张扣扣们，才能使权贵们不敢仗势欺人胡作非为。放了张扣扣，才能使以后的张扣扣不会报复社会滥杀无辜。放了张扣扣，才能体现司法的公正，放了张扣扣，才能显现执政党的公心，放了张扣扣，才能彰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当法律不能为民众伸张正义的时候，当民众对法律彻底失望之时，民众就会代替法律行使伸张正义!这是统治者要十分明白的一个道理!不行了可以来个民意调查看看。


司法公正是离不开民意参与的，司法审判更不能违背人之常情，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长期以来，在一些热点公共案件中，总有某些声音指责“舆论绑架司法”、“民意破坏法治”，甚至个别司法人员表示“不亲自看完案卷，就评论判决的是非对错，就是耍流氓”。 强调审判独立是对的，但试图以“专业的借口”堵上悠悠众口，却是对民意的漠视。任何判决都不应刻意逃避民意的议论，无菌室的司法是无法赢得公信的，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和基本的道德诉求、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虽然张扣扣杀了三人，但是，我完全不觉得他对社会有威胁，相反，对社会有威胁的倒是被他杀掉的那几个仗势欺人的人。在我看来，张扣扣是个集忠孝仁义为一身的悲剧性人物，报名参军是为忠，为母报仇是为孝，不杀无辜是为仁，投案自首是为义。对于这个汉子，当他需要法律时，法律转身离去；当他拿起刀报仇时，法律又回来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请刀下留人”。第一，请给痛事留范：张扣扣有自首情节，虽然自首有官方民间的不同解读，但是，从法律上无疑是可以轻判的因素。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张扣扣没有滥杀无辜，当然，有人可能认为已经滥杀，但是，没有挥刀妇孺足以为这件痛事与以后相似痛事留下“典范”。只要不是伤及无辜杀人无限恶意报复社会，请对今天与以后的“张扣扣”留一线生机。二，请给双方留念：如果，张扣扣的老父亲因为儿子的死刑人生无望再有不理智的行为，那真是冤冤相报。即使死缓，张扣扣的一生也已经毁掉，但是，至少给张家留下一个念想。而这样，对王家来说也可以是安全了。双方家庭已经半毁，不谈再有情有义，只说相互体谅一点点儿，留点念想，走好余生。三，请给司法留脸：法院是不会出来走两步的，呼格案、聂树斌案没有，赵作海案、张高平案没有，震动京城的雷案也没有，遮遮掩掩的看见半边脸已经难得。法律不是对百姓就无情无义、高冷高傲，对权势就谄笑屈膝、附炎趋势。请法院对张扣扣刀下留人，给自己一错再错的判案，留点体面，留点脸面。不要被踢来踹去，装作不知。四，请给众生留情：大而概之说法院，就没有人心动。还是具体点：法官们，还要点脸不，要就请慎之再慎。网络上所以对张案言论铺天盖地，就是大众情有不舍。 五，请给文化留根：不是说要有文化自信吗，中华文化的一个核心就是忠孝，有人已经考证历史上的类似张案，都赦免甚至旌扬。法律更加严明的今天，不求旌扬赦免，但，至少不要斩草除根，割断文化的命脉。


也许有人会认为放了张扣扣，会造成复仇泛滥，弄得人同兽类，国将不国。我认为惩杀张扣扣，社会才真的会乱套了，权贵们会更加目无党纪国法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导致官逼民反，党失政权国家混乱。由国家公权力，取代个人对他人的生杀予夺之权，这是人类发展、文明社会的必须。但是，法律本身也是一种报复制度，只不过换了主体，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上。人类的复仇愿望是很难消除的，私仇丛生，正是因为法律缺失，坏人得不到有效惩罚，正义得不到伸张所致。仅仅有法可依是不够的，真正能做到有法必依这才行。要让原始的私力救济绝迹的，不是司法限制而是司法公正程度。

 

司法应该有一只善听的耳朵，倾听民意，在法律提供的自由斟酌幅度内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合理民意应该尊重，公正司法才能真正实现。司法领域的民意，具有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性这一首要特征。基于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认识，民意对司法的关注，往往体现在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包含着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期望。司法的本质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反映的正是民意的目的，因此，从应然状态而言，民意的目的正是司法所追求的结果，二者应该是统一的。民意的表达是对司法的有力监督，亦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监督是一种约束，它可以制约被监督者滥用权力，保证监督者目的的实现。由于司法实现公平正义的本质与民意的目的一致，这使得民意监督司法成为必需。民意也只有对司法进行监督，才知道司法是否实现了其目的。司法过程是一个适用法律的过程，通过立法表达的民意能否在司法中得到实现，这是广大民众关心的问题。当司法的各项活动置于民意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地公开审判过程，最为详尽地公开裁判理由，最大范围地公布法律文书，使整个司法活动公开化、透明化，司法过程中的不公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司法也必然会朝着体现民意的公平正义道路前行。


司法就象一个风向标，它会引导着社会风气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健康的司法是惩恶扬善，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司法结果是惩善扬恶，它将引导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发展。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履行职责，决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党要加强对司法的全面领导，重点监督纠正司法不作为乱为、量刑畸轻畸重等问题，持续监督违法“减假暂”、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等问题，加强对民事行政诉讼领域虚假诉讼、违法调解、违法执行、裁判不公的监督，坚决查处背后的职务犯罪。要更加注重人权司法保障，加强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监督纠正和源头预防。加强对违法阻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行使诉讼权利等行为的监督。依法严惩“牢头狱霸”和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犯罪，加强被监管人非正常死亡等监管事故检察，完善律师权利保障和救济机制。畅通诉求渠道，防止老百姓状告无门，导致报复社会滥杀无辜。对司法机关不公正的裁决，决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暴力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司法机关要有人监督还要有人领导才能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中国的司法决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对贪赃枉法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八.腐败惩治要有真巡查组，社会治安要有真巡警队。


现在中国，各地方官员腐败懒政层出不穷，如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社会治安也不容乐观，盗抢诈骗案件时有发生。我认为：腐败惩治要有真正有权力的巡查组，社会治安要有真正在大街小巷上巡逻的巡警队。


目前的中央巡视组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组织机构，只有了解权没有处理权，了解到的问题只通报后交给出问题的单位自查自纠。甚至提前公布巡视行程，让各单位做好接待巡视组的准备，这完全是作秀行为。国家应该成立一个真正有权力的巡查组，由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不定时不打招呼地到各地巡查，直接查办各级官员腐败懒政及各类冤假错案，才能彻底解决官僚腐败和政令不畅及冤民到北京上访问题。


当前各单位和大街小巷几乎都装上了摄像头，虽然能起到快速破案作用，但受害人已经受害了，抓到犯罪分子后有什么用，这完全是官僚主义作风。公安机关应该立一支真正机动的巡警队，开车骑车不间断地在大街小巷上武装巡逻，防止发生各种治安案件和快速抓获犯罪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震慑各种犯罪分子不敢违法犯罪。


另外，要制定使官员不敢贪不敢腐不敢不作为乱作为的政治体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绩硕果累累，反腐高压已形成常态，“不敢贪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有的地方出现了为官不为，碌碌无为等“庸政懒政怠政”现象。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致命伤”，那么，庸官懒官则是党和国家的“慢性病”。不管是“致命伤”还是“慢性病”，都会危及到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庸官懒官使经济发展不起来，不仅极大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庸官懒官的存在，会不停地制造着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紧张和矛盾。当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越积越深后，容易形成十分危险的“政治堰塞湖”。

 

从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反映出，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同在，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共存，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形成了“共腐关系圈”。这表面看是官场风气败坏，一部分官员搞小圈子，结利益联盟，拉帮结派、利益输送等，深层次是官商同盟圈、官场利益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政治生态圈，“劣币驱逐良币”逆淘汰式的潜规则代替了正常的干部选拔规则，政治生态在局部长期恶化出现了溃败。官场腐败，古今中外都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正是全社会腐败。国民党政府的时候是官场腐败，社会其他方面：学界、文化、新闻以及工商企业没有全腐败，所以政权被推翻了，社会还有救。而现在，各行各业都腐败，而且已经见怪不怪，连小学生都知道要家长给老师送礼，以便对自己好一点，如果这样下去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近几年，中国打击腐败分子的力度确实在不断增大，可奇怪的是，贪官数量似乎反而上升，涉案金额也在直线飚升。除了近期众多情妇反水成了反腐败斗争不可小视的力量以外，小偷在反腐败中的作用也值得我们加以利用。我们更知道，这些年来，有地震“震”出的贪官，有楼房“塌”出的贪官，有豪赌“牵”出的贪官，有敲诈“讹”出的贪官，有大火“烧”出的贪官，有肇事“逮”着的贪官，有嫖妓“裸”出的贪官，有二奶“咬”出的贪官，有拆房“露”出的贪官，有他杀“牵”出的贪官，有矿难“砸”出的贪官……等等。不知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轻喜剧”的背后，最终是让谁尴尬？

 

中国的腐败现象；1.官商勾结，贪官和商人联合疯狂的掠夺国家和人民财产，这种现象从乡镇到县市到处都有，新闻也不断暴光，我就不一一举例了。2，贪官为了一己之利出卖国家秘密，给国家造成严重政治和经济损失。3，贪官保护黑社会，和黑社会沆瀣一气，人民被黑社会凌辱伤害，甚至杀戮，有怨无处伸，有状无处告。例如重庆的前司法局长文强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使黑社会横行重庆。垄断合法和非法市场，连赌场也不放过，让起弟熄掌控。4，贪官为了金钱，让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猖獗，给人民身体带来严重损害，甚至夺取消费者生命，毒奶粉，假药品，让儿童，患者身受其害。前药监局长郑筱庾，掌握医药审批权，疯狂受贿，让无数假冒伪劣药品堂皇进入卫生系统，害国坑民，民怨沸腾。5，贪官买官卖官，让真正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不能够得以提拔，长期下去，贪官墉官成为干部队伍的多数，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我们的党还有什么希望，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将付诸东流，人民和党员能不痛心。6，一些贪官，把妻子，儿女先送到国外，自己在国内捞钱，人民叫他裸官，他把贪污的金钱带去国外，享受荣华富贵，贪官和富人这样移民，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提起中国官场腐败，中国老百姓可以说个个咬牙切齿和深恶痛绝，中国官场腐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基本已成为公开化，中国官场腐败为何变得越来越猖獗？难道说真的到了无药可治地步？任凭其继续发展下去？不少专家学者在评论中国官场时，打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中国官员全部拉出去枪毙掉，可能有个别是“冤死鬼”， 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说不定有多少是漏网之鱼全。中国官场已经到了这地步了，老百姓只有眼睁睁去看着了。这也说明了什么？说明当今中国官场腐败可怕性。中国官场腐败的“重灾区”在哪个级别上，从倒下去的腐败官员不难看出，90%以上都是其在担任科（局）、处级岗位期间，大肆行贿受贿和买官卖官，犯事大都在其爬到省、厅级位子。中国官员被查处后，不知大家细心留意没有？一部分在其调离原工作地；一部分倒在“情妇”（二奶）身上；一部分倒在工程上（官商勾结）。

 

中国官场腐败最大的“怪现象”是什么？就是一旦一个官员倒下，后面总是牵出一大堆大大小小官员，中国官员腐败为啥难查处？难就难在一个小官员倒下，后面牵出的往往是比其级别大好几倍官员。比如：一个副省、厅级官员倒下，小至牵扯到省委书记、省长，牵扯到中央级官员是很正常的。好多官员倒台后，由于牵扯到的官员太多，没法再往下查了，最后都不了了之。如果继续严查下去，可能导致某些地方领导班子瘫痪。有人这样评价当今中国官场，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地方贪官们也学得越来越聪明了，你查处贪腐力度道高一尺，我贪腐方式魔高一丈，让我不贪是不可能的，要贪就来个群贪、窝贪，大家都成了拴在一条绳子上蚂蚱，跑不我，你也同样跑不了，我在前面倒下，你在后面也要不了多久，难兄难弟捆绑在一起。造成上级明知其下属是个贪官，还千方百计去提拔重用，甚至越是贪官提升越快，真正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事的官员，反而没人提拔重用。

 

从被查处的贪污腐败官员，他们几乎个个创造的都是“大手笔”，一贪少则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和上亿元已成家常便饭。阎海明何许人也？其人只是郑州市二七区二七区齐礼阎村的一个小小村支书。据《法制日报》报道，阎海明在担任齐礼阎村的村支书期间，借政府的拆迁安置政策，贪污受贿两千余万元。目前，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对此案进行审理。一个小小村官竟然贪污受贿两千余万元，要不是受到查处，你敢相信这是事实？你不感到可怕吗？中国还有多少贪官“潜伏”政界里？可以说是个未知数。也可以这样说，目前中国查处的贪官只是九牛一毛，被查处贪官对外公布的贪污受贿数字（钱物），也只是冰山一角，贪官们贪腐的数目，远远超过对外公开数目，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认为：官员官僚腐败主要是用人制度上有问题，要真正解决官僚腐败问题，必须真正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民主就是个好方法。长期以来，党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从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大都发生在资源和权力较集中的领域和岗位，体制机制的缝隙和漏洞为一些人提供了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机会，这正是为什么反腐败反不胜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根源所在。政治体制不变的反腐败，无异于守着粪堆拍苍蝇，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官员官僚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使官员不敢贪腐懒政，而一个坏的制度则能助长官员贪腐懒政。我之所以建议实行党主民主政治制度，是因为民主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最能遏制官员贪腐懒政的体制！当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久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党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民主对腐败的抑制作用，至少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民主是促使权力持有者尽职负责的前提。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主席有一番著名的谈话。黄炎培先生提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认为中国历史总是跳不出“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坦诚希望中共能够跳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恶性循环。对此，毛泽东主席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主席的这番谈话发人深省。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人民的统治”，或“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意味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在民主政治的语境中，政府及各级官员，仅仅作为人民的代言人行使各种权力。由此必然得出的推论是，人民对各级各类官员有选举权、任命权、罢免权。如果官员怠于行使职责，甚至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人民就应当有切实的措施剥夺其作为公共权力代言人的身份。在民主的政治环境中，既然各级官员的任免不完全掌握在上司手中，人民对政府官员的去留升迁有发言权甚至决定权，权力持有者就有可能改变唯上奉承的作风，切实将目光由“向上望”转为“向下看”，时刻保持警醒，真正对人民尽职负责，不渎职、不怠惰、不松懈。

 

