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加强党对农村全面领导，纠正包产到户中的错误

陈中华：加强党对农村全面领导，纠正包产到户中的错误

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大豆振兴”话题热度居高不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大豆纯出口国，如今大豆却九成需要进口，去年进口下滑的背景下也从国外买了8803万吨。在原料层面，这一比例悬殊更大，在国新办上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官员表示，“中国大豆的需求量每年大概在1.1亿吨左右，而我国大豆产量在1600万吨左右，85％的大豆需要进口。”

大豆关系着居民油脂需求的供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居民油脂消费量快速上升，统计数据显示，到2016年，我国居民年人均食用油消费量上升到24.80公斤，每人每年消费将近50斤油脂。国内的产量，远不足供应，权威数据显示，2016-2017年，我国植物油消费达3568万吨，其中国产油脂约1100万吨，自给率仅30.8%。85%的大豆依靠进口意味着什么？“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太高了，很容易被卡脖子。

其实，中国对国际市场依存度过高的，不仅是大豆，高粱、白糖等，进口量的排行，均在世界前列。而另外一些主要粮食，如玉米，尽管种植面积更大，产量及储量庞大，但国际竞争力却同样不足。“这些年来，玉米的种植面积一直都很大，最高的年份，达到5亿亩，这给储存、财政支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一些粮食企业，却宁愿选择进口玉米。因为价格差别太大，进口玉米的到港价是5毛多，国产的玉米，没有运输费用、关税等，价格却达到1块以上。就是因为我们的机械化程度不高，生产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豆振兴计划，农业部随后发布的文件，把提升大豆产量作为“调整粮食结构的重要举措”。“大豆至关重要，不仅关系着居民油脂消费的供给，也关系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如何增加国产大豆的供给？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大豆种植面积约为1.27亿亩。农业农村部表示，要在2019年增加500万亩大豆种植面积，但同时，农业农村部官员在解读中央一号文件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未来“以进口大豆为主的格局不会改变”。

真正的突破口不在于种植面积的增加。2月21日，我国农业农村部发布《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提出“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推进现代种业提挡升级”“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等多项农业现代化目标。而在此前两天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同样提出了“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等目标。

农业是我们现代化的最后一块短板，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传统的家庭生产模式很难实现现代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地方，一家人的地都分成好多小块，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几分地的小块种植，不可能真正机械化、自动化甚至智能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行不通的，农业生产必须要度规模化。

在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中，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靠集体组织来进行的。因为一方面农户个体能力有限，无力单独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在公有制下，由私人建设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但是，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中诸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建设等公共产品的建设，起到了阻碍甚至破坏的作用不可忽视。

如：一条水渠自上而下，水渠的产权归集体所有，具体为能够从该水渠中得到灌溉利益的农户共同所有，产权主体不具体，因此，处于上游田块的农户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会破坏水渠的规划设计，私自破渠灌溉(公地悲剧)，从而造成了对农村中公共产品的破坏。另一方面，对于农村中需要修建的上述等公共产品，却因占用土地的问题难以解决或解决的成本过高而无法实施。农村中的公共产品长期建设不足，甚至已建的公共产品遭到破坏，直接导致农业生产长期的高成本。

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的现代化离开了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寸步难行的。在农业发达国家，其农业的发展大都充分考虑了科技成果在农业中的推广，它们充分利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农村的灌溉事业，普及机械化，推广生物技术和改进耕作方法，使其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我国由于是家庭分散经营，每家每户分得的土地极其有限，每户的总产量不高，在当前的农产品购销政策下，主要农产品比较收益低。因此农民一方面是缺乏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难以进行更大更多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我国农民也缺乏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的动力。因为每家每户土地有限，只要靠部分劳动力或劳动时间就可以耕种，不需要普遍使用机器等新技术，也不便普遍采用机械化耕种，因为小块土地分割阻碍了机械化的推广。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有了对自己生产活动的自由安排权，同一地区农作物在耕作时间上虽总体上一致，但也有前后的差别。而恰是这种前后的差别，就会导致农作物的生产、管理成本增加。如，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方面，由于有的病虫害具有扩散性和流动性，先耕种的田块可能先发生，也首先进行了防治，但先发生病虫害的可能已感染了后耕种的田块，后发病虫害的又会继续感染已经防治过的田块，所以只有继续且加大防治，直到农作物成熟。这样反复多次，导致了生产的成本增加，也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高，品质下降，相对收入减少。另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许多地方为了做到平等，分配土地实行“远、近插花”，“好、中、差搭配”，土地碎化分散，而且，因为经营权到户，农户经营权不受外来干涉，每个农户中，随着儿女长大分居，同时，也要对本户经营的土地经营权进行分配，因此，土地进一步碎化。农民在这样细小的土地上耕作，必然增加许多时间成本，从而导致总成本的增加。

土地使用权没有一定的法律规范，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地位、界限、获取与转让的法律程序、法律形式及法律保护手段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土地使用权长期作为一种政策规定在运行，而不是作为一种法律规定在操作。地方政府部门随意调整农民承包的土地，缩短承包期限，中止承包合同，收回农户承包地高价发包，非法征用农地等侵害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农民对土地占有和使用不稳定，导致农民缺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热情，土地经营短期化行为不可避免，土地资源处于掠夺式经营中，这种缺乏投资的土地，必然导致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生产条件无法改善，科技含量低，农业生产力无法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推行的土地经营分散化，难以协调农户在商品生产经营中的利益矛盾，难以克服分散农户在商品生产中的盲目性，经常会出现“跟风农业”现象，风一来，农户盲目跟进，生产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产品难销。力不从心的分散农户经营个体，得不到市场上供求的准确信息，使农业生产经营经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的震荡之中，同时家庭经营的规模过小，专业化程度低，使农民也没有多少产品进入市场，即使进入市场的农产品，交易方式也是分散成交，加大了市场交易的成本。

农村包产到户使农业倒退到封建的小农经济，从浇地，施肥，留路，人员的浪费蔽端很多，制约着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本身几个人就完成的事，现在需要家家户户几百几千人去干。希望国家象管理企业一样管理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合理分工，不仅能够提高效益，节省资源，还能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

包产到户最早出现在1956年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1957年夏季，温州地区各县有1000个农业合作社实行了这种办法，但随后受到批判。1978年春天，为了抗御旱灾，安徽省不少生产队也实行了包产到户，至1979年全省约有10%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生产责任制。同时，在贵州、四川、甘肃、内蒙古、河南等省、自治区的一些穷困生产队也实行了这种生产责任制。最早恢复包产到户做法的是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大队（小岗村），这个村后来被高度评价为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枪。

