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蒋经国打虎蒋介石护虎，是国民党政府失败主因

陈中华：蒋经国打虎蒋介石护虎，是国民党政府失败主因

1948年8月18日，南京政府下了一道经济处置法，实行所谓的币制改革，主要内容为：第一，以金圆券取代法币，法币须在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第二，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违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第三，严格管制物价，以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从严惩处囤积居奇者。蒋介石想通过这剂强心针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以期内战能继续打下去。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政府实施经济管制、推行金圆券并不乐观。就连《中央日报》都喻之为割除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蒋介石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区最为关键，督导员为央行总裁俞鸿钧，由蒋经国协助。于是，蒋经国以经济副督导员身份，带领他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来到上海。几天后，蒋经国又挑选一万多名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9月25日举行成立典礼，王升为总队长）。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所以金圆券改革又称“打老虎”。蒋经国还设立密告箱，鼓励告发，同时在每周二、四公开接见市民，听取意见，“来见者甚多，都是一般穷苦无告的人”。蒋经国鼓动打虎队，对富豪毫不手软，标榜“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他表示：

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凡为资本家辩护的，就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机家的乐园，而为上海人民的上海。

蒋经国怀抱大干一番的想法，希望通过督导币改和经管，在上海这样国内外瞩目的中心城市建功立业。蒋经国头顶“太子”身份，手持尚方宝剑，有自己的基干队伍和一套做法，内心有成就事业的冲动，上方又提供其表现舞台，名为协助，实为主管，坐镇上海，主持上海的币改和经管工作。他自承：“改革币制的方案，此乃挽救目前经济危局的必要办法，但问题是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否则无论方案如何完整，还是失败的。督导上海方面的经济管制工作，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经济方面的工作，一点亦没有经验，所以恐难有所成就。但既做之，则必须确实负责，认真去完成应负的责任。”

蒋经国本人还时常微服出巡，发现贪赃受贿的官员即严惩不贷，将一批批违法商人游街示众。8月23日和27日，蒋经国两次指挥上海的军警，到全市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搜查。当时上海资本家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令蒋经国颇为恼怒，他痛责：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银行多做投机买卖，不晓得发了多少横财。现在要他们将外汇拿出来，都不大情愿。

凡触犯法令者，商号吊销执照，负责人法办，货物没收，并枪决了犯勒索罪的淞沪警备部科长张亚民、官员戚再玉、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皙。蒋经国召刘鸿生训话，批李铭“面红耳赤，神色颓唐”，斥周作民“垂头丧气，情绪紧张万分”。9月1日晚，蒋经国接到南京的电话批准严办大的投机商人。次日，蒋经国即开始行动，逮捕违反法令者64人，其中有中国民族资本榜首荣家的第二代干将、申新纱厂经理荣鸿元，米商万墨林，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

于是，法币、黄金、白银、美金……上海市民半个世纪的积蓄，就这么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仅宁波帮大佬刘鸿生一人，就被小蒋活生生“劝”出了800根金条和 250万美金。到10月份，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金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子96万两，合计价值超过2亿美元。

试想，中国历朝历代，哪有一个政府会下达这么荒唐的命令，没收人民私藏的金银财富，强迫兑换成一张张日后成为废纸的“金圆券”？即便是清政府和袁世凯政府，都想不出这套滑天下之大稽、竭泽而渔的金融政策。金圆券改革的实质，是蒋家父子对大陆人民尤其是上海人民的最后一次搜刮。当然，小蒋是做得非常“认真”的。

为了杀鸡儆猴，杜月笙之三子、中汇银行经理杜维屏因“囤货炒股”，在交易所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被判8个月徒刑。杜公馆的管家、上海米业大王万墨林也以“非法囤积稻米”而被捕。一些报纸以通栏标题报道杜维屏入狱的消息，杜月笙威风扫地。

小蒋连小杜都敢抓，算是动了真格。众所周知，杜月笙在1927年为蒋介石的“四一二”清党立过汗马功劳，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在上海资本家和市民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一时间，蒋经国在500万上海市民心目中成了传奇人物，有人喊他“蒋青天”，有人称他“包公再世”。蒋公子的打虎行动，被当时的新闻大肆渲染。9月15日《新民报》晚刊的报道：

蒋经国年纪不大，四十左右，他过着一般青年人的生活，爱骑马，驾吉普，玩玩网球之类，照像，玩几套魔术，看看电影，京戏，样样都来。自来上海后，因为工作忙碌，这些娱乐消遣的时间，都被剥夺了，他却并未为此而叫苦。他自白的说工作并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早晨七时左右起来，晚间十一时左右安息。惟据他的秘书说:最近因公事太多，当迟至夜二时才睡。