其二，民主是保证监督切实有效的重要条件。在当代中国，监督对于防治权力腐败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要求各类政府信息最大化公开，权力运作全程透明。但仅仅公开透明，还只能保证能够监督，只有辅以民主，才能保证监督有力有效。只有在民主的环境中，人民才能将对权力运行监督的结果畅通地通过新闻媒体等多重渠道反映出来，并借助公共舆论、新闻媒体的力量，褒奖擢升优秀的官员，谴责罢免不合格甚至失职渎职的腐败官员。就此意义而言，民主恰如加在权力上的枷锁。没有民主，即使存在某些内部监督，也难以对肆意的权力起到有力的制约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初心，本来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目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期稳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另外，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我认为；中国应该坚持党的领导，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党主民主，首先党中要有主，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并让党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让党主席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名符其实名正言顺，依照宪法统治中国。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

 

有人说，在现代社会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多党轮流执政。其实这是一种任意的夸大和欺骗，甚至是有人恶意伪装。我们以美国为例，首先我们说美国从来不是多党轮流执政。即使以美国包装出来的伪装来看。美国主要就是两大党派。很多时候，一个党的总统可以连续多任。实际上美国的总统更多的时候并不代表自己所在的党派。而是利用一个党派来取得自己的任职资格。因此一个政治家改换党派很正常。但是美国总统并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议院比美国的总统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制定法律的权力。而美国的议院很少一党独大，而是多数情况下，必须两大党派合作。也就是说在制定法律方面，其实这两个党大多时候是一致的。美国两院还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法院比参众两院还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力和法律的裁决权。可以说美国的权利核心就是美国的宪法，它的权力支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司法，掌握在司法体系主要有法院、监狱、军队；二是立法，掌握在议院体系，主要包括制定行政法律、核定行政编制和经费、对行政人员进行检察；三是执法，掌握在行政体系，主要有总统、国务院、军队参谋总部。因此事实上，在美国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美国宪法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过是这一个党中的两个派而已。

 

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搞民粹式民主，以美国为例，其政治体制不过是准君主制的改良形式。英国和日本甚至仍然是君主立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化的历史。令人感概的是，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现在的英国还有女王、日本还有天皇、泰国还有国王。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令出中南海。

 

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

 

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受民怨，以前中共有一个相关的认识误区：以为实现党组织对社会的“全覆盖”，就是加强了其执政的基础。效果可能正相反。庞大的组织系统和庞大的党员队伍中的任何一个弱点都是党的污点，无限扩张的党权所带来的是党的无限责任。而且这种无限责任随着党组织和党员向着越来越多的领域延伸，也延伸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即使党的上层精英有励精图治的决心，大刀阔斧地反腐和整党也许可以一时遏止腐败的蔓延，却无法断绝腐败的根源——无所不在的党权。而那种无所不在的，“群众身边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无时无刻不在给整个党抹黑，无时无刻不在侵蚀党执政的合法性。结果是，共产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它领导的结果；老百姓理所当然地认为天下所有的坏事，都是共产党干的——至少它要负责。

 

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状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以前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逻辑。中国应当撤消省县乡只设市区镇村，并撤消政协归并人大。原省级的官员安排到国家巡查组工作，到各市巡查监督市区镇村的官员。这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不会出现藩镇割据, 中共的政权会更加稳固, 这也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

 

市区镇村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央把国家执政权撑握好，把市区镇村行政权交给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有序去竞争，市区镇村官由党领导人民举选，中共不会失去国家执政权的。市区镇村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给人人有一个施展其才华的机会，这样才能给所有有志为国效力，有才之人尽其才能服务于国家，这样的国家才会兴旺发展，这样做也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面对党的十八大发出的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和新的动员令，面对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形势，面对启动近200年的中国社会转型，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改革潮流，我们能否大力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能否有效凝聚力量，切实攻坚克难？能否真正实事求是，坚持求真务实？能否顺应世界潮流，保持与时俱进？能否抓住战略机遇，确实大有作为？能否代表人民利益，实现民族复兴？能否具有远见卓识，科学运筹帷幄？能否勇担历史重任，不计个人毁誉？已经越来越聚焦到我们能否以更大魄力、更强决心、更多智慧和更宽视野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并以此引领、带动、推进和深化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上。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得时无怠，时不再来，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中国当前唯一出路。

 

去年全国“两会”上，治理庸官懒政被首次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一段时间以来，李克强总理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中纪委全会公报也旗帜鲜明地提出，对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该撤换的撤换、该调整的调整。这一切都表明：为了将反腐推向深入，我国将重拳治理懒政怠政，要亮剑“无为”，对庸政懒政怠政下狠手、出绝招，而且势必会升格为常态性举措。　　

 

但是，时至今日，中央政令的不畅，地方官员的不为，产能工人的过剩，经济低迷的不振，社会矛盾的突出，干群关系的紧张，依然存在。其中关键原因还是干部的使用上出了问题，现在的干部选拔任用表面上是选任制、聘任制、考任制，但现实中还是以委任制是主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搞好国家建设，无法取信于民！政治改革，刻不容缓。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新老问题越来越盘根错节地和政治体制改革连在一起。政治体制不改，那些大问题都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在一些人的思维里，似乎经济发展足以解决一切问题。但从前苏联、日本、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够使执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改革成果很难被巩固，说严重一点，甚至有可能“为他人做嫁衣”。

  

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当前应优先推进社会改革，所谓“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三步走策略。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改革也可通往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并由此通往“好的民主”。我不认为有这样一种人为“排序”。人对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变革最基本的动力。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必然会促生人们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从这个角度讲，民主发展是大势所趋，谁也改变不了，谁也阻挡不住。

  

如果非要给各个领域的改革排序，也只有经济改革先于其他改革行得通。事实上，正是经济改革推动着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的改革。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也并非“经济改革一枝独秀”。现在的问题是，政治改革是明显滞后的，已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滞后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我们也要承认，政治改革适当滞后于经济改革是允许的，所谓“上层建筑”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总会比“经济基础”的变革来得晚些。关键是政治改革较之于经济改革不能过于滞后。理想的状态是经济改革“拖动”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拖住”经济发展的步伐。但是，它拖的时候，你总得动，拖不动的那种滞后，一定会带来执政合法性的流失。

  

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并行的。社会改革本质上也是政治改革。目前，社会改革包括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公民社会的发育等。要在二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必须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要参与，就有了民主问题、政治问题。而民间组织的发育，不正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吗？

  

我认为，现在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政治体制基本框架，在几个关键领域上有实质性的推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体制，才能有一个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政治体制，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目前当务之急是深入到政治体制运行的每个环节，研究具体怎样改的问题。比如，应研究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改善，党政关系如何理顺，政府职能怎样转变，党内民主怎样推进，社会民主怎样落实，现有的政治参与平台怎样利用，怎样搭建新的平台，如何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等等。我们不能浮在表面，笼而统之地谈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方面，我倡导“少说多做”的方针。毕竟，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1、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回顾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自1840年启动的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由愚昧到科学、由封闭到开放、由贫弱到富强的中国社会转型是极其艰难曲折的，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许多革命先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林则徐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在艰辛探索中提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李鸿章提出：“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王韬提出：“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一举摧毁了当时中国5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这给全国上下以极大震动，某些仁人志士清醒认识到，只实行经济改革开放不行，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小国以立宪而胜，俄国大国以专制而败，又给全国上下以更大震动。前者使戊戌变法应运而生，后者使清末预备立宪加快步伐。康有为提出：“现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谭嗣同提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孙中山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还具体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政治路线图。毛泽东同志在表示中国共产党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是民主时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我们现在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和习近平同志都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学家邹谠先生提出：“中国在20世纪中重建政治社会有两个冲突的做法或构想：一个是重建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统一中国，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占领控制社会与经济的领域；另一个是发展与动员人民的精力、才能与创造力。结果是第一个做法构想压倒第二个，有如救亡压倒了启蒙。”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名之为“历史三峡”，认为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惊涛骇浪的”三峡，大致“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8.18”讲话和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精神。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此基础上，用长达7700多字的篇幅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论述，提出很多真知灼见。如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我很怀念20世纪80年代那个中华民族充满蓬勃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年代，当时上层领导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下层民众凝心聚力，人气顺畅，全国上下密切合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少说空话，多干实事，有智有勇并卓有成效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同时我很遗憾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放慢，我们错失很多改革机遇。例如，理顺党政关系、人大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府大部门制、肃清封建残余、严厉整顿吏治、严惩权钱交易、官员财产公开、限制干部特权、控制“三公消费”、制约一把手权力、扩大差额选举和直接选举等具体制度如果早些实施，而不是不负责任地“击鼓传花”而使问题积重难返，我们今天绝不至于如此被动和尴尬。当前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再也不能错失改革机遇，再也不能不负责任地“击鼓传花”而使问题更加积重难返，从而使子孙后代更加被动和尴尬。有人提出，以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留下了陷阱和障碍，造成了更大的麻烦和后遗症。现在看风险很高、难度很大的改革，往往也是价值很高、意义很大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敢动，造成的不利后果比搞这种改革带来的风险还要大。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报告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还强调了三个“更加注重”和七项重要任务。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借鉴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其中不仅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且包括成功的教训和失败的经验。因为改革不论成败都存在两面性，都有经验和教训，都有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正像我们不能仅以成败论人物一样，我们也不能仅以成败论改革。具体而言，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清末预备立宪、台湾政治体制改革、古希腊梭伦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美国罗斯福新政以及印度、新加坡、墨西哥、苏联、东欧各国、越南、不丹、缅甸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积极吸取。例如，许多论者将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主要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其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中也有不少合理因素。而当今俄国民意也比较认同戈尔巴乔夫通过和平转型带给他们的进步，没有人愿意再回到原来的政治体制。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的重要原因，无疑更应包括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落后政治体制和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期间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和停滞。有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所谓“苏联历史上最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以停滞和聚集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为主要特征的”，“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面对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有人想到托克维尔在19世纪对20世纪两个伟大民族的预言及阐释：美利坚人将依赖农夫的锄头与一切禁锢斗争，而俄罗斯人将仰仗战士的利剑与整个人类斗争。至今随着诸多历史谜底被相继揭开，有人在敬佩托克维尔睿智的同时，又震慑于历史的强大解构力量：“曾经的豪言壮语和美好梦境的背后，何尝不是扭曲的理性压倒人类价值所导致的残暴与灭绝人性?建筑于人性和自由基础上的包容与宽让就理应被国家的强大与辉煌所取代?”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研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也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所强调的“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民主化和法治化，即高度民主和高度法治，这与中央强调的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是一致的，与有人强调的实现当前中国最大公约数的优质民主是一致的，与自1840年启动的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的政治转型也是一致的。正像有人所说：要想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只能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只能依靠民主法治。经济发展了，如果民主法治跟不上，社会只会更加不公平，更加不稳定。没有民主法治的经济繁荣不可能持续，没有民主法治的大国不可能强盛。政治体制改革的短期目标是制度化和具体化，即首先针对目前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具体制度上尽快取得实质突破。当前应在深入研究、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尽快科学制定两个不同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一是配合建党100周年时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制定一个2019年到202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二是配合建国100周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制定一个2019年到2049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两个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都应包括非常明确、清晰、具体的长短期目标、分步实施要求和时间表，以便更加注重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辨证统一，以便将局部的阶段性政治体制改革纳入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将加强顶层设计放在局部的阶段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谋划。并有效防止“浮萍式政治体制改革”、“碎片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单兵突进改革和地方试点改革陷入孤岛困境而被大环境熔解，同时将不损害任何人利益并流于四平八稳空洞口号的抽象“审美目标”同损害部分人既得利益并可操作可量化的具体“改革目标”结合起来。第一个方案某些内容的明确、清晰、具体程度，可适当参照清末《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如果说自1840年启动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已近200年，而当今中国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处于浩浩荡荡的民主化改革潮流中，我们还以各种理由不愿或不敢大有作为和民主化改革，不愿或不敢制定包括明确、清晰、具体的长短期目标、分步实施要求和时间表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我们怎能真正对得起历史和未来，怎能真正对得起人民和民族！应尽快成立超越各种利益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或研讨小组，尽快重新成立挂靠中央党校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以便广泛调动和更好整合全党全国智慧和力量深入研究、周密论证和科学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也可考虑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还可考虑在一定范围进行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大讨论，或者进行政治实践是检验政治真理标准的思想大讨论，以便更好聚合政治体制各项重要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在解决以下九方面突出问题的具体制度上尽快取得实质突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九方面的实质突破可通过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或在一些地方搞政治体制改革试点来扎扎实实率先实现。

 

一是党、政府、人大的关系。理顺三者关系至关重要，核心是党的领导如何在政府、人大体现和改善。党的十三大报告把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当时也有人提出，党与政府职能分开不是关键，党与人大职能分开才是关键。十三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加大人大改革的力度，如优化代表结构、扩大直接选举、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立法博弈机制、增设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等。

 

二是党内民主。确保党员各项民主权利，真正落实“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代会、党委、纪委各负其责，推广党代会常任制，探索纪委垂直领导并监督同级党委，探索正常竞争和更多竞争，扩大差额选举和直接选举。党内民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干部做起，以中央党内民主带动地方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由上到下民主带动由下到上民主，形成中央与地方、党内与党外、由上到下与由下到上良性互动的局面。而标榜和追求选举“全票”不利于推进党内民主。

 

三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选举民主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建立健全社会协商对话机制，注重谈判、协商、妥协、平等、合作精神，及时、畅通、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尊重社会多元利益诉求和参与协商各利益群体意见，发挥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中的作用。推进协商民主平等、自由、公开、透明、广泛、多层、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发展，统筹兼顾政治协商与社会协商、精英协商与大众协商、高层协商与基层协商。避免协商民主长期脱离竞争性民主框架而独立存在，避免某参与主体利益优先于其他参与主体利益，也避免强势力量利用协商形式和暗箱操作在多元冲突中掌控协商民主和漠视社会共识。

 

四是基层民主。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落实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尊重群众和基层的实践和积累，鼓励群众和基层的大胆试验和大胆突破，发挥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和改革智慧。扩大基层群众政治选择的范围，制定和完善保障基层群众享有更多更实民主权利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推动城乡在发展基层民主上的相互促进和共同进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一些重要改革通过基层民主试验逐步向高层民主推进。

 

五是权力制衡。无制衡的权力腐蚀人心，易被滥用和滋生腐败、伪善。制约“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度膨胀”和“权力加速腐败”，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并形成可闭合的制衡关系，确保人民监督权力和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由点到面、由新到老、由易到难、由上到下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官员如申报财产不实一律先停职再调查处理。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以依法治党带动依法治国。在长期正人心、敦风俗的同时，也通过法治和制度铲除权力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改变有些监督者不受监督和有些监督不仅不能限制权力反而被权力利用的状况。