这种情况下，1980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在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对于包产到户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并肯定了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尔后，包产到户作为家庭承包经营的一种形式，在全国农村迅速地采用和推广。我认为，农村土地包产到户是个错误的大政策：

一、农业生产力整体上明显下降

包产到户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是一些人的结论。然而，这个结论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包产到户后一些人主要是而且也只能是劳动力多、劳动力强的家庭，在自发动力之下通过多劳作而实现了有限增产。但农业生产力是多种要素的结合，这点积极性与其它生产力要素的损失比较起来，无异于杯水车薪。包产到户，使农村生产力要素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受损。

1、水利设施损毁严重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设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资料，它在保证干旱和水涝时期农作物稳产和平时的高产方面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由于水利设施建设非集体大协作莫属，一家一户根本无能为力，因此，30多年的包产到户，不但使本来就还不能完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还需要扩展和加强的水利设施建设停滞，而且使已有的水利设施逐步损毁。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全国近年来已投资或计划投资除险加固的小型病险水库一项就达到近5万座。世界闻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已经面目全非。2010年西南地区遭遇大旱，农作物严重减产甚至无收，原因就是水利设施严重损毁。水利设施损毁严重，不但使干旱、水涝时期的农业生产能力大大降低，而且正常年份的生产能力也要受到明显影响。

2、土地肥力不断下降

土地同样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资料。在集体化时期特别是学大寨时期，很多贫瘠地、坡耕地、盐碱地得到了改造，形成了一大批稳产、高产田。包产到户后，农田基本建设完全停滞，按照江西省樟树市芗溪村村民胡细珍说法：“用的还是大跃进的水，种的还是学大寨的田。”就全国范围而言，在18.26亿亩耕地中，坡耕地仍有3.6亿亩。长江上游三峡库区坡耕地占耕地面积的57.7%，怒江流域占到68.4%。农田基本建设完全停滞，明显阻止了农业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但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包产到户后，一些种粮大户存在短期行为，过度使用土地而又舍不得基本建设投入;普通农户由于资金、能力、种植习惯以及短期收益等原因，“有些人甚至宁肯放任水土流失，也不支持各级部门关于水土保持的各项工作”。这无疑成为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肥力在已有的水平上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地方如东北的有识之士，已经发出了救救黑土地的呼声。土地肥力的下降，就意味著农业整体生产能力的下降。大量使用化肥，只能救短期，不能救长期。

3、农业生产完全丧失管理协调

现代政治经济学已将管理归结为生产力要素。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在集体化时期，即使管理水平不高的生产队，至少也能做到两点。一是合理搭配劳动力，使不同生产能力的人在不同的生产环节上能够有效发挥，形成整体合力，总体生产效率相对较高。二是能够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如今年种小麦的地，明年一般要改种蚕豆。因为蚕豆的根瘤菌能改善土壤，肥沃土地，使土地得以休息养生。包产到户后，农业生产的管理协调完全丧失，处于自由放任状态。在劳动力搭配上，由于一般家庭无法适应生产分工，壮劳力就不得不去干剪红薯苗这一类轻活，半劳力就不得不去干体力重活;有专长的人得不到发挥，无专长的人要去干不熟悉的农活。前者是有劲使不上，后者是那点劲不够使，形不成整体合力，总体生产效率肯定降低。在土地资源使用上，由于一家一户分得的土地有限，以及个人偏好等原因，土地资源无法统筹安排、合理利用，土地越来越贫瘠，如果没有化肥的大量使用，产量早就明显下降了。

4、农业机械化进程严重受阻

农业机械化水平是衡量现代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现代农业靠科技，而农业机械是推广应用先进农业技术的重要载体。深耕深松、化肥深施、节水灌溉、精量播种、高效收获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只有以农业机械为载体，通过机械的动力、精确度和速度才能达到”。农业机械化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提高了农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要素。但现阶段这种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却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实施。因为一家一户的土地面积较小而且较为分散，地宽者十几米，地窄者两三米，机械化操作十分困难，不得不恢复劳动强度大的人工田间劳作，重蹈了几千年的覆辙。手工田间劳作效率和强度之大与机械化操作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农业生产技术是倒退还是进步不言而喻。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包产到户后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群中形成的那一点自发动力是多么微不足道。2010年12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回某玉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田水利建设滞后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首先要夯实农田水利这个基础。”这说明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停滞一项，就对农业生产力形成了重大影响，其造成的损失无疑远远超过了包产到户带来的那一点薄利。

二、农村集体经济荡然无存

1、农村集体经济名存实亡

改革献策者们将包产到户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其理由是：家庭承包土地的所有权仍属集体，农民只有使用权并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但这些书斋学者们忽略了这样一种实际情况，联产承包既没有联产分配，也没有上缴集体积累、没有承包关系的家庭单干，集体所有权真正被严重虚置了。在个人利益至上的情况下，往往是先满足自己的，不考虑集体的，被迫按规定交国家的。根本做不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至于承担义务想都不要想，整个农村集体经济纯属一个空壳。

2、乡镇企业衰落夭折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被彻底否定后，乡镇(社队)企业除极少数已经具有一定基础和实力的企业转手个人承包后得以发展下来外，大部分农村社队企业都逐渐衰落夭折了。社队企业的衰落，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哀。它不但严重损毁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过剩局面，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造成了严重影响。

一方面，社队企业消失加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必然会在农村造成很多相对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包产到户后，农民主要得益于农产品的大幅、持续提价，但农产品提价毕竟是有限的，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都将成倍增加，“三农问题”严重恶化，包产到户的神话将会被击得粉碎。

另一方面，社队企业消失又为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分享中国人口红利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严重摧残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包产到户后，除了像南街、华西等8000-10000个坚持集体经济地方，由于社队企业一直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不但没有人外出打工，而且帮助其他农村地区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外，大部分的中国农村都要面临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所以，尽管外资和私营企业给出工资特别低，工作环境特别差，劳动强度特别大，还是有2亿多农民兄弟姐妹蜂拥前往，遭受严重的剥削，而2亿多农民工创造的红利落入外资和私营企业腰包后，尽管GDP在持续增长，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已被严重削弱，农民的福利没有相应保障，总体收入相对下降，不但使城乡差距在持续拉大，而且极大地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形成了发展瓶颈。