他没有特殊的嗜好，在渔轮中四个小时，未见他吸一支烟，大概不会吸烟，在家中吃的是家乡宁波小菜。他自己说:对西菜毫无兴趣，无事也爱读一点旧俄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一切都平凡的像一般青年一样，至少在船上四小时，他没有表现一点公子哥儿的旧习，和大官的臭架子。从他的皮鞋后跟钉着橘瓣型的铁钉，和前头开缝裂口，但并未连起来的情形看来，此公生活相当节约，朴实，而又不拘小节。

火烧到了杜月笙头上。当《中央日报》刊登的杜维屏戴手铐被捕的照片放在他面前时，他感到这个面子失得太严重了，难以接受。甚至市面上已有谣言，说杜月笙也被蒋经国扣押了。

其实早在币制改革前夕，蒋介石曾把杜月笙、刘鸿生等召到南京去商谈，要求合作；而杜也预感到一些不良征兆，曾将家中之人召集到十八层楼（今锦江饭店），要求每人服从政府，谨慎从事，将黄金白银外币全部兑换成金圆券。但杜月笙无论如何想不到，“打老虎”会打到自己头上来。对外他硬气地讲：“怕什么，我有八个儿子，缺了维屏，绝不了杜门。”他让《商报》刊登公开信，表示：

二十年来，镛之拥护领袖，服从政府，如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心所企求，经国先生执法如绳，不枉不纵，深致敬佩，何致以事涉私情，有所非议。

但事实上，“上海皇帝”杜月笙无法咽下这口气。杜立即电话给钱新之、章士钊、陆京士等来寓所议事，第二天又邀黄炎培、刘鸿生、盛丕华、徐采丞等商量，决定了反击策略。杜吩咐徒子徒孙四处活动，收集蒋氏姻亲豪门在上海囤积居奇的情报。

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上海工商巨头开会，对部分人在实施经济管制中阳奉阴违的做法，进行诘责和威胁：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

蒋经国刚说完，杜月笙便不紧不慢地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一致要求，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扬子建业公司一直是倒卖外汇、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业，自金圆券改革以来，它又是上海最嚣张的囤积大户，它在锦江饭店斜对面的仓库里（该址后为锦江出租汽车公司，现为迪生百货公司），堆满了从汽车到毛料的各种物资。

杜月笙突如其来的一番话，大出蒋经国意料，他马上意识到了杜的险恶用意。因为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宋美龄的外甥、自己的亲表兄弟、前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可既然自己每天口口声声说“秉公执法”，此刻已没有退避余地，便当众宣称：“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杜月笙连忙说：“好，好！那我敬候佳音。”说罢两袖一甩，走出了会场。

蒋经国心里很明白，查处扬子公司，绝不像他表态那么容易。宋美龄没有生育子女，故而对孔令侃宠爱有加，视如己出；另外蒋、孔、宋三家的关系，蒋经国心里也很清楚。因此，在动不动孔、动的尺度问题上，一直很谨慎。但孔令侃有恃无恐，根本不把蒋经国经济管制的法令措施放在眼里。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也着实让蒋经国恼火。蒋经国到上海后规定午夜12点以后宵禁，不许通行，可孔令侃偏偏于宵禁时开车闯关而过；明令不准囤积居奇，可孔令侃偏偏顶风大量囤积物资，还弄得上海滩路人皆知……如今，杜月笙将了一军，蒋经国不得不表态。

这一表态不打紧，整个上海，全体工商界都拭目以待。蒋经国在全社会的关注下，10月7日，命令经济大队长程义宽查封扬子公司，但孔令侃并没有像荣鸿元、杜维屏那样锒铛入狱。对蒋经国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小孔，杜月笙不依不饶，再度反击，他动员所有的工厂，以原料缺乏为辞，全部停产，并唆使徒众参与黑市交易，掀起抢购风潮，借以报复。

一时，上海、南京、北平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有为蒋经国“清算豪门”叫好的，亦有因查封之后没有下文而不满的，“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在街头传播开来。就在这叫好与质疑并存的日子里，新经济改革已渐呈强弩之末，由于物资奇缺，生产萎缩得不到根本改观，物价开始回升，抢购之风又起……新一轮更险恶的经济紊乱已露端倪。

其实，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后，打算六亲不认，对孔令侃进行处置，但还没动手，宋美龄就找到府来了。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才发现对蒋经国看走了眼，匆匆赶到南京向小姨妈求救。宋美龄专程赴沪，以中秋佳节家庭聚会相约，把蒋经国、孔令侃召到永嘉路上的孔家宅院。宋美龄劝解说：你们是表兄弟，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随即要求孔令侃顾全大局。孔一听便急了：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接着两人争得不可开交。蒋经国见孔不可理喻，甩下一句“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头也不回地走了。