 

六是权利保障。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完善民主，将还利于民的经济改革与还权于民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保证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以制度和法规切实保障和认真实施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权利，严禁任何人以任何利益收买和交换公民民主权利，在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由此向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的选举民主逐渐过渡。通过法团主义或合作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组织，保障公民社会组织的各项权利，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在社会治理上形成官民互动和共治的良好格局。

 

七是司法体制。理顺政法委、公安部门、法院、检察院的关系，探索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有机统一，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减少法院在人事与财政上的行政依附。坚持审判公开、判决公开并提高判决书的说理质量，消除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司法腐败现象。依法严惩贪腐以使官员畏惧而不敢贪腐，改变贪腐行为都是事后追究甚至很多盘根错节的贪腐行为未受追究的局面，使司法确实起到社会公平正义最终保障的作用。

 

八是行政体制。在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基础上实行大部门制，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推进公共财政预算改革，严控“三公消费”，落实政务公开有关条例。政府进一步向市场、社会转移权力，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社会力量参与的作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格局，改变政府万能、“跑部钱进”、权力利益化、利益政策化局面。

 

九是干部制度。根据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的政治学公理，扩大公推直选、直推直选的范围，加强民意、竞争和制度在干部选任中的作用。消除买官卖官等吏治败坏、假大空套等八股官话和不少干部对上级像奴才般卑贱而对下级像皇帝般跋扈的官本位现象，扭转目前官场堕落带动全社会堕落的倾向，改变大量干部违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太多而经不起廉政调查的状况，限制干部特别是副部级以上干部的各种特权和超标待遇，遏制某些高级干部及其亲属子女特殊化的不断扩张。

 

2、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攻坚克难

 

在中国已进入全面改革阶段的当前，究竟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最适合中国？什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有效的实质突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有哪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是否缓慢和需要加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前承经济发展而后启文化繁荣？这类涉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非、真假、得失、进退和承启的问题，我们每位真正思考和认真研究政治的人无疑都有自己的清醒认识和理性评判，也都有权运用各种方式真实或违心表达，或者永远埋在心里而不表达。当然，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目的，也常会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甚至争论不休，怒目相向。但中外历史和现实都雄辩地证明，这类评判绝不能仅由少数当局者当时做出，而必须主要由广大民众、旁观者和历史做出。因为一般而言，少数人的眼光有时是模糊和短浅的，而广大民众的眼睛是雪亮和长远的；当局者的评判有时是迷糊的，而旁观者的评判是清醒的；当时的评判有时是功利的，而历史的评判是公正的。中外历史和现实也都雄辩地证明，无视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拒不进行甚至完全背离民主化和法治化改革的当政者尽管很多，其中有些还会骄奢淫逸和得意忘形于一时或一生，但最终几乎无一例外都被世界潮流和广大民众所彻底抛弃，并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需要指出的是，知识分子不是权力和利益的附庸，而是社会的良知和正义的守护神，知识分子在推进顺应时代和民意的政治体制改革时，不必过多在意自己意见能否被决策者采纳和重视，而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百折不挠，九死未悔，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社会责任感、高尚道义感、坚韧不拔意志和执着奋斗精神。所以我很鄙视现在那些受狭隘目的和权力利益驱动而对上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违心表达自己评判的知识分子，但愿他们若干年后重新回顾和审视自己今天的观点时能有良心发现，能因自己曾经像政客般利令智昏、口是心非和睁眼瞎说，而在内心深感羞耻、惭愧、忏悔、遗憾和自责。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今天为提出某些虽已滞后于时代和民意却还属正确的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而沾沾自喜和津津乐道时，其实我们也应为若干年前未能及时顺应时代和民意提出这些正确的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或者为若干年前提出的某些正确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后来体现为语言腐败或者化为乌有而深深自责和诚恳认错。同时为了避免不断重蹈覆辙，我们还应下大气力尽快健全和完善能够及时顺应时代和民意提出正确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并有效避免其今后体现为语言腐败或者化为乌有的一系列体制机制。这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也取得了新进步。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中国目前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包括“重庆教训”、官商勾结、道德失范、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在内的问题矛盾触目惊心。尤其在短信、微博、微信等移动自媒体盛行的现代社会，这些风险挑战和问题矛盾越拖延越不改革则越大。简单说来，就是中国目前不改革的风险明显大于改革的风险。当前不仅改革与灾祸、改革与危机在赛跑，而且改革与革命、改革与战争也在赛跑。尽管从理论层面说，鉴于当前全面改革中的每项改革都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并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并以此引领、带动、推进和深化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所以改革无论与什么赛跑，都必须保证跑在前面，否则条条都是不折不扣的死路！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经济上的高速增长掩盖了政治上的某些问题，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近年来总体进展不快，是“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放慢的现象比较明显，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并形成推进改革开放强大合力的局面尚未出现。

 

很多人认定当前领导者在政治领域真正关注的是稳定和权威而不是改革和民主，所以对目前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真正有效的实质突破缺乏信心，对中国未来真正实行优质民主的前景比较悲观。人民日报《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一文指出：“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有人认为，既得利益的存在已成为侵蚀改革共识的一把利器，因为它在造就更保守的政治精英的同时，也把社会逼向激进。在保守的政治精英与激进化的社会构成的“双重夹板”下，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呼声似乎“理不直，气不壮”，这或许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有魄力和领导力真正推动，打破僵局，给出信心，收拾人心。而目前有时仅停留在“积极”、“稳妥”、“推进”、“深化”、“完善”等没有任何硬性约束和量化指标的表述上，这是极为可怕的。有人认为，没有危机无压力改革，有了危机又害怕改革，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两难困境。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像“温水煮青蛙”，水温不高时谁都觉得舒服而不愿跳出，但等水温高而清醒过来想跳出时已无出路。也有人认为，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魔咒是“霸权铁律”，因为反对民主化的帝国作用力太强，常常把民主化的动力和推动力化解于无形。在单中心治理的条件下，“霸权铁律”无解。只要国家规模扩大，专制一定会加强，自由一定会减少。

 

毫无疑问，与倒退和前进相比，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的体制机制环境最有利于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最有利于既得利益的最大化。就像有人所云：“改革了这体制，我们怎么以权力寻租？”“改革了这体制，我们怎么当亿万富翁？”所以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倒退而资本受限，也不愿前进而权力受限，必定会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调动所有政治经济资源，最大限度运用一切合法非法手段，以各种冠冕堂皇却又自欺欺人的理由，极力阻止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使当前的体制机制环境尽可能长久地持续或固化。从当前某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不足是对既得利益集团过分让步的角度，可以说当前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阻力除了思想观念禁锢外，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有人提出，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张力，它对党和政府形成了严重的压力。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变“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才能彻底缓解这种张力和压力。有人提出，当今中国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与其说已经固化，不如说正在急剧的演化之中，再加上信息潮流的转变，已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和转型提供了动力和空间。也有人提出，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当人们大讲改革要渐进、不能急时，往往就是不想改革。其实，改革中实质性问题不是激进还是渐进，而是要不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改革。中国改革有时需要惊险一跃，只有走出“纠错困境”和“饰错依赖”，才能避免在转型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般而言，在当前这样一个利益博弈和过分“逐利”的时期，真正愿为政治体制改革勇敢担当、奉献牺牲、既“坐而论”又“起而行”和真正“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或“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勇往直前者会越来越少，而所谓“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急功近利或趋利避害的“高智商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和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知多行少”、“说多做少”甚至“知而不行”、“说而不做”的现象会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今后我们仍不深刻反思惨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十年浩劫”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革开放 ”的“重庆教训”，我们仍不以实际行动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改革魄力和领导力不能真正展现，改革共识和合力不能真正凝聚，则不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口号喊得多么响亮，也不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表面文章写得多么漂亮，中国都很难出现真正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真实局面。中国最可能出现的真实局面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或劫持而长期小修小补和不进不退，就是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长期难以有效突破和协调推进。有人认为这与法国大革命前夕、清末预备立宪前期、波兰和东德等东欧国家剧变之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的情况有点相像。长此以往，一旦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气氛恶化、危机因素累积或出现天灾、人祸、外患，则由民间主导的推倒重来、打到一切的极端思潮就会盛行并变为大规模暴力行动。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能被动无奈地等待危机、革命或战争的降临，只有极少数既得利益权贵会在长期有序向国外转移财产和家属的基础上，脚底抹油而溜之大吉。

 

可以推论的是，由于灾祸、危机、革命或战争降临时间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中国目前这种缓慢转型的风险局面可能会长达几十年，也可能会短至几年。但只要政治体制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或劫持而长期小修小补和不进不退，只要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长期难以有效突破和协调推进，则灾祸、危机、革命或战争的降临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从历史的长远发展看，无论中国社会转型多么时间漫长，多么艰难曲折，遇到多少“可怕的”“惊涛骇浪”，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实现，必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3、清除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障碍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难度越来越大，每走一步都很难，民众对改革的期望值和改革本身的进展有较大的落差。总之一句话，每年都听到要改革，要改革，然而，每年都停留在“深化”，“加快”，“研究”，“促进”，“完善”，“强化”，“抓紧”等没有任何硬约束的字眼上，这几年的改革，总体给我的感觉是：一直在做前戏，而且前戏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正式进入下一步，特别是近几年，连做前戏都开始敷衍塞责，开始不敬业了，这是极为可怕的。改革的民意基础越来越薄弱，改革的共识已经在逐渐的破裂，这无疑是四十多年来改革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尽管民间自发纪念“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之，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也罕见发出了“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呼吁，用异乎寻常的语调警告：“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但是，如何“改革”二字只停留在表面，只停留在“前戏”阶段，不动真格，“改革”事实上就已经不复存在。

 

今天的改革已不同于四十多年前，无论是改革的共识和路径，以及改革的难度都超乎想象。比如，就改革的共识而言，四十多年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人心思变，人心思改，改革对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阶层而言，都是“帕累托改进”，但在今天，渐进式改革本身的天然弊端导致利益群体的分化，经济领域的深层改革更多指向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在缺乏一个整体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协调及谈判机制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阻力，而真正希望改革者却鲜有任何参与改革的机会，缺乏改革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承认改革的难度在增加，然而，如果藉此借口就不推动，就在改革上无所事事，则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会断送了自改革的机会而被改革。政治改革，不容拖延。

 

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而言，如何改，怎么改，其实是第二位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责任和魄力，以开放的理念和姿态，打破目前改革的僵局，重新凝聚改革的共识，形成二次改革的基本理念，这才是最重要的。収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改革开放才是其真正的核心利益，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打破重重阻碍，推动改革进程，带领中华民族走向文明和民主，与国际社会高度认同的普世原则接轨是其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真正的改革其实并不需要重新设置什么“体改办”之类的机构，更不是什么“顶层设计”能够解决的。改革的关键是要有魄力去真正推动，去动真格，如果改革只限于“前戏”，任何机构，任何顶层设计都毫无意义。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的人冤枉的很。如果按照老办法搞政治改革，直来直去，不进行政治改革过程的创新是行不通的，政治改革对执政者中某些人是意味着利益的巨大损失甚至生和死的选择。政治改革大家都知道是好的，包括那些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同志们实际上也是赞成政治改革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并不矛盾已经是共识了。但是因为所谓“欠账风险”的阻隔，使得政治改革举步维艰，所以政治改革前的“政治清零”是必须的，包括对受害者的经济补偿和若干年后对名誉恢复的承诺，包括对施害着的利益维护和名誉的不受损。做到这些难度很大，但是对和平政治改革推进民主政治来说是必须的。希望中共中央要以“既往不咎，未来是天”为方针扫除政治改革中的障碍。

 

当今中国，政治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就在于既得利益阶层担心民主化之后遭受民粹式的清算；而大众阶层同时也担心不公正、不充分汲取民意的政经改革会带来更大的不公。这形成了局势死结，拖久了就是双输的暴力循环结局。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借助当前政治新风的决绝好契机，国家应尽快启动特赦运动。纵观历史上的大赦，实不在少数，而往往大赦后带来的是国家的稳定，发展，繁荣和富强。恶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说关进去多少就少了多少，而是一个社会制度和谐与否，社会分配是否公平等综合因素而形成的一个动态指标。不是说不要治标，而是比较起来，治本更重要，何况这项政策可以避免社会的阵痛。

  

以前的贪官污吏，其实大部份还是因以前的制度不健全而造成的，谁天生就会去贪污受贿呢？如果不让中国以前的贪官污吏放下包袱，他们天天担心被查处，无心执政，国家怎么发展呢？如果外国手里掌握着贪官污吏把柄，他以公布来威胁，中国的贪官污吏们怎么对外国强硬呢？如果没有切合实际的办法，天天只喊惩治腐败的口号，中国腐败问题怎么能得到彻底解决呢？对于怎么惩治腐败，我认为要有切合实际和稳妥的措施，以免造成官员恐慌国家混乱。1993年韩国“总统”金泳三以身作则，在腐败积重难返的韩国闪电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腐风暴中，数千名官员受到惩处，包括国会议员、法院院长、部门长官、空军和海军总长等高官显要，一度造成政局恐慌。中国如果经历这样的反腐力度，政治和社会能不能继续保持稳定的局面，是个很现实的问题。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严惩警察腐败，三年间两百多名警员入狱，最终导致1977年香港警员上街冲击廉署。在此压力下，港督当夜颁布特赦令，要求廉署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港督为了让廉署这个重要机构生存下去，做出的一次艰难但正确的让步。

 

特赦；既有香港成功的先例，也是现实的需要。我们都痛恨贪腐，但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特赦，并不是纵容和放任，而是要更快、更好地抓反腐。不然阻力太大，官员为自保，互相包庇，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鱼太多、太大，网破的可能更大。当然，特赦，不是无条件的，首先将赃款全数退出，并参考在反贪的过程中有无立功表现。对那些心存幻想，蒙混过关，继续贪赃枉法的干部，决不手软，从严打击！

 