3、集体事业全面衰落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凭借强大的人民公社集体资金资本的快速原始积累，村办小学，村办养老院，村大队部，村卫生室，村机械队等公益事业，公共生产设施进一步完善，村庄功能逐步齐全，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开始有了东方红大拖拉机，农村开始走向高效率的机械化农业，这时，农民也有了农户单独经营土地的物质基础，为分田单干创造了个体劳动工具的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生产的资源条件，由于人们自私自由主义思想的鼓动，对物质直接占有欲望的萌生，使本来刚刚复苏的中国农村大农经济，随着小岗村人的一面改革大旗的树立，中国农村一下倒退到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一直按于“本分”的小农经济，中国农村重新陷入中国历史上无法克服的小农困境，于是现在出现了在目前体制下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从而加速了城乡的收入差别，加大了城乡人们的贫富悬殊。自从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很难哪怕办成一项公益事业，很多人民公社时期公共发展基础设施资源，被逐步损毁，而无人问津。南方靠集体力量修葺的公共水渠，被人为破坏，因此，由双季稻改为单季稻，白白耽误一季收成，北方的排水沟，抽水渠被人为私有霸占，也由高效的大功率抽水机，换成能耗大的小潜水泵，当然，由于农户地块的零散分配，很多高效率的大机械，被迫改成低效率的小机械，这标志着生产力的倒退。

所以说：人民公社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断送了农村发展高效产业的能力，拉大了城乡差别，加剧了城乡人们的贫富悬殊，使农村只能发展低效益的农业产业，并使农业生产关系和新生的高科技机械化的生产力需求产生严重的矛盾，使生产力被迫倒退，生产效率被迫降低，因此出现了现在农民收不抵支，纷纷弃耕经商，弃耕进城打工，从而出现了大片大片土地撂荒现象。

三、农村相对贫困普遍增加，绝对贫困大量存在

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2010年农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以来，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这说明起码在12年中，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对贫困一直在增加。而问题还在于，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太大，农村居民增幅高几个百分点作用甚微。以2010年为例，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前者是后者的3.2倍。假设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增加10%，增量为592元，城镇居民收入增加6%，增量为1146元。2011年城镇居民的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1倍，差距只缩小了0.1倍，起不了多少作用。在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的条件下，个体农民靠种地已经很难形成利润，副业收入同样比较微薄，外出打工创造的价值的大头又进了私营老板和外资的腰包，因此，短期内根本无法改变农村相对贫困的趋势。

包产到户后，官方只看到了部分地区和人群中劳动力多、劳动力强的家庭实现了有限增产，看不到劳动力少、劳动力弱的家庭可能减产，更看不到他们的困境。在网站上，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只有几岁的孩童背着比他们高得多的草禾在吃力地行走。这类家庭就是典型的劳动力少、劳动力弱的家庭。尽管还应该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孩子都派上了劳动用场，但这类家庭往往还是每况愈下，十分贫穷。

这种家庭在农村相当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农村孩子早早辍学，为什么不少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有的干脆撕毁录取通知书，外出打工的原因。家庭劳动力弱，种地仅够勉强糊口，再加上集体事业衰落后，外出打工只能得到微薄的小头，两种情况叠加，短期内同样无法改变农村存在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局面。

四、农村基层党组织基本丧失作用，政权面临挑战

首先，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的重要基础。包产到户后，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大家各顾各，农村基层党组织一是“失去了统的基础”，二是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能力，因此农村普遍存在“依靠党组织还不如依靠暴发户”的现象。以前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农村基层党组织已经不再具有号召力和感召力。“无论是对上完成任务，还是对下解决问题，往往因集体经济困难而束手无策，直至问题成堆，无法着手工作。”

其次，在金钱至上的大氛围下，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党员，都失去了往日的光环。人民公社时期群众把思想进步、政治荣誉看得很重，开会学习很积极。而如今的农村党员都很少开会，难于开会。长期不交党费是十分平常的事。大家的心都在钱上，而不在政治荣誉上。党组织的作用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自然消失。

其三，爆发势力严重干预基层政权，政府公信度不断下降。在家庭经营条件下，国家每年拨给农村的扶贫款、项目款、银行和信用社发放到农村的贷款大都集中扶持了少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造就了一批暴发户。随着…个体及私营暴发势力越来越大，他们甚至垄断了当地的地矿资源及城市建设规划中的黄金地段，并且随意买卖，暴利横生。当个体及私营暴发势力拥有的财力超过了一个基层政权拥有的财力，势必危及基层政权，乡村一级就不必说了，就连很多县一级政权已受到这些暴发势力的严重干预。有些暴发户干预甚至插手政策制定;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人大、政协，甚至买官;干预执纪执法;等等。爆发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渗透、支配基层政权，必然导致政府的天枰倾向富人，使“政府的公信度不断下降，干群矛盾不断升级恶化，突发事件有增无减，小到几十人的群体上访不断，大到成千上万的群众围攻县政府已不为罕见。面对这种情况，农村基层党组织恐怕已经无可奈何。

农村爆发势力干扰插手农村基层政权，还只是一个现状。从发展的趋势看，这些爆发势力必然成为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坚力量。“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中国要发生改旗易帜，也逃不出这个历史铁律。就像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的发展，氏族内部分成了很多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打破氏族制度，笔者注)来处理这种利益”一样，改革开放后随着公有经济的全面衰落，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很多新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要求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这些利益集团的共同政治追求。我不否认帝国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民众灌输资本主义价值观，策动颜色革命的作用，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国内不少人特别是党内不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存在打破现存所有制的主观动机和追求，帝国主义的颜色革命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我们党现在的执政权利和社会主义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与原始共产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具有同样的性质。所不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所面临的挑战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一些资改派精英利用我们认识判断上的失误，处心积虑地设计的改革政策的结果。

五、思想道德全面滑坡倒退

在农村集体经济时期，由人民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当家作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物质财富实行按劳分配，不存在贫富悬殊，不存在富人和穷人。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先进典型事例宣传，在那个时代，没有吸毒贩毒，没有赌博，没有黑社会，没有土匪恶霸，没有杀人越货，没有卖淫嫖娼，没有三妻四妾、二奶三奶。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优良的社会风气、高尚的道德情操，也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文明史上十分罕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鱼水情深;党政各级干部普遍都清正廉洁、奉公守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虽然也偶有贪污盗窃、堕落腐化现象发生，但都能够及时制止，不会蔓延扩散;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处处表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风气，集体主义，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公而忘私的精神均蔚然成风，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包产到户后，社会主义教育被当作左的东西否定了，宣传的是小岗村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农村党组织不起作用了;追求金钱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唯一价值取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思想道德必然全面滑坡，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偷盗现象十分严重。集体化时期的农村，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小偷小摸现象极少。农民思想道德全面滑坡后，大规模偷盗时常发生。有的暗中成立偷盗团伙，偷农村的猪牛羊，偷国家的通信设施、电力设备，盗伐集体树木;靠近铁路的偷货运列车，靠近石油的偷石油，靠近煤炭的偷煤炭，等等。