孔令侃也不示弱，对着蒋经国的背影喊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还要跳墻呢！如果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

宋美龄无计可施，遂急电正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事，要他火速返回处理。当时北平的战事已焦头烂额，蒋介石是专门去督战的。接电报后，蒋介石只好将一切托付给傅作义，坐着以他夫人名字命名的美龄号专机，急急飞赴上海。不明就里的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只能长叹一声：“蒋先生是不爱江山爱美人。”

10月8日，蒋介石自北平直飞上海，宋美龄挡了一切人，连蒋经国都没见成，她独自对夫君反覆陈述扬子公司案的利害关系。最终，蒋介石被她说服了。翌日，蒋介石召见蒋经国，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和为贵”。半小时后，蒋经国从蒋介石处出来，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蒋经国在日记中隐讳了蒋介石干预扬子公司舞弊案，只含混其词地记载说：清晨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目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亦不忍报告，盖不愿烦父之心也。

对于扬子公司舞弊案，他一反其公开查处的表白，在日记中写道：XX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XX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凡是不沉着的人，是挡不住的。

当年蒋经国的亲信贾亦斌亲身经历了此事：贾亦斌找到蒋经国在上海逸村的寓所，开门见山地告诉蒋经国，是专为孔令侃案而来。此案若不办理，岂不真如报纸所说，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骗局？这一段，蒋经国被诸多棘手之事缠绕，心绪烦乱，见贾亦斌总揪着这他避之唯恐不及的事不放，认为他一点也不体谅自己苦衷，气得放开沙哑的喉咙喊起来：孔令侃又没有犯法，叫我如何办他？贾亦斌回到寓所，掌灯伏案，给蒋经国写了封14页的长信，但一切为时已晚。

蒋介石的座机驾驶员衣复恩后来回忆：扬子公司事件落幕后的某日，宋美龄搭总统座机要从上海回南京，坐机停在上海龙华机场，宋美龄特地在机上约见蒋经国。蒋太子急匆匆登机与宋美龄见面，关门密谈片刻，蒋经国脸色沉重步出机舱。自那天起，上海“打虎”成为历史名词。

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而大肆报道“扬子案”的《大众晚报》、《正言报》被勒令停刊。经济管制的寿命仅维持了70天，蒋经国苦心建立起来的整肃权威烟消云散，市场信心瞬间崩溃，小蒋以一己之力与恶势力斗、拯救党国的梦幻也随之破灭。在向上海人民道歉后，蒋经国黯然而去。蒋经国上海“打虎”无疾而终。当杜维屏回到杜公馆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杜月笙非常得意地说了句“强龙终究斗不过地头蛇”。过了没几个月，国民党败逃台湾。我认为：蒋经国打虎蒋介石护虎，是国民党政府失败主因。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大陆。在逃往台湾之后，国民党朝野上下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失败？回想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之时，国民党政权被看作是领导全国抗战胜利的功臣。“人们广泛地向国民党政府发出欢呼。”① 蒋介石被看成是“民族英雄”。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可谓风光一时。与此同时，美国支援的大量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运往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在威望上、实力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想到会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失败。1947年6月，蒋介石还曾经自夸:“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技术或经验，###不如我们；至于军需补给，如粮食弹药等，我们也比###丰富十倍。”但是，为什么仅仅短短的四年，国民党就被赶出了中国大陆？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却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腐败。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

1949年8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客观地说，戴维·伯和艾奇逊所作的结论难免有为美国开脱责任之嫌。但是，他们所指出的国民党的腐败却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在苏联生活了十多年的蒋经国对国民党腐败问题认识得比蒋介石更清楚。“蒋经国记得，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堕落。……他在1949年底承认，政府和军队对失败都负有责任。国民党实际上已经瘫痪，成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⑤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

上述观点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 从这种描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对派来接收敌产的行政人员的行为是多么不满。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

如此“接收”，焉有不失人心之理？在国民党官员把“接收”变成“劫收”的同时，它也“劫”掉了民心。蒋介石在“下野”后，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③ 蒋介石的这段话说明了抗战后“接收”的失误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1945年至1946年前后的战后“接收”只是国民党威信下降的开始，那么，到1948年前后，国民党的威信已经是急剧下降，不可收拾。先来看军队中的情况。由于军官腐败，克扣军饷，国民党士兵生活极为凄惨。“将军们经常要给部队发饷，但物价猛涨，他们又贪污，所以钱很少直接发给士兵，而是进了将军们自己的腰包。他们又用这些钱囤积商品投机赚钱，这样就进一步抬高了物价。”军队的军需也发放不及时，经常是冬天发夏装，夏天发棉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吴国桢这样回忆道:“我(吴国桢)经常到上海码头去。那时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东北，我看到一箱箱运往东北给部队发饷的中央银行钞票。但一两周后，当我再到码头时，同样的箱子又从东北运回来了，显然指挥官们并未给部队发饷，而是将其运回以购买商品进行囤积，此后将其在黑市抛出，获得巨利，只用所赚的一部分给部队发饷。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但他未作任何处理。