如果人民不放过一次贪官污吏，那么后果很严重，这些大量的资本将被转移到它国，就肥了敌国，当然他们情感上也不愿意流落他乡，愿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愿意坐牢，就是他们坐牢，也只能增加人民的负担，更何况谁会傻到坐以待毙，如果人民不能原谅，就这么对峙下去，腐败一代接一代，人民最受伤，其后果就是经济趋向崩溃，最后受伤的还是老百姓，重新积累资本，还有消耗多少资源，多少环境的代价。如果人民原谅了，那么资本留在国内，或者流出的资本重新流入国内，无论怎样，他们的后人都会生活得很自在，这是现实，有钱哪里不能过好生活。我和大家一样恨贪官污吏，但不能意气用事，应当考虑到最有利于百姓着想，他们坐牢与不坐牢，我们人民又能得到什么，如果这些资本都留在国内，自然有利于人民，所以，我认为人民原谅更有利于人民，不过要有个条件，他们必须退回非法所得，希望大家理性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只有赦免以前的贪官污吏，才能惩治以后的贪官污吏。在法律上实行赦免制度：对之前的贪官污吏在规定时期内退还不法收入的，不论干部职级，不论问题大小，一律免除党纪、政纪处分，不追究法律责任，原政治、经济、生活待遇不变；对没有按期退还不法收入的，政治上，一律开除公职，并存档备案，永不叙用；经济上，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以高额罚金；法律上，按刑法的最高标准处罚。

 

总归一句话；不管什么问题，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总比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一般总是两败俱伤的。目前中国的官员可以说是贪官污吏比清正廉洁多，解决办法无非二个，一个和平的方式一个暴力的方式。难道我们非得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吗？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就会引起贪官污吏带着贪来的财物逃向外国，还可能造成国家混乱的严重后果，遭殃的一定是我们国家和人民。

 

最近几年就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言论一直在持续发酵，从专家学者、社会精英到普罗大众均呼吁政治改革，甚至中国前总理温家宝也多次在国内外的公开场合，提及中国应该进行政治改革。中国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中共建政后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众的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政治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甚至基本未予进行，于是积累了太多的社会矛盾。缺少权力制衡机制，社会监督成了空谈，导致官场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法制的缺失，致违法事项无日无之；社会贫富差距愈拉愈大，导致社会动荡加剧，以致每年爆发十几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由此引起的社会稳定度的急剧下降，令高层感到压力愈来愈大，必须考虑进行政治改革，以解决国家的发展与长治久安的问题。

 

再者，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已进入社会转型期。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官员是“摸着石头过河”，到了今日，很多官员既不愿意“摸石头”，更不愿意“过河”，而是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因此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此一来，使中国陷入了“转型陷阱”，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无论从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还是谋求社会发展的角度，中国都迫切需要进行社会政治改革。这也是当前对于政治改革的共识。

 

政治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但须知，对中国而言，政治改革彷如进入深水区，操作起来绝非轻松易举之事。因为政治改革会涉及诸多敏感议题与领域。但最大阻力是政府中的贪官污吏。中外革命历史表明，共活双赢，促进社会进步的革命才能成功！否则，成王败寇观念主导下的革命只会得到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基于中国的现实，赦免支持政改的贪官，才能实现双赢的共活宪政，使既得利益集团和普通平民走出双输的囚徒困境，共享繁荣和谐幸福的未来！当然，要使权贵集团赞同财产公示和支持政改，必须要有一定的暴力威摄，只有暴力平衡（而不是诉诸暴力）才有共活双赢的的博弈均衡！

 

为减少政治体制改革阻力，我十多年前就提出赦免贪官换取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这种理性的呼吁，遭到一些西式民主人士，基于公平正义的义愤填膺的反对。显然，在那些反对赦免贪官的人士眼里，要政改就要清算或打倒贪官，政改前提就是清算和打倒贪官，政改目的就是杜绝贪官。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华传统思维——你死我活、成王败寇！中国几千年走不出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而没有真正社会革命的陷阱，就是因为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传统思维作怪。中国的革命也就成为改朝换代，而不是政治变革、社会进步！因此，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的思维，是社会进步，宪政革命的敌人。

 

我们要正视中国的社会现实，或者说多数官员的家庭财产都或多或少来源于非法收入或灰色收入，更不用说许多企业精英、富翁的财产或收入也或多或少与贪官的寻租腐败相关联，据说这个国家的科研精英或多或少都是灰色的、是通过非法手段窃取的政府科研基金（极个别倒霉鬼被抓住判刑，如中科院准院士段振豪因用政府科研经费补贴助手情人被国外老婆举报）！在此情况下，政改若要以严格依法追究官员贪腐罪行为前提或目的，则必然会遭到政界官员、富人、甚至学界精英的顽强抵抗。正是因为因此，将统治者关进笼子的宪政才会遭到顽强抵制，尽管体制内外都认识到必须政改但政改却长期停滞，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虽有压倒一切的难稳但社会越来越暴戾，国家陷入了双输的囚徒困境！很明显，革命若或是激进和缺乏理性，抵制变命的力量将越强大，结局也将愈暴烈残酷！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以特赦作为激励机制，有可能调动贪官污吏的积极性，至少让他们保持中立。具体做法是：在某个特区设定一套政改的指标，例如乡镇县市等级别的直选，差额选举，政治人物公开竞争，人大代表专职化，司法独立，媒体开放等等。一旦验收达标，该地区就实行特赦。官民的政治经济罪过，无论已发觉未发觉，皆在赦免之列。我认为，某些政改的反对者有钱有权，但缺乏安全感，以特赦为悬赏，将使他们转变立场。

 

澳大利亚的《大洋日报》（7月4日）和美国的《侨报》网站发表了这篇访谈，国内的一些网站上也有转载，标题是：《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污吏推动政改》。这笔设想中的政治交易，得到了一些赞扬，诸如现实理性，化腐朽为神奇等，但更多的是批评置疑。8月下旬出版的《凤凰周刊》（第24期）卷首语的标题就是：“‘赦免贪官’无法凝聚改革共识”。“卷首语”的批评置疑集中在五个问题上：

 

1、置公平正义与何地？2、置法律于何地？3、民众将如何反应？4、官员将如何反应？5、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途径是什么？我看到的批评置疑大体不出这五个方面。批评置疑可以激发讨论，深化认识，比赞扬更可贵。那么，我就以《凤凰周刊》为可贵的对手的代表，依次讨论上述问题。

 

1，公平正义问题

 

在一连串置疑后的压轴之问是：赦免贪官，置公平正义于何地？

 

确实，按照“得其所应得，付其所应付”的正义标准，贪官应该得到惩罚，赦免是不正义的。

 

但是，第一，我们讨论的不是赦免贪官，而是一项政治交易。交易正义与否可以计算出来。第二，正义总是处于特定情境之中，除了正义，还有生命、财产、制度改良、社会稳定等诸多价值，需要综合考量。

 

我先介绍两个历史案例，第一个赦，第二个不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警察贪污成风，仅收取“黄赌毒”的贿赂，每年就达十亿港元。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直接对总督负责，与政府和警察部门脱钩，独立行使职权。廉政公署成立10个月，接到有关贪污的投诉5958宗，涉及大量警员。1977年9月，廉署对尖沙咀警署重手出击，不到一个月就逮捕了260余人，其中高级警务人员22人，几乎将该警署一锅端。逮捕行动从尖沙咀开始，向周边警署扩散。众多警察意识到，廉政公署不仅断他们的财路，还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

 

977年10月28日，数千警察到湾仔警察总部请愿。游行至廉署执行处总部，近百名警察闯入闹事，拆下廉署招牌，砸毁廉署大门，围殴五名外籍廉署官员。一些警察要求撤消廉政公署。香港警察同声相应，闹事可能进一步扩大。

 

港督不能答应这些要求，但警察闹事将使香港社会陷入混乱。两难之中，港督麦理浩决定让步。1977年11月5日，麦理浩发布“局部特赦令”：除了已被审问、正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特赦令一出，多数警察安全了。有些警察得寸进尺，要求将反贪部门并入警务系统，市民和舆论则对港督的让步不满。麦理浩召开立法局会议，通过了《警察条例》修正案：任何警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将被立即开除，不得上诉。对警察们来说，再闹下去收益已减，风险大增，于是偃旗息鼓。

 

赦免个人罪行，换来了社会稳定，保住了制度改良。在后来的岁月里，廉政公署发挥了重大作用，香港成为全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

 

第二个是不赦的案例。

 

公元192年，东汉司徒（近似宰相）王允与吕布合谋，刺杀了把持朝政的大军阀董卓。董卓死了，部下便有树倒猢狲散之势。这支军队罪恶累累，曾经在京都大肆抢劫，奸淫妇女，发掘帝王公卿的陵墓，杀良冒功，四出掳掠“所过无复遗类”。民间传言，朝廷要杀尽他们。吕布果然派兵征讨，但出师不利。

 

这时，董卓旧部由李傕、郭汜等几位军级干部出面，派人去长安乞求赦免。王允拒绝了。王允为人刚正，灭了董卓，大权在握，难免有些骄傲，不肯妥协变通。

 

李傕等商量道：京师不赦我，我们只能拼命。如果攻克长安，就得天下了。如果攻不克，我们在京郊抄掠妇女财物，然后西归乡里，总能多活几天。众人赞同，结盟进攻长安。

 

李傕等一路收拾散兵，到长安时，已成十万大军，与董卓旧部樊稠等合围长安城。八天后，城破，李傕等放兵掳掠，杀人过万，王允拥着汉献帝躲到城楼上，大赦天下，拜李傕、郭汜、樊稠等人为将军。

 

结局是，李傕杀了王允全家，这几个军阀把持朝政，相互攻杀，城中人相食。长安内外本来还有数十万户，两三年后，“关中无复人迹”。

 

那么，当初李傕等人求赦，王允拒绝对不对？《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认为王允这件事办得“拙”。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批评王允骄傲。柏杨在《读通鉴·论历史》中批评得最狠：王允创造了东汉复兴的契机，不仅不能把握，反而把东汉王朝拖向谷底，使人民受到更长期的痛苦。在影响上，王允跟董卓相等，都罪大恶极。柏杨曰：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却坐在必须有政治头脑才能坐的板凳上，实在是一种灾难。

 

事关天下兴亡和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一贯讲究仁义道德的中国史家，并没有只盯着正义。在中国传统中，这叫识大体、顾大局。

 

如果一定要在正义的范畴之内讨论，也能算出同样的结论。

 

我们讨论的不是单方面赦免，而是有得有失的政治交易。赦免罪恶固然不公正，却可以避免更大的不公正——恶人更加得势，良民更加受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2，可以避免-8。香港警察闹事平息得早，后果不好评估。李傕叛乱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若以-10代表最糟，可评为-8。从数学上看，-2-(-8)=6，避免-8而选择-2的公正值是+6。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说，道德里总是包含算术的。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正义具有多层次和多侧面。从时间角度看，惩罚贪官是面向过去的正义，制度改良则是面向未来的正义。从空间角度来看，惩罚贪官是局部性表层正义，制度改良则是整体性深层正义。从后果角度看，有利害相权的正义，也有两害相权的正义。根据不同的主体，还可以区分惩罚贪官的惩罚性正义，补偿受害者的补偿性正义。上述正义往往不可兼得，社会价值也有高有低。放弃某个单项，并不意味着全部放弃正义。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描述了各国威权政府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他发现一种矛盾：追求正义和真相，有时可能威胁民主。因此，他建议民主派遵循这条准则：如果官方主导的转型过程启动，不要试图因为其侵犯人权罪而惩治威权政府的官员。这种努力的政治代价将会超过道德上的收获（第五章第二节）。

 

转型成功后，正义也不能脱离全局考虑。南非转型后，图图大主教主持真相委员会，以真相基础上的和解，代替了惩罚性正义。他说：“我们不得不在正义、责任、稳定、和平、和解等需求方面进行平衡。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处罚性的正义，但南非将躺在废墟之中。”《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句：我主张的是一揽子交易，特赦与政改的交易。单讲特赦而不提政改是误解。讲特赦时单提官场而不提民间也是误解。古代皇帝大赦天下，其正面意义之一，就是纠正民间的冤假错案。当代冤假错案，尤其在政治方面，未必少于古代。这方面的正义也不能忽略不计。

 

2，法律问题

 

置疑的原话是：赦免贪官，置法律于何地？此例一开，这种为了某个政治目标说放弃就可以放弃的法律，还拥有尊严吗？一种无视法治尊严、建立在践踏法律基础上的“改革”，将把中国带往何处？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特赦职权。”只要遵循法定程序，特赦就是合法的。

 

其次，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践踏着文革时代的法规走过来的。那时候，私人经商属于投机倒把，大包干等于破坏集体经济。

 

再次，法律尊严早已大成问题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正是要把人治社会建成法治社会，确立法律的尊严。在转向民主宪政的广阔进程中，既有守法，也有变法，人治社会常见的“法律服从政治”只能逐步减少。

 

最后，我再介绍一个关于法律的案例。

 

1991年，前南斯拉夫在转型中发生了种族战争，四年间死亡25万人，其中90%是平民。二百万人流离失所，三四万妇女被强奸。1993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负责审判1991年以来严重侵犯人权者。1995年10月，经过国际斡旋，交战各方达成停火协议。

 

问题在于，实现停火，维护和平，需要一些政治家和指挥官的参与，而这些人正是谋杀、强奸、虐待和种族清洗的直接行动者或怂恿者。有人指出，许诺大赦也许更为妥当，它将对军事和政治领袖产生强烈刺激，促使不同派别达成和平协议，挽救更多的生命。面对两难处境，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办法是：拖延14个月，才任命了特别法庭的总审判官。第一年的特别法庭工作计划成为一纸空文。而且，特别法庭无权查找和逮捕那些被起诉的人犯，国际部队也不执行捉拿通缉犯的任务。《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在这个案例中，法律落空了，但和平实现了。

 

3，民众态度问题

 

中国民众将反对特赦交易：“从中国现实的国情来看，除知识分子和部分工商业者将政治改革视为迫切目标外，其他大多数民众更关心的，是柴米油盐；更在意的，是反腐、公平、正义。显然，以‘赦免贪官’为前提的改革方案与民众这种普遍心态更不咬弦。它要求民众放弃自己最在意的，获取自己不迫切的。从民众对贪腐官员的激烈反应，从反腐已成当下民意的最大公约数看，所谓说服民众，只是某些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太久的知识分子的一相情愿。”

 

判断民意，要有严谨的民意调查，更可靠的是投票。如果凭印象谈感觉，我倒认为中国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颇高。某个能干的贪官倒台了，常常听到惋惜之论：贪点就贪点，给我们办实事就行。这个说法显示了一种交易心态。倘若交易换来的不仅是几件实事，而是更加尊重公民权利的制度，民众是拥护还是反对？倘若争取正义需要砸烂油坛米罐，甚至流血牺牲，民众更在意什么？

 