二是抢劫、强霸已不鲜见。村匪路霸曾是社会治安打击的重点，如今仍然在危害农村社会。有的在农村欺行霸市;有的拦截汽车进行抢劫;有的设置路障，强行讨要过路费，甚至发展成为整个村的集体行为。

三是赌博成风。农村赌博随处可见，因赌博弄得家庭不和、夫妻反目的事情经常发生。

四是不孝敬老人现象大量存在。在小岗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精神影响下，不少农民自私自利甚至极端个人主义膨胀，最典型的莫过于为了自己过得舒适，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顾了。这种现象农村有目共睹，无须赘述。

五是集体化时期农村青年普遍存在的上进心已荡然无存。现在的农村青年普遍不问政治，热心于贪图享受，醉心于赚钱包括用不正当手段赚钱。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新中国农村建设发展60多年的历史证明，前30年逐渐发展起来的集体化，虽然也存在不足，也走过弯路，体制还需要改革调整，与集体化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还需要在实践中总结、提高、完善。但是，农村集体化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不但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缩小了农业现代化差距，保证了粮食的大幅增产和粮食安全，而且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成绩是巨大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少数农村和生产环境特殊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有其权宜性，但总体上推倒农村集体经济明显是错误的。它既在整体上削弱了农业生产力，又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不少严重问题，还使我们丧失了在农村推进集体化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即使在少数不适应集体化和生产环境特殊的农村，包产到户所蕴藏的那点潜力早已释放干净，要走出新的困境，都需要面临如何重新集体化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突破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农村问题，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集体化及大寨精神，改变不当的宣传导向，纠正不当的改革路径，取消不合时宜的改革办法，大力宣传华西、南街、周庄等坚持集体经济、实现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经验和做法，使其成为农村社会的主流取向，组织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共同富裕，过上幸福生活。

另外，我认为；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完全是在瞎折腾，实际的现实就是劳民伤财资源浪费，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恶劣。更实际的现实就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生产的，中国共产党根椐国民需要，有计划地让农民工人生产，工农的生活幸福，党国的政权稳定。搞市场经济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农民工人只好给资本家打工，拿资本家的工钱被资本家的剥削听资本家的话受资本家的领导。无形中中国共产党失去了领导工农的权力，这个后果是十分严重。

中国政府应该尽快纠正，改革开放中的错误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千方百计地吸引外资，让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办厂，用中国的人力和土地水电矿产资源制造外国所需产品，出口卖给外国，中国赚了很多外汇。但是，中国的外汇却买不到外国的先进产品，外国不卖给中国，肯卖给中国的都是低端产品和垃圾。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汇就花不出去了，只能买美国债券吃利息。就这么循环至今，中国现在拥有很多外国债券。外国债券就等于欠条，白纸一张，美国是不可能还给中国的。

并且，滥采资源破坏环境制造东西出卖给外国，造成中国现在资源匮乏，雾霾常生，给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健康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矿产资源是稀缺的、不可再生的。美国是藏着矿产资源不开采只印钱购买外国的矿产资源，日本是买了外国的矿产资源埋在地下填在海里，而中国是到处开采矿产资源出卖给外国。

理论是不是真理绝不能由主观说了算，必须经受客观现实的检验，如果我们通过对客观现实的观察发现，理论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客观现实相符，那就证明它是真理，反之，如果我们通过对客观现实的观察发现，理论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客观现实不符，那就证明它是谬误，理论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只能由客观现实来决定。

首先；通过一个例子比较一下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一个班有100个学生上课，现在要给学生们排坐位。应该按照什么原则进行呢？有两种选择：第一，抓阄，抓着什么位置坐什么位置，但是这样一来，矮个子的、视力不好的学生可能就坐在了后排，他们的听课质量就得不到保证。第二，由老师按身高和视力排位子。不过这样在高个子和视力好的人眼里就未必合理了——长得高是错误吗？视力好是错误吗？

抓阄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发挥个人优势（如果嫌抓阄不过瘾还可以让学生自己解决，自由抢坐，包括武力），这样一来，可以充分的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因为身高和视力不好而又坐在了后面的学生的听课效果又如何保证呢？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看，他们是活该自己倒霉。不过，他们听不好课，他们就有可能就直接不好好听课了，自暴自弃，在班上交头接耳，坐小动作，影响课堂秩序，反过来也会影响别人听课，这个恶果谁来付？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颓废主义盛行的原因。因为真正的公平没有了，某些个体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整体利益最大化无人管，人人只管个人利益最大化了。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整体利益最优，所以才会有雷锋，才会有助人为乐，人们才会追求精神享受和精神满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得到了多少物质利益，所以，陪陌生人聊天都要收费，还美其名曰“心理医生”；给人指个路都要收费，因为“信息值钱”。回家陪自己的父母聊天要不要收费？为教育孩子学好打他两巴掌要不要让孩子给自己打欠条？当我们眼里只有钱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兽性的社会——甚至连野兽都不如！野兽不会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去杀死同类，它们会为了争夺食物、配偶、权利和地盘而争斗，但谁都不会去杀死失败者。而人类呢？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同类的黑枪之下，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死在自己曾经的朋友手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个体，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在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为达到这个目的，都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所谓的法律只是为了防止过度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既便如此，违犯法律的现象还是层出不穷。为什么？制度使然。让人们首先考虑如何实现个体最优的制度本身就是在放纵人们的贪欲，而所有的经济犯罪行为都是由贪欲而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则不然，每一个个体都是在为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要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自然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在努力让人们去控制自己的贪欲、让别人生活的更好。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犯罪行为自然要少的多。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制度优势。举个例子，一家私营企业可以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去偷排污水，一家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集体企业却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相比之下，哪种企业对社会更有利？