“再就是有所谓的‘纸上兵’。一个师本应有一万人，中央政府按这数字付饷给指挥官，但实际人数可能只有七千，甚至更少，于是他将多余的钱装进了腰包。

“当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他(汤恩伯)是京沪警备总司令。他来见我说:‘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费用。甚至在最后关头，上海商界人士对我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议下，他们捐出了一笔令汤将军满意的款项。但我告诉汤将军，我不会用现金给他的部队发饷，只会发给他们食品与燃料配给证。我还坚持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士兵正式点名。汤将军同意了，证发了，士兵清点了，一旅接着一旅，一切进行顺利，至少我认为如此。

“然而几天以后，我恰巧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仪式之后，与我很熟悉的方丈请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对上海未来的悲观。我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市长，你怎么这样有信心？’我说:‘在市郊有大约30万军队，到危急时刻他们会干得很好。’他瞧瞧周围没人，便悄声说:‘市长，情况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这是个很大的寺庙，有300多名和尚。当你的检查组来点士兵人头时，我们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这个地区点名时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们的和尚。如果这里可能发生这种事，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

这是汤恩伯作为京沪警备总司令时做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只是冰山之一角，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比如:“汤将军告诉我(吴国桢)，他的部队缺少汽油，所以我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为他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我的警察局长向我报告说，汤将军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大将，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整个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就不难想象是什么样子了。

再来看行政机关的情况。1949年前后，国民党行政机关内的腐败也非常严重。官员们并没有因为国家困难而收敛一些不良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试图通过聚敛财富为以后的生活增加砝码。因此，“有权的，一如既往，滥发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只顾自己；有钱的，仍旧只懂得享受、投机、外逃”③。蒋介石在不少场合都发表过讲话，要求属下多考虑人民。但是由于体制不健全，上下都腐败，他的话没有人能听进去，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当官的能贪一点是一点，不贪反倒不正常。杨洪绩回忆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情况:“立法委员身在立法院，实际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1948年端午节前一天，有几个广东籍的立法委员，忽然心血来潮，想回广州去过节，早晨在立法院办公厅告诉秘书张肇元，叫他准备5张飞机票，下午就要起飞，最迟也要坐上当天晚上的夜航班机。那时因战争运输紧张，张肇源亲自出马，硬缠住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军用飞机(那时客机票已卖至两个月以后)。那架飞机晚上才能由汉口回来，因此说好第二天早上起飞。但是，那几位委员说:‘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过，而是明早过，你叫我们明早才走，这不是明明在开我们几个人的玩笑么？’ 就这样，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张公馆，由辩论而争吵，由争吵而大骂，由大骂而动武。④“当时，立法院的经济及资源委员会有42名工作人员，其中有17位女性。他们不是这个部长或次长的姨太太，就是那个院长或委员的儿媳妇。翻开人事底册一看，一个比一个的后台硬。说到工作能力，则还有好几个不识字的，但同样是科员、办事员，干拿薪水。像娄桐孙的妻妹，就是典型的一个。但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童冠贤……都尊重这个大委员，谁能奈何她呢？至于说到那些男职员，那就更复杂了。一个秘书就是前边提到的陶善坚，另外两个秘书及三个科长，都是清一色的由山东、苏北一带跑下来的县长、专员之类。一般职员，除原立法院的旧人外，都是委员们介绍来的各地各派党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这一类人。”

这还是在国民党中央发生的事情。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

官僚腐败就如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毒瘤”，越长越大，造成政令无畅贫富无均司法无公状告无门，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历史教训值得当下汲取，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一直在告诫我们这些华夏子孙的教训，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就是在于清政府不得民心，压榨百姓，欺软怕硬。腐败的政治和民心的涣散，导致国家的灭亡的教训，如果执政者不注意体察民情，不顾及老百姓的死活，不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来惩治腐败，非要用种种苛政，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天下的老百姓往绝路上逼，使得天下百姓，因为生活难继，不得不铤而走险，进而，国家政府和百姓离心离德，那么，不管有没有外敌入侵，不管有没有大的不可抗拒的灾疫祸患发生，这个国家或朝代必然走向灭亡。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