从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看，无论是上街还是上访，民众的主要诉求不是反腐，而是维护自身的公民权利，寻求司法公正，参与环保决策，罢免和选举村官。同时还要求媒体的公正报道。这些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柴米油盐及反腐公平正义对立起来，在事实上不对，在逻辑上有误。

 

更根本的是：这种政治交易，不必说服民众。民主社会才必须说服民众。我在访谈中的用语是“对老百姓如何交代”。交代不过是给个说法。在官强民弱的转型案例中，例如西班牙，转型完全由官方主导，民众参与极弱。

 

英国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瑞格比写道：“佛朗哥去世之后的西班牙，政治、经济和军队领域内的精英们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致主张既往不咎，不再追查独裁时期违反人权的责任者。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西班牙在没有障碍和威胁的情况下，转变成欧洲共同市场内的多元民主的国家。我们还发现，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由于当时的西班牙还处在一个欠发达的市民社会，因而没有自治社团和自愿组织反对政府的大赦和遗忘政策。”

 

在佛朗哥时代，1936年至1944年的大量处决行动中，民族主义者杀掉了15万至20万同胞。1975年佛朗哥去世，官方主导的转型开始，在安德鲁笔下，“西班牙人普遍地认同了集体忘却。”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忘却公约”。“在西班牙转变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妥协与和解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有党派和集团共同制定了忘却公约，决定实行一种公共大赦的集体性实践。……他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忘记大部分过去的伤痛，采取一种选择性的记忆缺失的立场，打开西班牙历史的新的一页。”

 

我并不否认民意的重要性，只是试图区分：在不同类型的转型中，在转型前和转型后，民意的分量大不一样。

 

亨廷顿将转型分为三类：改革，替代和改替。为了便于量化分析，我们不妨假设转型需要的力量为十分，这十分有多种组合。官七民三，大体是官方主导的转型，名曰改革。例如西班牙和台湾。民七官三，大体是民间主导的转型，名曰替代，即所谓革命。例如东德和阿根廷。民五官五，属于双方协商的转型，名曰改替。例如南非和波兰。中国的民间力量未必比得上西班牙，更别提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南非的非国大了。

 

在民间主导和官民协商式转型中，民意是决定性的。在官方主导的转型中，民意只构成背景压力，官意是决定性的。与这三组力量对比相应，官方主导的改革没有清算。官民协商的改替，则会围绕着赦免反复谈判，通常以真相代替清算。只有民间主导的转型，才有比较认真的清算。

 

更深入地说，在各国的转型历史上，赦免程度，甚至揭露真相的程度，都是由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赦免和清算背后的历史规律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决策者的利害计算决定，利与害又由拥护者和反对者实际力量的对比决定。中国的转型，恐怕也跳不出这个规律。

 

转型完成后，民意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公民社会也逐渐壮大，以前的赦免往往遭到置疑。那时，如果公民组织坚持不懈地追讨正义，他们会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得到补偿性正义。如果他们坚持追讨真相，就能找到部分真相。至于惩罚性正义，在政府主导的转型社会中，目前尚无追讨成功的先例。

 

即使在官民协商的改替式转型中，追讨正义如果危及和平，也会一再受挫。

 

1985年，乌拉圭军人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成功，民选总统桑格内蒂提出了一揽子对军方的大赦计划。在大赦法的辩论阶段，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众反对大赦，但立法机关仍然通过了大赦法。反对派发起签名运动，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全民公决，四分之一选民签名。军方则威胁说，不会默认废除大赦法。1989年4月16日公决，53%的乌拉圭民众赞成赦免，追讨惩罚性正义的人们再次失利。

 

各国的常见现象是：时过境迁，过去的恩怨越来越远，民众对此越来越淡漠，清算和宽恕之类的话题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4，官员态度问题

 

官员群体除了贪官，还有清官和众多循规蹈矩的普通官员。此方案一出，原来支持或不反对改革的清官，在不平衡心态下，很可能反过来反对改革。如此，改革就在把一种阻力变成动力的同时，把另一种动力变为了阻力。

 

清官这个概念涉及操守，支持政改涉及走什么路，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当然，赦免贪官确实可能让支持政改的清官和循规蹈矩的官员心理不平衡。寻求平衡，至少有两种方式：一是反对特赦交易，二是自己也贪。第一种方式，特赦交易是否应该反，前边已讨论过。第二种方式，预测有赦免，于是赶在赦免之前犯罪获利，在中国历史上相当常见。皇帝的对策是，在大赦时宣布此类犯罪不在赦免之列。

 

不用皇帝的老办法，清官也未必变贪。清官更有良心，更珍惜自己的名誉，法律不追究，不等于良心不追究，不等于名誉不受损。普通官员同样要考虑名誉风险。转型后，如果媒体或公民组织坚持追究真相，声名狼藉的人，还能循规蹈矩继续当官吗？

 

在官员态度问题上，我还看到一种更有力的置疑：贪官会相信赦免承诺吗？依据中国经验，很容易想到“坦白从严”和引蛇出洞。依据世界经验，很容易想到阿拉伯之春中某些高官的下场。

 

“坦白从严”确实很常见。但特赦交易并不要求坦白，只是承诺：转型成功之后赦免转型前的罪恶，无论这些罪恶“已发觉未发觉”。换句话说，已发觉的，予以赦免；未发觉的，不予追究。

 

从中国历代大赦惯例看来，对未发觉者通常更加宽大。未发觉者仍然在位，有能力阻止政改，于是不得不拿特赦做交易。至于已经服刑的贪官，无力阻止政改，不妨调整赦免力度。不过，如果在改革成功的地区实行大赦，重点追究制度而不是个人，单把贪官排除在外似乎说不顺。这涉及到特赦条款的具体设计，可以进一步讨论权衡。

 

阿拉伯之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大概是民众主导的转型。如前所述，这种转型会有清算。在亨廷顿笔下，世界史上的三类转型与清算的关系非常清晰：官方主导的转型不会有清算；民间主导的转型会有清算；官民协商的转型比较折腾，通常以揭露真相代替清算。这种现象由实力对比及成本收益决定，沉重而坚硬，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可称为“转型清算律”。承认这条规律，就没有理由怀疑特赦承诺。

 

承认这条规律，还能回答为什么贪官会支持转型的问题：官方主导的转型成功了，民间主导的转型中的清算风险就永远解除了，连移民或逃亡后的引渡风险都不必承担。

 

5，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

 

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政改设想：与赦免贪官的方向相反，恰恰应该将突破口放在缩减政府及政府官员的权力上，从减少审批权入手，让政府从现在的“全管部门”转变为法治意义上的监管部门，把全管和主管者权力该给市场的还给市场，该给社会的还给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搭建起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框架。

 

只有缩减政府及官员的权力，从人治变为法治，还权于市场和社会，才能搭建起现代政府的框架。然而，在“只有”名下开列的这些突破口，都属于政改目标。我曾经与同事罗列这类政改突破口，几分钟就凑出了十六种主张。难题在于如何实现，最后怎样解开“与虎谋皮”的死结。

 

说广东省政府取消了179项审批权。我们知道这很不容易，这也说明，事在人为，许多局部突破和渐进改良都是可能的，到处都有改革空间。但是，对审批权本身的审批权在谁手里？控制了这个权力，既可以压缩审批，也可以恢复审批，还可以新建审批。无论从哪里入手，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要涉及这个层面。这不是拔几根虎毛，而是与虎谋皮，不能不做政治交易。用“只有……才……”的句式表达：“只有付出特赦的代价，才能获得和平的转型”。这是必要条件。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不管是明是暗，是早是晚，在和平转型中，赦免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具备这个条件，不一定有和平转型；不具备这个条件，肯定没有和平转型。用我们熟悉的生活经验比喻：掏钱，不一定买到东西；不掏钱，肯定买不到东西。为了掏钱肯定能买到东西，我们可以把特赦当作悬赏，将掏钱放在交货验收之后。

 

把赦免看作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不仅依据其他国家的历史，也依据中国现实的利害关系。

 

胡星斗教授根据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金额通常占GDP的3%推算，2009年中国的腐败金额约为1万亿。胡教授又据此推算腐败受到惩罚的概率只有1%，再根据201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推算出2009年县处级官员的腐败比例为48%，厅局级40%，省部级33%。

 

推算未必属实，却可以勾勒大体轮廓。一年如此，十年是什么情景？腐败的比例不好累计，以金额累计，10年就有10万亿元左右。倘若严格执法，100万就够死刑了，10万亿包含了1000万个死刑。如此规模的财产和人命，将引发怎样的对抗？

 

特赦交易，可以化对抗为合作。拒绝交易，除了闹革命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行之路。

 

最后再谈谈其他方面的批评置疑。

 

有人置疑说，历史上有赦贪官污吏的吗？当然。香港的局部特赦令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赦，偶然有不赦贪官的，偶然也有特地强调赦免贪官的，一般只说“十恶不赦”。贪污不在“十恶”之内。另外，赦免的功能是消除转型阻力，什么阻力大就要强调什么。如果连人命都不追讨，赃款当然不能排在人命之前。

 

一位企业家批评说，特赦的说法包含了道德优势。有些灰色收入，不见得不道德。他说，大家都说新加坡清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工资是怎么定的？他的工资是新加坡收入最高的前十位CEO的平均数，再加上30%。我们国家主席的工资是多少？省长县长的工资是多少？县长每个月5000块钱，养活一家人，这个收入和他的贡献相称吗？我们的工资制度人为压低了人力资本的价值。有些灰色收入是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部分纠正。

 

我的看法是，官员的真实合法收入远超过工资单上的数字。例如各种福利，尤其是福利分房。加上这部分收入，人力资本的价值未必低估。中国官员和政府的消耗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有人批评说，赦免贪官是一贴老膏药。以前用过，不灵。还有人批评说，这种办法，历史上找不到先例，不灵。

 

从原理的角度看，交易行为有多老，这副药就有多老。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看作帕累托改进，即无人受损的多赢格局。特赦交易就是帕累托改进，药效应该不错。从用法的角度看，各国的赦免都发生在转型的最后几步，作为妥协而不是激励。悬赏属于新用法。我的直觉是，这种用法的设计感太强，过于主动超前，没有主动性极强的人物主持，基本不会实现。最后一拖再拖，恐怕还是在危机中达成交易，浪费这笔巨额激励资源。

 

不过，这种设计已经表明，如果想推政改的话，民间有动力，官场有动力，甚至在贪官污吏那里也能挖出动力。

 

我建议；为了国家的稳定，要做不要损害各方利益的政治制度改革。对以前的贪污腐败违纪犯法的官员应采取不惩处的办法，定个期限，让贪污腐败的官员30天内自首，交出以前的不法收入，可以设立一个公开而不实名存款的退款帐号，让他们向公开帐号退款，不追究任何责任，不撤职，不公开，还要为其保密，解除他们的顾虑，对不自首的一定要严惩。其实现在这些贪污腐败分子，大部份还是因以前制度不健全而造成的，谁也不会天生就会贪污受贿违纪犯法的，给他们一次自改的机会，以免他们携款逃跑[出国]，迫急了还可能给我们国家带来混乱的。为了国家的稳定及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样做会得到全国人民及党政官员拥护和理解的。让现有的贪污腐败违纪犯法的官员放下包袱，专心地执政，否则，他们天天担心受怕被查处，他们还可能天天只想怎么不被查处。那里有心执政呢？官员无心执政，国家怎么发展呢？政府怎么为人民服务呢？另外，他们不自首，查他们是不容易的。若不这样做，中国的官僚腐败问题永远得不到彻底解决的，赦免以后要制定使官员不敢贪不敢腐不敢不作为乱作为的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就是上述的党主民主。中国应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由党领导主持人民举选官立法。


九.国家完全统一，才有永久和平


我认为；一个国家沒有完全统一的和平，只是暂时的，只是表面的，不统一就不会有和平。就说这十几年，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就紧张，国民党上台两岸关系就和平些，这不，民进党上台了，两岸关系马上又紧张起来了。所以，只有国家完全统一了，国家才不会再有战争，国家才会有和平。中国当前两岸仅追求和平发展是不行的，一旦开战，发展起来的东西还是会毁于一旦的。


历史已经证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国强民富的基本条件。统一则国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兴旺；分裂则国弱，地方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也是确保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根本要求。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是很难在国际上赢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的。海峡两岸的分隔，已经给民族给两岸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损失，直接干扰了民族的振兴和发展，给台湾同胞和两岸人民造成了巨大伤痛。台湾地区与祖国长期分离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当前，中国台湾地区不管国民党或民进党的领导人骨子里都是想独立，现在的策略就是“拖”，能拖多久拖多久。这势必将大陆的耐性逼到极限。只要任何一方失去了耐性，两岸之间就必然陷入危机。所以，两岸之间的问题还是早解决为好。所谓的留给子孙后代来解决，那只是一种托辞，那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那么，如何解决问题呢？答案就是做选择题，也就是从两岸发展的可能走向中选出一种既符合两岸民意，又符合世界潮流的选项。


当今摆在两岸之间的选项有四个：和平统一，和平独立；武力统一，武力独立。显然，武力不符合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首先应该排除。战争不管结局如何，都是人类的悲剧，更何况是骨肉相残，手足相煎。中华民族再也不需要战争，即使这种战争是以统一为名。如此，两岸的选项就剩下两个：和平统一，和平分裂。和平统一台湾人不干，而和平独立大陆人不干。那怎么办？维持现状？不！维持现状就是“拖”，就是回避矛盾，而矛盾的积累总会爆发，一旦爆发就是灾难。所以，我们必须从二者中选出一个最优的答案。这就需要动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智慧。

   

现在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不可能吃掉对方而实现社会主义或三民主义的统一，只能各行各道。也不可能大陆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台湾的民国政府作为地方政府来实现统一，因为台湾不是香港、澳门。中国大陆很多人都希望与台湾的和平统一进程能象香港、澳门一样顺利，事实上那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现状及两岸问题的历史发展与香港、澳门有本质的差异，香港、澳门模式不完全适用台湾。所以，中国统一大业必须要有切合实际的思路。


台湾地区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本来是没有疑义的，可是现在我国得一再地向所有国家申明。从超级大国到最贫穷的弹丸小国，凡是要与中国讨价还价，都要拿台湾说事，打台湾牌，而且一打就灵。这实在让人感到窝火，可也实在没有办法。台湾以及台湾海峡太重要了，极具国际战略意义。中国的强大，意味着世界现有秩序将被打破，世界资源将重新分配。而世界现有秩序是以美国为首形成的，维护现有秩序就是维护他们的国家最高利益，他们必然要压制中国，压制不了也要想方设法遏制中国、干扰中国。