本来，当人类解决了生存需求之后，更多的应该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人都在贪婪的追求物质满足，结果是越富有就感觉越不满足。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财富就象海水，喝得越多就越渴。越富有却感觉越忙碌，越没有时间享受生活。这又是何苦？人生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受罪吗？正如老子所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物质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而且，人们会因为对物质的追求而暴发无尽的冲突（极端形式就是战争）。这与人们追求幸福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金钱只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有钱和幸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钱代表的是物质满足，而幸福代表的是精神满足。有句话叫“助人是快乐之本”，这句话有道理吗？有。助人之后可以获得“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本身就是需要别人来承认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工作当中。但是，站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站在追求物质满足的角度看，助人为乐无疑是错误的。获得物质满足不代表幸福，幸福产生于工作的过程之中。当所有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手段就异化成了目的，真正的目的却达不到了。而且，所有的人都放纵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就意味着要透支地球的供给能力，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环境恶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追求来追求去究竟是为了幸福呢还是为了自杀呢？

中国自经济体制转型以来，社会发生急剧变动，而且长期以来法治不彰，贪官横行，少数人先富起来，富得冒油，而且富得令人莫名其妙，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弱势群体仇富情绪弥漫。凡此种种老百姓看在眼里，一股怨气憋在肚里，这种负能量的积累后果十分严重。

当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的太远的结果，然而，中国的现实是，一旦有人指出过度市场化的不良作用，立即有一批人跳出来说：你是要回到计划经济，是反市场化，是极权。这种极端化的思维比较幼稚或偏执，似乎世界上只有非此即彼两种选择。要讲大道理也很简单——市场化讲究竞争，竞争就会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如果只有彻底市场化，那么，失败者只好自认倒霉，某些国家大量的贫民窟就是一个例子。而好的政府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为失败者或刚起步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即便失败，也不至于彻底绝望，政府还给“竞争失败者”提供了重头再来的可能。因此，政府力量对彻底的、过度的市场化进行调整，并不是反对市场化，而是让市场的自由竞争更加公平、更有保障。非此即彼的对立观念，对于理解这一选择没有益处。

但是，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为何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两者极端对立的概念，在中国会有如此强大的舆论基础？这里不得不说到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化中的角色。只有中国彻底市场化，外国资本才能在中国如鱼得水，凭借它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自由竞争”中挤垮中国资本，占有最大份额的中国市场。如果中国只是有控制的市场化，而不是绝对自由的市场化，也不是在腐败权力配合下急速滑向彻底的市场化，那么，外国资本可能占据的主导地位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国内资本配合外国资本大肆分赃的蛋糕也会缩小。因此，外国资本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中国市场化越彻底越好，以便他们大展拳脚。因此，当今天的中国不得不面对过度市场化造成的问题时，以外国资本为背景的舆论，常常会说：那是市场化还不够、还不充分的结果。但是，当中国全面彻底市场化后，外国资本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它会用实际方式安抚“竞争失败者”吗？它只会拿着他的巨额利润走人，并理直气壮地说，那是你们政府的事情。然而，当所有资源都被市场占有，政府又能拿出什么来给“竞争失败者”提供保障呢？

所以，当中国政府要实行有控制的市场化时，首先提出反对和质疑的，往往都是外国资本。例如，医疗如果由政府提供基本保障，外国资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巨大的市场被缩小了，能够挤入的余地很小了。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所操纵媒体和舆论，往往会把政府的行为歪曲成计划经济、反对市场化。 在其背后，我们不得不警惕外国资本的鼓动能力。一旦中国的市场化不再是彻底的市场万能思路，外国资本攫取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就降低，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导作用的可能性也会降低，这是他们必然要大大反对的。事实上，市场化从来都不是万能的。虽然西方理论中有一个流派以市场化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但西方社会同样有不同于此种观点的流派，并在具体政治中得到体现。当今中国在教育、医疗、住房问题上已经遭受过度市场化的危害，在电视乃至网络等媒体上，现在就应该开始寻找一种方式，既能实现良性的市场化，又能避免过度市场化的弊病

几千年间，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辛勤劳作的剩余，以金银珠宝的形态留于世。在封建王朝时代，皇权至上，金银珠宝大都集中于皇宫。“火烧圆明圆”，强盗们掠夺走的是许多代中国人创造出来、节省下来、留给后代的财富。国民党政府撤向台湾岛，带走的是属于当时4.5亿中国人的黄金储备。战火的摧毁，撤离大陆之际的有意破坏，使得原本就薄弱的工业设施、公共设施所剩无几。1949年，在中国大陆，成规模的生产要素只有两样：土地、人（大部分是农民）。

面对一穷二白，中国共产党率领4.5亿中国人，白手起家！农民劳作于土地，生产出农产品，是主要的积累来源。农产品出口，（主要从苏联）换回原材料、设备、技术、建设工业。农民、工人一方面维持最低限度的消费，勒紧裤腰带，一方面埋头苦干，接近极限地劳动。科学工作者们基于责任感，忘我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甚至以算盘代替计算器，计算庞大的数据，创造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奇迹。极有限的战略威慑力量，吓退了外来入侵。

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由强有力的政权统一配置资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国际封锁的恶劣环境里，快速地建设起初具规模的工业和公共基础设施。恰恰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以粮票、油票、布票为表征的绝对平均分配，使得即使在最困苦的时期，绝大部分人还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

据说，“市场机制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是建立在若干假设的前提之上的。比如：参与到市场中的所有主体（个人和企业）都分散决策，所有主体都是自利和理性的，所有主体都不造成外部经济效应，云云。分散决策”？数以亿计的主体各行其是、自己做主？知识的欠缺、信息的不完整，主体们只能是迷茫、无所适从、摸着石头过河。盲目、混沌只会带来浪费，不会有效配置资源。“自利和理性”？自利和理性彼此就有自相矛盾之嫌。现实中，见利忘义、利欲薰心，屡见不鲜。

如果是经营一家公司，当然是计划得越周密、管理得越严谨、部门与部门之间步调越统一，公司的效率就越高，效益就越好。扩展到一个国家，统一经营整个国民经济，道理也该一样。何况，有的大型公司的经济活动规模，比有的较小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规模，还要大。无处不至的计算机互联网，高速运算的超级计算机，为实时地、不间断地收集和处理全部经济主体（个人、企业、政府）的经济数据，为精确地、极速地、高效地统一配置资源，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计划经济本有的优越性，已经能够发挥。

关于“变”与“不变”的理论，应该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即究竟是“变”好，还是“不变”好？应该看具体事项，不应一概而论。某事项需要变时，对其进行变革，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事项不需要变时，却对其进行变革，就是不正确。究竟是“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同样也是要看具体事项，不应一概而论。某事项需要变时，对其进行改革，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事项不需要变时，却对其进行改革，就是不正确。所以说，离开具体事项讲“改革”，“改革”无所谓正确还是不正确。对于改革的正确态度，应该首先区别什么事项应该改革，什么事项不应该改革，而不应该盲目笼统不加区别地认为1.“凡是主张改革都是正确的”。2.“凡是继续改革都是正确的”。这样，就出现了新“两个凡是”的问题，重新犯认识论上的错误。

 搞市场经济，以为私心可以刺激生产力，提高积极性，就充分利用私心强国，我认为；搞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也就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变坏，劳民伤财，贫富不均，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赃枉法，政府为了钱出卖土地矿产资源，搞市场经济完全是在搞垮中国。

市场经济逼迫人人必须学坏，社会面貌也就势必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罪恶丛生！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对市场经济的弊端作了许多研究，也提出了不少理论，主要如下十点：

1有限理性，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消费者和厂商的理性都是有限的，这使得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作出最优决策。

2不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资源配置再次扭曲，劣货驱逐良货。为此，人们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进行矫正。

3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决策经常失败，造成世大的损失。

4外部性，导致环境污染、环境破坏。

5在公共物品的生产方面，完全失去调控效力。

6在宏观上，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需要政府干预。

7从动态来看，市场经济不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总会发生波动。

8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在供过于求，大量资源已经用于生产超过市场需要的产品时，价格才下降。此时已经形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9市场调节是一种成本巨大的调节。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价格下降，生产减少，这意味着许多的工厂要破产，工人要失业。

10市场调节是一种迟缓的调节。在价格下降之后，生产并不立即就减少，而是还要继续维持以往的生产势头，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候之后，生产才能减少。在这个生产逐渐减少的过程中，又有大量的资源浪费了。具体到我国，也许还应加上无序竞争带来的浪费和低效率。

本来，当人类解决了生存需求之后，更多的应该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人都在贪婪的追求物质满足，结果是越富有就感觉越不满足。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财富就象海水，喝得越多就越渴。越富有却感觉越忙碌，越没有时间享受生活。这又是何苦？人生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受罪吗？正如老子所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物质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而且，人们会因为对物质的追求而暴发无尽的冲突（极端形式就是战争）。这与人们追求幸福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金钱只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有钱和幸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钱代表的是物质满足，而幸福代表的是精神满足。有句话叫“助人是快乐之本”，这句话有道理吗？有。助人之后可以获得“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本身就是需要别人来承认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工作当中。但是，站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站在追求物质满足的角度看，助人为乐无疑是错误的。获得物质满足不代表幸福，幸福产生于工作的过程之中。当所有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手段就异化成了目的，真正的目的却达不到了。而且，所有的人都放纵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就意味着要透支地球的供给能力，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环境恶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追求来追求去究竟是为了幸福呢还是为了自杀呢？

1、水资源枯竭：许多科学家预言，水在21世纪将成为人类最缺乏的资源。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不也在2007年12月3日说洁净水资源短缺可能成为未来国家间发动战争的“有力诱因”吗？

2、海洋被污染：赤潮频发、石油污染严重、废弃物过度排放……

3、臭氧层被破坏：南极上空的臭氧层是在20亿年的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可是仅在一个世纪里就被破坏了60%。如果没有臭氧层的保护，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都将消失。

4、土地退化和沙漠化：现在，地球上每分钟就有10多公顷土地被沙漠吞噬，也就是说沙漠正以每年700万公顷的速度扩展，日趋严重的荒漠化正威胁着10多亿人的生存；与此相关的粮食危机也逐渐表现了出来。

5、温室效应：导致病虫害增加、海平面上升、气候反常、海洋风暴增多。如果地球表面温度的升高按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到2050年全球温度将上升2－4摄氏度，南北极地冰山将大幅度融化，一些岛屿国家和沿海城市将淹于水中，其中包括几个著名的国际大城市：纽约，上海，东京和悉尼。

6、大量物种消失：2007年４月，第三届世界植物园大会在武汉开幕，从大会上传出的消息是：全球目前已有34000多种野生植物被列为濒危物种；每年1000个物种消失，物种消失的速度明显加快。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地球上近1/4的物种在未来50年内将遭受灭绝之灾。地球是一个大生物圈系统，如果它的平衡被严重打破，人类绝对不会独善其身。

7、森林面积减少：据绿色和平组织估计，100年来，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80％遭到破坏。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大自然的总调度室”，对环境具有重大的调节功能。人得肺癌活不了，地球得了就能活吗？

8 、至于其他的废物质污染、核污染、基因污染、噪音污染等等就更不用提了。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危害国家稳定；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农村进城农民，他们大多是在企业里做工，在餐饮行业从业或是做小商小贩。他们中也有人自己开办了个体企业，但，由于农村进城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他们在市场化经济活动中根本就没什么竞争优势。为了生存，他们普遍采用竞相压价，以次充好，缺斤短两等手段，来恶性竞争。这不仅破坏了市场化经济的环境，更恶劣的是，还会引发社会治安问题。没有多少文化，而又法律意识单薄的农村进城人员，在竞争中往往采用暴力等极端手段打击竞争对手。而且，一些进城后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回去的农民，不等不流落街头，乞讨为生。更有甚着，以偷盗，抢劫为生。而他们流动的特性又是他们在做了违法犯罪行为后极易逃脱，使公安机关的抓捕工作往往事倍功半。而，这又是他们心存侥幸，变本加厉。

总之：搞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也就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恶劣，劳民伤财，贫富不均，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赃枉法，政府为了钱出卖土地矿产资源，武官没血性，文官没德行，国家无主权，人民无尊严，搞市场经济可能会搞垮中国。

社会主义是将生产资料归还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公有制创造的剩余价值即利润归还全体人民共享分配，不允许资本家独占生产资料和独吞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是将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独占，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资本家独占，不允许雇佣劳动者参与共享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即利润分配。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目的，就是为了剩余价值即利润。让资本家独占剩余价值就是资本主义，让全体人民去占有剩余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现在是：打着走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道路的旗号，干着资本主义的勾当！