台湾地区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要成为美日实现这一企图的工具。它可以就近监视和干扰中国大陆，还可以扼住海峡通道封锁中国，更可以阻挠中国开发东南沿海大陆架资源。所以，台湾问题不在台湾本身，而在美日，在国际战略益。但美日没有任何理由直接去占领台湾，只能找借口维持两岸分裂的现状。大陆一旦失去耐心开战，美日就可以乘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大陆不开战，也可以因岛内陈水扁之流不断給两岸关系制造麻烦，借以牵制中国。


两岸应结束彼此的口水战，把台湾问题内部化是当务之急，让台湾失去了独立的机会和理由。只要能把问题内部化，美日再能耐，也无可奈何。而要达到内部化，就要面对现实，国共两党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应各自作出让步，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要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思想，面对现实，不计私利，互相谦让，共同协商，用切合实际的方式统一中国，造福于全中国人民。


两岸政治协商需要两岸都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越多越好、可以讨论、也可争议，总之谁说的对就听谁的，或者是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就是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最后共同努力去解决问题。大陆应思想更开明一点，平等对待台湾，应该相信台湾民众会有正确选择的。两岸关系通过双方的努力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进行政治协商国家统一上难度并不小。但是，如果两岸都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需要双方有创新思维、双方都能换位思考、双方都能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么两岸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最大的顾虑可能是怕谈判时不平等，大陆地区领导人应理解并拿出切合实际的办法解决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顾虑。


我建议用一国两区两首的办法解决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顾虑；一国两区是指一个中国两个地区，中国大陆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一国两首是指中国可以有两位首脑，中国大陆地区一位，中国台湾地区一位“一国两首”的提法更利于两岸之间的平等交往。只有相互以“总统”和“主席”相称，才真正体现了平等、自尊。在双方的正式行文中，可以称“我国台湾地区总统”和“我国大陆地区主席”，这看似天有“二日”，国有“二君”，但无伤国体，关键是双方都承认这“主席”也好，“总统”也好，都是“我国”。只要承认是“我国”就好办，就可以平等地协商如何将“两首”整合为“一首”，如何将“总统”和“主席”整合为一个职务。“此办法”名义上和形式上的统一是为迈向实质性统一奠定了基础。

   

目前中国海峡二岸已达成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中国大陆地区说一个中国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湾地区说一个中国是代表中华民国，从这点看一个中国是没有问题了，我建议中国的国名就叫中国，去掉中国海峡二岸有争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国名，用一国两区的办法统一中国。大概构想如下；先从名义上的统一，使中国台湾失去独立的理由，也使外国无干涉的借口，再行实质上的统一，和平统不行就使用武力统一，合理合法外国无权干涉。

   

1，中国的国名就叫中国，去掉中国有争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国名。中国国家元首名称称为中国国家主席，另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设党主席制度，这样便于对等称呼及以后的人事安排。以后中国大陆领导人称呼为中国大陆地区主席，中国台湾地区称呼为台湾地区总统[其它职位统统加上地区]。中国大陆地区主席和中国台湾地区总统各自用现有的政治制度管理各自地区，不得干涉各自地区的一切事务。但若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必须一同打击侵略者。

   

2，为了国家的稳定，立法规定对中国国家主席暂不实行选举制度，直接任命中国大陆地区主席和中国台湾地区总统为中国国家主席。以后中国大陆地区主席和中国台湾地区总统直接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国家主席由中国大陆地区主席和中国台湾地区总统轮流担任，

   

3，军队及最高检察院和法院不变动。名称改为中国大陆地区xx军，中国台湾地区xx军。中国大陆地区最高检察院法院，中国台湾地区最高检察院法院。设立二位总理，中国大陆地区政务院总理，管理现有的大陆地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现有的政治制度。中国台湾地区政务院总理，管理现有的台湾地区[原中华民国]实行现有的政治制度。两位总理具有同等权力，可以以中国总理身份与外国交往及处理各自地区事务。

   

4，现有的省市县名称改为，大陆地区的改为中国大陆地区xx省xx市xx县，中国大陆地区xx自治区.市.州.县.乡.镇.村。台湾地区的改为中国台湾地区xx省xx市xx县，xx自治区.市.州.县.乡.镇.村。

   

此办法还有以下五点好处；第一、提升台湾的政治地位。因为大陆地区政府和台湾地区政府都是互相平等的政府，所以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就是对等的关系，而不是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于是变相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事实。台湾人乐于接受，大陆也没有吃什么亏。第二、由于两岸政府是对等的政治实体，所以两岸都无权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大陆可以继续保持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可以确保民主政体不受大陆干扰。第三、可以完全把台湾问题纳入一个中国的框架下，成为实实在在的内政，彻底避免国际干预，即使将来大陆地区政府想通过武力统一也是天经地义完全合法的，美国人和日本人也无话可说。第四、实现两岸良性竞争，在“一国两府”制度下，大陆地区政府和台湾地区政府都出现了一个竞争对手，因为无论是大陆地区政府还是台湾地区政府都必须努力提高执政水平来吸引民心，避免因为丧失民心而被对方吃掉。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台湾失去了独立的机会和理由。


任何有历史远见的人都会认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阻挡，中国最终统一也不可阻挡。只要两岸人民及国共两党的思想真正解放，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两岸关系和谐快速发展，必然会给两岸人民带来真正的长期和平和永久幸福，一个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最终会到来。只要双方把名称改变，就可以给双方带来永世的和平与安宁，就可以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两岸领导人也必然会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以上是我个人构想，恳请大家为国家的统一建言献策，把此办法完善起来。同时我希望大家有什么思路可以好好谈谈自已的想法。不要互相攻击，我认为只要是热爱祖国，只要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什么办法都可以想。二位主席二位总理只是名义上的，谁大谁小，谁主谁次，站坐一起，众人皆知，此办法大陆图实，台湾图名，不必大惊小怪。

   

总归一句话；不管什么问题，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总比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一定是两败俱伤的，解决中国统一的办法无非二个，一个和平的方式一个暴力的方式。用暴力方式解决就会引发国家混乱的严重后果，遭殃的一定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若能用此办法实现祖国统一，这是两岸领导人的诚意表现，也是全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否则，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只是个空口号而以，武力统一不敢打，和平统一又不拿出诚意，二岸将越走越远的，甚至永分不合。


十.纠正包产到户中的问题，回归计划经济制度。


农村包产到户使农业倒退到封建的小农经济，从浇地，施肥，留路，人员的浪费蔽端很多，制约着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本身几个人就完成的事，现在需要家家户户几百几千人去干。希望国家象管理企业一样管理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合理分工，不仅能够提高效益，节省资源，还能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


包产到户最早出现在1956年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1957年夏季，温州地区各县有1000个农业合作社实行了这种办法，但随后受到批判。1978年春天，为了抗御旱灾，安徽省不少生产队也实行了包产到户，至1979年全省约有10%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生产责任制。同时，在贵州、四川、甘肃、内蒙古、河南等省、自治区的一些穷困生产队也实行了这种生产责任制。最早恢复包产到户做法的是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大队（小岗村），这个村后来被高度评价为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枪。


这种情况下，1980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在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对于包产到户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并肯定了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尔后，包产到户作为家庭承包经营的一种形式，在全国农村迅速地采用和推广。我认为，农村土地包产到户是个错误的大政策：


1、农业生产力整体上明显下降


包产到户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是一些人的结论。然而，这个结论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包产到户后一些人主要是而且也只能是劳动力多、劳动力强的家庭，在自发动力之下通过多劳作而实现了有限增产。但农业生产力是多种要素的结合，这点积极性与其它生产力要素的损失比较起来，无异于杯水车薪。包产到户，使农村生产力要素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受损。


1、水利设施损毁严重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设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资料，它在保证干旱和水涝时期农作物稳产和平时的高产方面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由于水利设施建设非集体大协作莫属，一家一户根本无能为力，因此，30多年的包产到户，不但使本来就还不能完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还需要扩展和加强的水利设施建设停滞，而且使已有的水利设施逐步损毁。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全国近年来已投资或计划投资除险加固的小型病险水库一项就达到近5万座。世界闻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已经面目全非。2010年西南地区遭遇大旱，农作物严重减产甚至无收，原因就是水利设施严重损毁。水利设施损毁严重，不但使干旱、水涝时期的农业生产能力大大降低，而且正常年份的生产能力也要受到明显影响。


2、土地肥力不断下降


土地同样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资料。在集体化时期特别是学大寨时期，很多贫瘠地、坡耕地、盐碱地得到了改造，形成了一大批稳产、高产田。包产到户后，农田基本建设完全停滞，按照江西省樟树市芗溪村村民胡细珍说法：“用的还是大跃进的水，种的还是学大寨的田。”就全国范围而言，在18.26亿亩耕地中，坡耕地仍有3.6亿亩。长江上游三峡库区坡耕地占耕地面积的57.7%，怒江流域占到68.4%。农田基本建设完全停滞，明显阻止了农业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但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包产到户后，一些种粮大户存在短期行为，过度使用土地而又舍不得基本建设投入;普通农户由于资金、能力、种植习惯以及短期收益等原因，“有些人甚至宁肯放任水土流失，也不支持各级部门关于水土保持的各项工作”。这无疑成为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肥力在已有的水平上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地方如东北的有识之士，已经发出了救救黑土地的呼声。土地肥力的下降，就意味著农业整体生产能力的下降。大量使用化肥，只能救短期，不能救长期。


3、农业生产完全丧失管理协调


现代政治经济学已将管理归结为生产力要素。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在集体化时期，即使管理水平不高的生产队，至少也能做到两点。一是合理搭配劳动力，使不同生产能力的人在不同的生产环节上能够有效发挥，形成整体合力，总体生产效率相对较高。二是能够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如今年种小麦的地，明年一般要改种蚕豆。因为蚕豆的根瘤菌能改善土壤，肥沃土地，使土地得以休息养生。包产到户后，农业生产的管理协调完全丧失，处于自由放任状态。在劳动力搭配上，由于一般家庭无法适应生产分工，壮劳力就不得不去干剪红薯苗这一类轻活，半劳力就不得不去干体力重活;有专长的人得不到发挥，无专长的人要去干不熟悉的农活。前者是有劲使不上，后者是那点劲不够使，形不成整体合力，总体生产效率肯定降低。在土地资源使用上，由于一家一户分得的土地有限，以及个人偏好等原因，土地资源无法统筹安排、合理利用，土地越来越贫瘠，如果没有化肥的大量使用，产量早就明显下降了。


4、农业机械化进程严重受阻


农业机械化水平是衡量现代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现代农业靠科技，而农业机械是推广应用先进农业技术的重要载体。深耕深松、化肥深施、节水灌溉、精量播种、高效收获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只有以农业机械为载体，通过机械的动力、精确度和速度才能达到”。农业机械化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提高了农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要素。但现阶段这种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却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实施。因为一家一户的土地面积较小而且较为分散，地宽者十几米，地窄者两三米，机械化操作十分困难，不得不恢复劳动强度大的人工田间劳作，重蹈了几千年的覆辙。手工田间劳作效率和强度之大与机械化操作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农业生产技术是倒退还是进步不言而喻。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包产到户后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群中形成的那一点自发动力是多么微不足道。2010年12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回某玉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田水利建设滞后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首先要夯实农田水利这个基础。”这说明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停滞一项，就对农业生产力形成了重大影响，其造成的损失无疑远远超过了包产到户带来的那一点薄利。


2、农村集体经济荡然无存


1、农村集体经济名存实亡


改革献策者们将包产到户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其理由是：家庭承包土地的所有权仍属集体，农民只有使用权并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但这些书斋学者们忽略了这样一种实际情况，联产承包既没有联产分配，也没有上缴集体积累、没有承包关系的家庭单干，集体所有权真正被严重虚置了。在个人利益至上的情况下，往往是先满足自己的，不考虑集体的，被迫按规定交国家的。根本做不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至于承担义务想都不要想，整个农村集体经济纯属一个空壳。


2、乡镇企业衰落夭折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被彻底否定后，乡镇(社队)企业除极少数已经具有一定基础和实力的企业转手个人承包后得以发展下来外，大部分农村社队企业都逐渐衰落夭折了。社队企业的衰落，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哀。它不但严重损毁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局面，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造成了严重影响。


一方面，社队企业消失加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必然会在农村造成很多相对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包产到户后，农民主要得益于农产品的大幅、持续提价，但农产品提价毕竟是有限的，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都将成倍增加，“三农问题”严重恶化，包产到户的神话将会被击得粉碎。


另一方面，社队企业消失又为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分享中国人口红利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严重摧残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包产到户后，除了像南街、华西等8000-10000个坚持集体经济地方，由于社队企业一直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不但没有人外出打工，而且帮助其他农村地区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外，大部分的中国农村都要面临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所以，尽管外资和私营企业给出工资特别低，工作环境特别差，劳动强度特别大，还是有2亿多农民兄弟姐妹蜂拥前往，遭受严重的剥削，而2亿多农民工创造的红利落入外资和私营企业腰包后，尽管GDP在持续增长，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已被严重削弱，农民的福利没有相应保障，总体收入相对下降，不但使城乡差距在持续拉大，而且极大地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形成了发展瓶颈。


3、集体事业全面衰落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凭借强大的人民公社集体资金资本的快速原始积累，村办小学，村办养老院，村大队部，村卫生室，村机械队等公益事业，公共生产设施进一步完善，村庄功能逐步齐全，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开始有了东方红大拖拉机，农村开始走向高效率的机械化农业，这时，农民也有了农户单独经营土地的物质基础，为分田单干创造了个体劳动工具的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生产的资源条件，由于人们自私自由主义思想的鼓动，对物质直接占有欲望的萌生，使本来刚刚复苏的中国农村大农经济，随着小岗村人的一面改革大旗的树立，中国农村一下倒退到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一直按于“本分”的小农经济，中国农村重新陷入中国历史上无法克服的小农困境，于是现在出现了在目前体制下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从而加速了城乡的收入差别，加大了城乡人们的贫富悬殊。自从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很难哪怕办成一项公益事业，很多人民公社时期公共发展基础设施资源，被逐步损毁，而无人问津。南方靠集体力量修葺的公共水渠，被人为破坏，因此，由双季稻改为单季稻，白白耽误一季收成，北方的排水沟，抽水渠被人为私有霸占，也由高效的大功率抽水机，换成能耗大的小潜水泵，当然，由于农户地块的零散分配，很多高效率的大机械，被迫改成低效率的小机械，这标志着生产力的倒退。