大锅饭，三十年来被资本主义小人骂，成了贬义词，原因就是他们想自己多吃小灶，我们看，社会主义的性质就是大多数人民平等生存，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屋，没有谁敢搞特殊化，即使你是省长，也不比普通群众多什么特殊的权利，大家在一起工作，生活，一个大锅里吃饭，同舟共济，同甘共苦，这样的大锅饭才真正体现了人人平等。而大锅饭不等于大家白吃白喝，不劳动不奉献，而是大家创造的劳动成果，大家在一个大锅里吃，这才是社会主义性质。而小锅饭，多是干部吃的，有钱人吃的，无形中培养了社会不平等思想，吃小灶，住别墅，和劳动人民脱离，这那里是共产党干部，小锅饭的出现，造成了两极分化，而能够吃上小灶的，肯定不是劳动人民。

吃小灶，很简单不是社会主义的，如果我们家庭，家长都吃小灶，和子女吃的不一样，你想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子女怎么能够高兴。私有化和包产到户分化了国民的团结意识，使国民成为一盘散沙。包产到户还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和除病虫害，例如：一大块地分成几家，各家种的农作物不一样，农业机械进不去，去除病虫害的时候，各家不同时间打农药，结果只驱不灭。既不利于农业机械化，也不利于除病虫害。只有公有制和农民合作化，才能重新凝聚国民的团结一心。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在那个“大锅饭”时代，创造出了很多奇迹：只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就从一个真正一穷二白、叫化子起家的中国，发展到自己造出了万吨轮船，自己解决了合成胰岛素，自己生产了石油， 搞出了“两弹一星”；造出了每秒运行上亿次的电子计算机和超音速飞机;用自己的钢材架设了南京长江大桥；8万座水库,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显示出“人民公社好”。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成为一无内债二无外债的世界强国！让所有敌人都卡不住脖子的中国，让世界瞩目而望！

政府不应该不负责任地把什么都推向市场，让市场自由竞争，那要你政府有什么用，应负起责任，领导人民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国防和人民的需用品，让人民各司其职，让各地因地制宜，如果农民去干工人的工作，如果工人去干农民的工作，如果北方适宜生产的东西让南方生产，如果南方适宜生产的东西让北方生产，如果南方人到北方去工作，如果北方人到南方去工作，就会劳民伤财。人员流动是需要车船飞机的，车船飞机的生产和运行是需要矿产资源的，人员流动还导致人们背井离乡,离开妻儿老小去外地工作，使亲人得不到常团聚，还易导致社会秩序治安混乱。

实行计划经济至少可以呈现几大优长：第一，有计划、集约型开发资源，能够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迅速衰竭；第二，经济稳健。商品开发生产以及人力资源的应用、社会服务领域可以不会因为供需矛盾而波动或剧烈波动，价格比较稳定，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较为相应与平衡；第三，可以集中更多财力办大事和应对不测，减少贫富悬殊，缩小差别。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计划经济不仅不是一无是处而且还具优长，市场经济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还是有不可克服的弊端。改革不能制造矛盾，更不能改旗易帜。

一、教育改革；必须彻底摆脱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回归到“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上来。而绝不是“妄自菲薄、数典忘祖、去中国化、崇洋媚外”。

二、医药改革；必须彻底摆脱医药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回归到“救死扶伤，爱国卫生，人民健康”上来。而绝不是“小病大治、重复检查、以医养药、赚钱第一”。

三、住房改革；必须坚持“基本住房找政府，改善住房找市场”，彻底摆脱“一切皆市场、一切皆商品、房价涨天价”，回归到“住房用来住”的本质上来。而绝不是“炒买炒卖房地产”，投资投机发大财。

四、养老改革；尊老爱小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和传承。计划生育好，国家为主负责养老。而绝不是“依靠中外私人资本为主办养老，更不能满足于兜底和托底”。

五、经济改革；必须革除那些破坏和阻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特别是阻碍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的那些体制机制和藩篱雾霾。

六、政治改革；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必须将反腐败进行到底，标本兼治，治本为主。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气候，理直气壮地捍卫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领导下由人民举选官员和立法定规，实行有序的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依法治国。

七、社会改革；必须依《宪法》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四个全面”社会。也就是常说的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绿水青山、风清气正，安居乐业、祥和幸福”的国家社会。而绝不是制度性安排“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登峰造极，流血恶心暴恐事件频发”的危机四伏的社会。

八、军队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央军委主席要集权，决不能裁军区减军人，制造矛盾自废武功。

九、新闻改革；必须坚持为人民党国政治服务，决不能搞新闻自由，造成谣言满天飞，实话无人信的局面。

十、一切改革；检验改革“真伪”的实践和事实标准——是否“公平可及、群众受益”。

我认为；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全力以赴去做，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毫不含糊地去改。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主观或客观造成的问题和障碍，对政策的落实产生阻力甚至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要以对党和国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担当，敢于应对，敢于作为，敢于叫真，不等不靠，不推诿扯皮，避免好人主义，全力破解热点、难点问题。 如今，不区别是什么事项，盲目笼统地一概认为1.“凡是主张改革都是正确的”。2.“凡是继续改革都是正确的”，也就是步当年“两个凡是”的后尘形成新“两个凡是”问题，犯了当年“两个凡是”所犯过的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错误。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在今天就是讲“科学发展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系”，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随时随地坚持真理，随时随地纠正错误”。中国应该回归计划经济制度，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依法治国，人民生活才能幸福，国家发展才能稳定，党的政权才能长久。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随着中国粮食安全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基辛格的这一预言是否会演变成中国人的厄运？中国现在粮食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带着这些问题。

农民大量减少，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从1994年至2016年，中国的城镇化人口从1.72亿人增加至7.93亿人，乡村常住人口5.9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7.4%。2017年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8亿1347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2016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乡村常住人口5亿766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41.48%。

农民人数的大幅度缩减，使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出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较低，各级地方政府种粮积极性也没有充分调动起来，这就进一步增添了粮食安全风险。

农民为什么没有种粮积极性？种粮的比较效益低，种粮不比种其他的经济作物，种西瓜、辣椒、黄瓜，效益都是种粮的几倍，再一个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得过快，种子、农药化肥等等，价格比粮食价格涨得快得多。种粮不如外出打工，现在统计到外面打工的农民工有近3亿人，一般来讲一个农民工在外面打工比种粮效益高三倍。农民做什么都比种粮食强，种什么比种粮食强，所以种粮食是最不赚钱的，最辛苦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是惠农政策没有完全到位，有很多该拿的补助没拿到，还有些该享受的政策没享受到。第三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还有很多地方都是靠天种田，不能做到旱涝保收。