所以说：人民公社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断送了农村发展高效产业的能力，拉大了城乡差别，加剧了城乡人们的贫富悬殊，使农村只能发展低效益的农业产业，并使农业生产关系和新生的高科技机械化的生产力需求产生严重的矛盾，使生产力被迫倒退，生产效率被迫降低，因此出现了现在农民收不抵支，纷纷弃耕经商，弃耕进城打工，从而出现了大片大片土地撂荒现象。


3、农村相对贫困普遍增加，绝对贫困大量存在


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2010年农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以来，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这说明起码在12年中，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对贫困一直在增加。而问题还在于，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太大，农村居民增幅高几个百分点作用甚微。以2010年为例，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前者是后者的3.2倍。假设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增加10%，增量为592元，城镇居民收入增加6%，增量为1146元。2011年城镇居民的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1倍，差距只缩小了0.1倍，起不了多少作用。在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的条件下，个体农民靠种地已经很难形成利润，副业收入同样比较微薄，外出打工创造的价值的大头又进了私营老板和外资的腰包，因此，短期内根本无法改变农村相对贫困的趋势。


包产到户后，官方只看到了部分地区和人群中劳动力多、劳动力强的家庭实现了有限增产，看不到劳动力少、劳动力弱的家庭可能减产，更看不到他们的困境。在网站上，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只有几岁的孩童背着比他们高得多的草禾在吃力地行走。这类家庭就是典型的劳动力少、劳动力弱的家庭。尽管还应该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孩子都派上了劳动用场，但这类家庭往往还是每况愈下，十分贫穷。


这种家庭在农村相当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农村孩子早早辍学，为什么不少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有的干脆撕毁录取通知书，外出打工的原因。家庭劳动力弱，种地仅够勉强糊口，再加上集体事业衰落后，外出打工只能得到微薄的小头，两种情况叠加，短期内同样无法改变农村存在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局面。


4、农村基层党组织基本丧失作用，政权面临挑战


首先，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的重要基础。包产到户后，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大家各顾各，农村基层党组织一是“失去了统的基础”，二是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能力，因此农村普遍存在“依靠党组织还不如依靠暴发户”的现象。以前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农村基层党组织已经不再具有号召力和感召力。“无论是对上完成任务，还是对下解决问题，往往因集体经济困难而束手无策，直至问题成堆，无法着手工作。”


其次，在金钱至上的大氛围下，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党员，都失去了往日的光环。人民公社时期群众把思想进步、政治荣誉看得很重，开会学习很积极。而如今的农村党员都很少开会，难于开会。长期不交党费是十分平常的事。大家的心都在钱上，而不在政治荣誉上。党组织的作用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自然消失。


其三，爆发势力严重干预基层政权，政府公信度不断下降。在家庭经营条件下，国家每年拨给农村的扶贫款、项目款、银行和信用社发放到农村的贷款大都集中扶持了少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造就了一批暴发户。随着…个体及私营暴发势力越来越大，他们甚至垄断了当地的地矿资源及城市建设规划中的黄金地段，并且随意买卖，暴利横生。当个体及私营暴发势力拥有的财力超过了一个基层政权拥有的财力，势必危及基层政权，乡村一级就不必说了，就连很多县一级政权已受到这些暴发势力的严重干预。有些暴发户干预甚至插手政策制定;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人大、政协，甚至买官;干预执纪执法;等等。爆发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渗透、支配基层政权，必然导致政府的天枰倾向富人，使“政府的公信度不断下降，干群矛盾不断升级恶化，突发事件有增无减，小到几十人的群体上访不断，大到成千上万的群众围攻县政府已不为罕见。面对这种情况，农村基层党组织恐怕已经无可奈何。


农村爆发势力干扰插手农村基层政权，还只是一个现状。从发展的趋势看，这些爆发势力必然成为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坚力量。“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中国要发生改旗易帜，也逃不出这个历史铁律。就像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氏族内部分成了很多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打破氏族制度，笔者注)来处理这种利益”一样，改革开放后随着公有经济的全面衰落，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很多新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要求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这些利益集团的共同政治追求。我不否认帝国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民众灌输资本主义价值观，策动颜色革命的作用，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国内不少人特别是党内不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存在打破现存所有制的主观动机和追求，帝国主义的颜色革命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我们党现在的执政权利和社会主义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与原始共产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具有同样的性质。所不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所面临的挑战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一些资改派精英利用我们认识判断上的失误，处心积虑地设计的改革政策的结果。


5、思想道德全面滑坡倒退


在农村集体经济时期，由人民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当家作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物质财富实行按劳分配，不存在贫富悬殊，不存在富人和穷人。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先进典型事例宣传，在那个时代，没有吸毒贩毒，没有赌博，没有黑社会，没有土匪恶霸，没有杀人越货，没有卖淫嫖娼，没有三妻四妾、二奶三奶。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优良的社会风气、高尚的道德情操，也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文明史上十分罕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鱼水情深;党政各级干部普遍都清正廉洁、奉公守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虽然也偶有贪污盗窃、堕落腐化现象发生，但都能够及时制止，不会蔓延扩散;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处处表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风气，集体主义，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公而忘私的精神均蔚然成风，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包产到户后，社会主义教育被当作左的东西否定了，宣传的是小岗村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农村党组织不起作用了;追求金钱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唯一价值取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思想道德必然全面滑坡，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偷盗现象十分严重。集体化时期的农村，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小偷小摸现象极少。农民思想道德全面滑坡后，大规模偷盗时常发生。有的暗中成立偷盗团伙，偷农村的猪牛羊，偷国家的通信设施、电力设备，盗伐集体树木;靠近铁路的偷货运列车，靠近石油的偷石油，靠近煤炭的偷煤炭，等等。


二是抢劫、强霸已不鲜见。村匪路霸曾是社会治安打击的重点，如今仍然在危害农村社会。有的在农村欺行霸市;有的拦截汽车进行抢劫;有的设置路障，强行讨要过路费，甚至发展成为整个村的集体行为。


三是赌博成风。农村赌博随处可见，因赌博弄得家庭不和、夫妻反目的事情经常发生。


四是不孝敬老人现象大量存在。在小岗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精神影响下，不少农民自私自利甚至极端个人主义膨胀，最典型的莫过于为了自己过得舒适，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顾了。这种现象农村有目共睹，无须赘述。


五是集体化时期农村青年普遍存在的上进心已荡然无存。现在的农村青年普遍不问政治，热心于贪图享受，醉心于赚钱包括用不正当手段赚钱。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新中国农村建设发展60多年的历史证明，前30年逐渐发展起来的集体化，虽然也存在不足，也走过弯路，体制还需要改革调整，与集体化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还需要在实践中总结、提高、完善。但是，农村集体化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不但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缩小了农业现代化差距，保证了粮食的大幅增产和粮食安全，而且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成绩是巨大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少数农村和生产环境特殊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有其权宜性，但总体上推倒农村集体经济明显是错误的。它既在整体上削弱了农业生产力，又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不少严重问题，还使我们丧失了在农村推进集体化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即使在少数不适应集体化和生产环境特殊的农村，包产到户所蕴藏的那点潜力早已释放干净，要走出新的困境，都需要面临如何重新集体化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突破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农村问题，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集体化及大寨精神，改变不当的宣传导向，纠正不当的改革路径，取消不合时宜的改革办法，大力宣传华西、南街、周庄等坚持集体经济、实现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经验和做法，使其成为农村社会的主流取向，组织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共同富裕，过上幸福生活。


另外，我认为；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完全是在瞎折腾，实际的现实就是劳民伤财资源浪费，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恶劣。更实际的现实就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生产的，中国共产党根椐国民需要，有计划地让农民工人生产，工农的生活幸福，党国的政权稳定。搞市场经济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农民工人只好给资本家打工，拿资本家的工钱被资本家的剥削听资本家的话受资本家的领导。无形中中国共产党失去了领导工农的权力，这个后果是十分严重。


中国政府应该尽快纠正，改革开放中的错误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千方百计地吸引外资，让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办厂，用中国的人力和土地水电矿产资源制造外国所需产品，出口卖给外国，中国赚了很多外汇。但是，中国的外汇却买不到外国的先进产品，外国不卖给中国，肯卖给中国的都是低端产品和垃圾。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汇就花不出去了，只能买美国债券吃利息。就这么循环至今，中国现在拥有很多外国债券。外国债券就等于欠条，白纸一张，美国是不可能还给中国的。


并且，滥采资源破坏环境制造东西出卖给外国，造成中国现在资源匮乏，雾霾常生，给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健康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矿产资源是稀缺的、不可再生的。美国是藏着矿产资源不开采只印钱购买外国的矿产资源，日本是买了外国的矿产资源埋在地下填在海里，而中国是到处开采矿产资源出卖给外国。


理论是不是真理绝不能由主观说了算，必须经受客观现实的检验，如果我们通过对客观现实的观察发现，理论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客观现实相符，那就证明它是真理，反之，如果我们通过对客观现实的观察发现，理论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客观现实不符，那就证明它是谬误，理论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只能由客观现实来决定。


首先；通过一个例子比较一下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一个班有100个学生上课，现在要给学生们排坐位。应该按照什么原则进行呢？有两种选择：第一，抓阄，抓着什么位置坐什么位置，但是这样一来，矮个子的、视力不好的学生可能就坐在了后排，他们的听课质量就得不到保证。第二，由老师按身高和视力排位子。不过这样在高个子和视力好的人眼里就未必合理了——长得高是错误吗？视力好是错误吗？


抓阄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发挥个人优势（如果嫌抓阄不过瘾还可以让学生自己解决，自由抢坐，包括武力），这样一来，可以充分的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因为身高和视力不好而又坐在了后面的学生的听课效果又如何保证呢？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看，他们是活该自己倒霉。不过，他们听不好课，他们就有可能就直接不好好听课了，自暴自弃，在班上交头接耳，坐小动作，影响课堂秩序，反过来也会影响别人听课，这个恶果谁来付？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颓废主义盛行的原因。因为真正的公平没有了，某些个体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整体利益最大化无人管，人人只管个人利益最大化了。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整体利益最优，所以才会有雷锋，才会有助人为乐，人们才会追求精神享受和精神满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得到了多少物质利益，所以，陪陌生人聊天都要收费，还美其名曰“心理医生”；给人指个路都要收费，因为“信息值钱”。回家陪自己的父母聊天要不要收费？为教育孩子学好打他两巴掌要不要让孩子给自己打欠条？当我们眼里只有钱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兽性的社会——甚至连野兽都不如！野兽不会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去杀死同类，它们会为了争夺食物、配偶、权利和地盘而争斗，但谁都不会去杀死失败者。而人类呢？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同类的黑枪之下，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死在自己曾经的朋友手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个体，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在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为达到这个目的，都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所谓的法律只是为了防止过度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既便如此，违犯法律的现象还是层出不穷。为什么？制度使然。让人们首先考虑如何实现个体最优的制度本身就是在放纵人们的贪欲，而所有的经济犯罪行为都是由贪欲而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则不然，每一个个体都是在为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要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自然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在努力让人们去控制自己的贪欲、让别人生活的更好。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犯罪行为自然要少的多。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制度优势。举个例子，一家私营企业可以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去偷排污水，一家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集体企业却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相比之下，哪种企业对社会更有利？


本来，当人类解决了生存需求之后，更多的应该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人都在贪婪的追求物质满足，结果是越富有就感觉越不满足。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财富就象海水，喝得越多就越渴。越富有却感觉越忙碌，越没有时间享受生活。这又是何苦？人生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受罪吗？正如老子所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物质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而且，人们会因为对物质的追求而暴发无尽的冲突（极端形式就是战争）。这与人们追求幸福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金钱只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有钱和幸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钱代表的是物质满足，而幸福代表的是精神满足。有句话叫“助人是快乐之本”，这句话有道理吗？有。助人之后可以获得“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本身就是需要别人来承认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工作当中。但是，站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站在追求物质满足的角度看，助人为乐无疑是错误的。获得物质满足不代表幸福，幸福产生于工作的过程之中。当所有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手段就异化成了目的，真正的目的却达不到了。而且，所有的人都放纵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就意味着要透支地球的供给能力，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环境恶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追求来追求去究竟是为了幸福呢还是为了自杀呢？


中国自经济体制转型以来，社会发生急剧变动，而且长期以来法治不彰，贪官横行，少数人先富起来，富得冒油，而且富得令人莫名其妙，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弱势群体仇富情绪弥漫。凡此种种老百姓看在眼里，一股怨气憋在肚里，这种负能量的积累后果十分严重。


当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的太远的结果，然而，中国的现实是，一旦有人指出过度市场化的不良作用，立即有一批人跳出来说：你是要回到计划经济，是反市场化，是极权。这种极端化的思维比较幼稚或偏执，似乎世界上只有非此即彼两种选择。要讲大道理也很简单——市场化讲究竞争，竞争就会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如果只有彻底市场化，那么，失败者只好自认倒霉，某些国家大量的贫民窟就是一个例子。而好的政府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为失败者或刚起步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即便失败，也不至于彻底绝望，政府还给“竞争失败者”提供了重头再来的可能。因此，政府力量对彻底的、过度的市场化进行调整，并不是反对市场化，而是让市场的自由竞争更加公平、更有保障。非此即彼的对立观念，对于理解这一选择没有益处。


但是，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为何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两者极端对立的概念，在中国会有如此强大的舆论基础？这里不得不说到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化中的角色。只有中国彻底市场化，外国资本才能在中国如鱼得水，凭借它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自由竞争”中挤垮中国资本，占有最大份额的中国市场。如果中国只是有控制的市场化，而不是绝对自由的市场化，也不是在腐败权力配合下急速滑向彻底的市场化，那么，外国资本可能占据的主导地位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国内资本配合外国资本大肆分赃的蛋糕也会缩小。因此，外国资本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中国市场化越彻底越好，以便他们大展拳脚。因此，当今天的中国不得不面对过度市场化造成的问题时，以外国资本为背景的舆论，常常会说：那是市场化还不够、还不充分的结果。但是，当中国全面彻底市场化后，外国资本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它会用实际方式安抚“竞争失败者”吗？它只会拿着他的巨额利润走人，并理直气壮地说，那是你们政府的事情。然而，当所有资源都被市场占有，政府又能拿出什么来给“竞争失败者”提供保障呢？


所以，当中国政府要实行有控制的市场化时，首先提出反对和质疑的，往往都是外国资本。例如，医疗如果由政府提供基本保障，外国资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巨大的市场被缩小了，能够挤入的余地很小了。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所操纵媒体和舆论，往往会把政府的行为歪曲成计划经济、反对市场化。 在其背后，我们不得不警惕外国资本的鼓动能力。一旦中国的市场化不再是彻底的市场万能思路，外国资本攫取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就降低，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导作用的可能性也会降低，这是他们必然要大大反对的。事实上，市场化从来都不是万能的。虽然西方理论中有一个流派以市场化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但西方社会同样有不同于此种观点的流派，并在具体政治中得到体现。当今中国在教育、医疗、住房问题上已经遭受过度市场化的危害，在电视乃至网络等媒体上，现在就应该开始寻找一种方式，既能实现良性的市场化，又能避免过度市场化的弊病


几千年间，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辛勤劳作的剩余，以金银珠宝的形态留于世。在封建王朝时代，皇权至上，金银珠宝大都集中于皇宫。“火烧圆明圆”，强盗们掠夺走的是许多代中国人创造出来、节省下来、留给后代的财富。国民党政府撤向台湾岛，带走的是属于当时4.5亿中国人的黄金储备。战火的摧毁，撤离大陆之际的有意破坏，使得原本就薄弱的工业设施、公共设施所剩无几。1949年，在中国大陆，成规模的生产要素只有两样：土地、人（大部分是农民）。


面对一穷二白，中国共产党率领4.5亿中国人，白手起家！农民劳作于土地，生产出农产品，是主要的积累来源。农产品出口，（主要从苏联）换回原材料、设备、技术、建设工业。农民、工人一方面维持最低限度的消费，勒紧裤腰带，一方面埋头苦干，接近极限地劳动。科学工作者们基于责任感，忘我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甚至以算盘代替计算器，计算庞大的数据，创造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奇迹。极有限的战略威慑力量，吓退了外来入侵。


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由强有力的政权统一配置资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国际封锁的恶劣环境里，快速地建设起初具规模的工业和公共基础设施。恰恰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以粮票、油票、布票为表征的绝对平均分配，使得即使在最困苦的时期，绝大部分人还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


据说，“市场机制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是建立在若干假设的前提之上的。比如：参与到市场中的所有主体（个人和企业）都分散决策，所有主体都是自利和理性的，所有主体都不造成外部经济效应，云云。分散决策”？数以亿计的主体各行其是、自己做主？知识的欠缺、信息的不完整，主体们只能是迷茫、无所适从、摸着石头过河。盲目、混沌只会带来浪费，不会有效配置资源。“自利和理性”？自利和理性彼此就有自相矛盾之嫌。现实中，见利忘义、利欲薰心，屡见不鲜。


如果是经营一家公司，当然是计划得越周密、管理得越严谨、部门与部门之间步调越统一，公司的效率就越高，效益就越好。扩展到一个国家，统一经营整个国民经济，道理也该一样。何况，有的大型公司的经济活动规模，比有的较小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规模，还要大。无处不至的计算机互联网，高速运算的超级计算机，为实时地、不间断地收集和处理全部经济主体（个人、企业、政府）的经济数据，为精确地、极速地、高效地统一配置资源，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计划经济本有的优越性，已经能够发挥。


关于“变”与“不变”的理论，应该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即究竟是“变”好，还是“不变”好？应该看具体事项，不应一概而论。某事项需要变时，对其进行变革，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事项不需要变时，却对其进行变革，就是不正确。究竟是“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同样也是要看具体事项，不应一概而论。某事项需要变时，对其进行改革，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事项不需要变时，却对其进行改革，就是不正确。所以说，离开具体事项讲“改革”，“改革”无所谓正确还是不正确。对于改革的正确态度，应该首先区别什么事项应该改革，什么事项不应该改革，而不应该盲目笼统不加区别地认为1.“凡是主张改革都是正确的”。2.“凡是继续改革都是正确的”。这样，就出现了新“两个凡是”的问题，重新犯认识论上的错误。


 搞市场经济，以为私心可以刺激生产力，提高积极性，就充分利用私心强国，我认为；搞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也就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变坏，劳民伤财，贫富不均，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赃枉法，政府为了钱出卖土地矿产资源，搞市场经济完全是在搞垮中国。


市场经济逼迫人人必须学坏，社会面貌也就势必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罪恶丛生！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对市场经济的弊端作了许多研究，也提出了不少理论，主要如下十点：


1有限理性，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消费者和厂商的理性都是有限的，这使得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作出最优决策。


2不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资源配置再次扭曲，劣货驱逐良货。为此，人们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进行矫正。


3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决策经常失败，造成世大的损失。


4外部性，导致环境污染、环境破坏。


5在公共物品的生产方面，完全失去调控效力。


6在宏观上，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需要政府干预。


7从动态来看，市场经济不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总会发生波动。


8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在供过于求，大量资源已经用于生产超过市场需要的产品时，价格才下降。此时已经形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9市场调节是一种成本巨大的调节。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价格下降，生产减少，这意味着许多的工厂要破产，工人要失业。


10市场调节是一种迟缓的调节。在价格下降之后，生产并不立即就减少，而是还要继续维持以往的生产势头，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候之后，生产才能减少。在这个生产逐渐减少的过程中，又有大量的资源浪费了。具体到我国，也许还应加上无序竞争带来的浪费和低效率。


本来，当人类解决了生存需求之后，更多的应该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人都在贪婪的追求物质满足，结果是越富有就感觉越不满足。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财富就象海水，喝得越多就越渴。越富有却感觉越忙碌，越没有时间享受生活。这又是何苦？人生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受罪吗？正如老子所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物质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而且，人们会因为对物质的追求而暴发无尽的冲突（极端形式就是战争）。这与人们追求幸福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金钱只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有钱和幸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钱代表的是物质满足，而幸福代表的是精神满足。有句话叫“助人是快乐之本”，这句话有道理吗？有。助人之后可以获得“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本身就是需要别人来承认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工作当中。但是，站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站在追求物质满足的角度看，助人为乐无疑是错误的。获得物质满足不代表幸福，幸福产生于工作的过程之中。当所有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手段就异化成了目的，真正的目的却达不到了。而且，所有的人都放纵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就意味着要透支地球的供给能力，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环境恶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追求来追求去究竟是为了幸福呢还是为了自杀呢？


1、水资源枯竭：许多科学家预言，水在21世纪将成为人类最缺乏的资源。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不也在2007年12月3日说洁净水资源短缺可能成为未来国家间发动战争的“有力诱因”吗？


2、海洋被污染：赤潮频发、石油污染严重、废弃物过度排放……


3、臭氧层被破坏：南极上空的臭氧层是在20亿年的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可是仅在一个世纪里就被破坏了60%。如果没有臭氧层的保护，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都将消失。


4、土地退化和沙漠化：现在，地球上每分钟就有10多公顷土地被沙漠吞噬，也就是说沙漠正以每年700万公顷的速度扩展，日趋严重的荒漠化正威胁着10多亿人的生存；与此相关的粮食危机也逐渐表现了出来。


5、温室效应：导致病虫害增加、海平面上升、气候反常、海洋风暴增多。如果地球表面温度的升高按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到2050年全球温度将上升2－4摄氏度，南北极地冰山将大幅度融化，一些岛屿国家和沿海城市将淹于水中，其中包括几个著名的国际大城市：纽约，上海，东京和悉尼。


6、大量物种消失：2007年４月，第三届世界植物园大会在武汉开幕，从大会上传出的消息是：全球目前已有34000多种野生植物被列为濒危物种；每年1000个物种消失，物种消失的速度明显加快。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地球上近1/4的物种在未来50年内将遭受灭绝之灾。地球是一个大生物圈系统，如果它的平衡被严重打破，人类绝对不会独善其身。


7、森林面积减少：据绿色和平组织估计，100年来，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80％遭到破坏。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大自然的总调度室”，对环境具有重大的调节功能。人得肺癌活不了，地球得了就能活吗？


8 、至于其他的废物质污染、核污染、基因污染、噪音污染等等就更不用提了。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危害国家稳定；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农村进城农民，他们大多是在企业里做工，在餐饮行业从业或是做小商小贩。他们中也有人自己开办了个体企业，但，由于农村进城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他们在市场化经济活动中根本就没什么竞争优势。为了生存，他们普遍采用竞相压价，以次充好，缺斤短两等手段，来恶性竞争。这不仅破坏了市场化经济的环境，更恶劣的是，还会引发社会治安问题。没有多少文化，而又法律意识单薄的农村进城人员，在竞争中往往采用暴力等极端手段打击竞争对手。而且，一些进城后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回去的农民，不等不流落街头，乞讨为生。更有甚着，以偷盗，抢劫为生。而他们流动的特性又是他们在做了违法犯罪行为后极易逃脱，使公安机关的抓捕工作往往事倍功半。而，这又是他们心存侥幸，变本加厉。


总之：搞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也就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恶劣，劳民伤财，贫富不均，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赃枉法，政府为了钱出卖土地矿产资源，武官没血性，文官没德行，国家无主权，人民无尊严，搞市场经济可能会搞垮中国。


社会主义是将生产资料归还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公有制创造的剩余价值即利润归还全体人民共享分配，不允许资本家独占生产资料和独吞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是将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独占，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资本家独占，不允许雇佣劳动者参与共享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即利润分配。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目的，就是为了剩余价值即利润。让资本家独占剩余价值就是资本主义，让全体人民去占有剩余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现在是：打着走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道路的旗号，干着资本主义的勾当！


大锅饭，三十年来被资本主义小人骂，成了贬义词，原因就是他们想自己多吃小灶，我们看，社会主义的性质就是大多数人民平等生存，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屋，没有谁敢搞特殊化，即使你是省长，也不比普通群众多什么特殊的权利，大家在一起工作，生活，一个大锅里吃饭，同舟共济，同甘共苦，这样的大锅饭才真正体现了人人平等。而大锅饭不等于大家白吃白喝，不劳动不奉献，而是大家创造的劳动成果，大家在一个大锅里吃，这才是社会主义性质。而小锅饭，多是干部吃的，有钱人吃的，无形中培养了社会不平等思想，吃小灶，住别墅，和劳动人民脱离，这那里是共产党干部，小锅饭的出现，造成了两极分化，而能够吃上小灶的，肯定不是劳动人民。


吃小灶，很简单不是社会主义的，如果我们家庭，家长都吃小灶，和子女吃的不一样，你想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子女怎么能够高兴。私有化和包产到户分化了国民的团结意识，使国民成为一盘散沙。包产到户还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和除病虫害，例如：一大块地分成几家，各家种的农作物不一样，农业机械进不去，去除病虫害的时候，各家不同时间打农药，结果只驱不灭。既不利于农业机械化，也不利于除病虫害。只有公有制和农民合作化，才能重新凝聚国民的团结一心。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在那个“大锅饭”时代，创造出了很多奇迹：只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就从一个真正一穷二白、叫化子起家的中国，发展到自己造出了万吨轮船，自己解决了合成胰岛素，自己生产了石油， 搞出了“两弹一星”；造出了每秒运行上亿次的电子计算机和超音速飞机;用自己的钢材架设了南京长江大桥；8万座水库，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显示出“人民公社好”。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成为一无内债二无外债的世界强国！让所有敌人都卡不住脖子的中国，让世界瞩目而望！


政府不应该不负责任地把什么都推向市场，让市场自由竞争，那要你政府有什么用，应负起责任，领导人民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国防和人民的需用品，让人民各司其职，让各地因地制宜，如果农民去干工人的工作，如果工人去干农民的工作，如果北方适宜生产的东西让南方生产，如果南方适宜生产的东西让北方生产，如果南方人到北方去工作，如果北方人到南方去工作，就会劳民伤财。人员流动是需要车船飞机的，车船飞机的生产和运行是需要矿产资源的，人员流动还导致人们背井离乡,离开妻儿老小去外地工作，使亲人得不到常团聚，还易导致社会秩序治安混乱。


实行计划经济至少可以呈现几大优长：第一，有计划、集约型开发资源，能够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迅速衰竭；第二，经济稳健。商品开发生产以及人力资源的应用、社会服务领域可以不会因为供需矛盾而波动或剧烈波动，价格比较稳定，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较为相应与平衡；第三，可以集中更多财力办大事和应对不测，减少贫富悬殊，缩小差别。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计划经济不仅不是一无是处而且还具优长，市场经济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还是有不可克服的弊端。改革不能制造矛盾，更不能改旗易帜。


1、教育改革；必须彻底摆脱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回归到“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上来。而绝不是“妄自菲薄、数典忘祖、去中国化、崇洋媚外”。


2、医药改革；必须彻底摆脱医药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回归到“救死扶伤，爱国卫生，人民健康”上来。而绝不是“小病大治、重复检查、以医养药、赚钱第一”。


3、住房改革；必须坚持“基本住房找政府，改善住房找市场”，彻底摆脱“一切皆市场、一切皆商品、房价涨天价”，回归到“住房用来住”的本质上来。而绝不是“炒买炒卖房地产”，投资投机发大财。


4、养老改革；尊老爱小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和传承。计划生育好，国家为主负责养老。而绝不是“依靠中外私人资本为主办养老，更不能满足于兜底和托底”。


5、经济改革；必须革除那些破坏和阻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特别是阻碍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的那些体制机制和藩篱雾霾。


6、政治改革；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必须将反腐败进行到底，标本兼治，治本为主。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气候，理直气壮地捍卫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领导下由人民举选官员和立法定规，实行有序的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依法治国。


7、社会改革；必须依《宪法》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四个全面”社会。也就是常说的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绿水青山、风清气正，安居乐业、祥和幸福”的国家社会。而绝不是制度性安排“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登峰造极，流血恶心暴恐事件频发”的危机四伏的社会。


8、军队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央军委主席要集权，决不能裁军区减军人，制造矛盾自废武功。


9、新闻改革；必须坚持为人民党国政治服务，决不能搞新闻自由，造成谣言满天飞，实话无人信的局面。


10、一切改革；检验改革“真伪”的实践和事实标准——是否“公平可及、群众受益”。


我认为；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全力以赴去做，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毫不含糊地去改。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主观或客观造成的问题和障碍，对政策的落实产生阻力甚至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要以对党和国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担当，敢于应对，敢于作为，敢于叫真，不等不靠，不推诿扯皮，避免好人主义，全力破解热点、难点问题。 如今，不区别是什么事项，盲目笼统地一概认为1.“凡是主张改革都是正确的”。2.“凡是继续改革都是正确的”，也就是步当年“两个凡是”的后尘形成新“两个凡是”问题，犯了当年“两个凡是”所犯过的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错误。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在今天就是讲“科学发展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系”，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随时随地坚持真理，随时随地纠正错误”。中国应该回归计划经济制度。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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