如今，70、80、90后成为农民大军中的主力，但是他们虽为农民户口却“志不在农”者不在少数，外出打工、做生意、读书的选择要优先于当农民，这还不仅仅是处于经济收入上的考虑，还有来自于文化层面的。多年来，农业、农民处于社会文化和认同感的底层，不受重视甚至是遭受歧视的现象久已，这样便使得大量的青壮年不愿意沿袭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劳作。社会氛围对农业造成的侵蚀也许更加可怕。

许多地方政府抓粮食生产积极性为啥也不高？取消农业税以后，抓农业体现不了多少财政收入，宣传动员老百姓种粮食的话，还要花成本。另外，长期以来我国许多种粮的大县大省都是把种粮作为政治任务完成，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分配任务。也对市场环境下粮食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

造成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几个认识误区

（1）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转移农民，只要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适当地刺激，农村过剩劳动力就能被充分利用起来，增加粮食产量。

这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确实是正确的，但现在这个问题并不成立。因为随着沿海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大量有效劳动力流入城镇，致使很多地方存在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农业的生产模式，我们就很难改变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的零和搏弈。只有改变当前农业生产模式，变劳动密集型农业为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由劳动力量的投入转变为质的投入，才能变零和搏弈为双赢搏弈。

（2）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耕地的增加潜力很大。这也是一种错误认识，中国国土确实辽阔，但平均到13亿人口就很少了，并且过于贫瘠，大漠、戈壁、冻土，高山，沙漠化，盐碱化，缺水，使中国耕地质量低劣。虽然各地可能少报了一些耕地面积，但和中国每年因工业化、城市化而减少的肥沃土地的数量相比，并不值一提，这些大部分是一些质量差或开发难度较大的土地，其生产潜力极为有限，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极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话，中国耕地的增长潜力则更为有限。

（3）迷信于市场经济，执著于比较优势，主张中国应该通过国际贸易来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因此，应该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养殖、花卉、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放弃低附加值的粮食的自给自足，让比较优势来决定中国的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国际贸易来调节国内供求。从理论上来说这没有错，但粮食是一种战略品，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独立，不可能依赖国际市场来满足。因此，比较优势不适用于中国的粮食问题。

（4）满足于现有的农业政策，认为渐进的改革可以确保粮食安全。我们应该看到，农业政策的伸缩性不大，如果没有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经营，只治标不治本，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粮食安全将不断恶化。

耕地流失

据国土资源部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耕地20.24亿亩、园地2.14亿亩、林地37.94亿亩、牧草地32.90亿亩、城镇村及工矿用地4.77亿亩、交通运输用地0.57亿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4.90亿亩。

与2015年底相比，全国农用地面积净减少493.5万亩，其中耕地净减少115.3万亩。建设用地净增加751.1万亩，未利用地净减少257.6万亩。

数据显示：2016年，各类整治项目共补充耕地365.4万亩，较2015年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年建设占用水田、水浇地面积240.4万亩，通过各类土地整治等方式增加水田、水浇地255.2万亩，实现了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尽管国家在保证农业用地上做了许多努力和工作，但是农业用地被蚕食的风险依然存在。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到2015年末，我国地级以上城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73.3万平方公里，比2012年增长11.6%。其中，建成区面积40941平方公里，增长13.3%。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

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63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20312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达15个，而这一数字正在飞速增长。

在此过程中，大片良田被蚕食。2017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12220千公顷（16.83亿亩），比2016年减少815千公顷（1222万亩），下降0.7%。其中谷物播种面积92930千公顷（13.93亿亩），比2016年减少1464千公顷（2196万亩），下降1.6%。

粮食进口量大幅攀升

虽然从2003-201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连年增长，一边是粮食连续增产，一边是进口量不断攀升。201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1791万吨（12358亿斤），比2016年增加166万吨（33亿斤），增长0.3%。其中谷物产量56455万吨（11291亿斤），比2016年减少83万吨（17亿斤），减少0.1%。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粮食累计进口13062万吨，较上年增加13.9%，我国粮食进口总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大豆累计进口9553万吨，稻米累计进口403万吨，小麦累计进口442万吨，玉米累计进口283万吨；2017年中国粮食累计出口280万吨，较2016年增加47.4%，其中大豆累计出口11万吨，稻米累计出口120万吨，玉米累计出口8.6万吨，进口和出口总量双双创新高。尽管2017年进口粮食总量已超过了一亿三千万吨，超过了我国2017年粮食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从粮食需求方面来看，中国人口众多，2013年已达13.54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预测，到2020年，按14.3亿人口、人均消费409公斤～414公斤计算，总需求量将达到58487万吨～59202万吨，按照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估算，届时国内粮食供给（不含大豆）的缺口将在4000万吨～5000万吨。若按国务院公布的粮食白皮书《中国的粮食问题》公布数据，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计算，预测2030年中国的粮食总需求量达到64000万吨左右。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膳食结构也将发生相应变化，对粮食以外的其他农产品消费需求逐年递增。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庞大的粮食需求市场，粮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不可能过多依赖国际市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样会引发世界性的粮食安全危机。近年来，国际粮食贸易格局演变和国际粮食市场行情发生了较大变化，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大幅波动，农业贸易自由化令发达国家不断强化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仍然处于不利地位，扩大了收入差距，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2012年小麦、玉米和水稻三大谷物进口量为1398万吨，大豆净进口量则达到了5800多万吨的最高纪录，粮食年度自给率降至88.4%，其中大豆自给率不到20%。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划定了国际粮食贸易的基本底线，即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

因此，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仍面临着许多挑战，必须要用系统的、战略的眼光，客观、正确地认识中国粮食安全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全面分析未来粮食安全将要面对的许多不确定性风险，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前对粮食安全风险进行预警，及早采取有效措施扬长避短，防范粮食安全风险的发生。

而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上升到5.54亿吨，但粮食需求大约为7亿吨，有近2亿吨的缺口。越来越多的进口粮涌入中国，引发了业界对粮食安全的担忧。在《经济学人》最新公布的《2016世界粮食安全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在42位，西方国家占领了全球粮食安全系数排行榜第一梯队。大大领先于中国的，包括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18位）和韩国（24位）。

谨防中国粮食市场被国外控制

四大国际谷物贸易商指的是四大跨国公司，包括ADM、BunGE、嘉吉和路易斯德弗斯、路易斯，根据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人们称之为“ABCD”。四大粮食商人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跨国粮食贸易商，目前，世界粮食贸易量的80%是垄断在这四个粮食商人手中，“只有他们可以定价。”

这四大跨国粮商常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这些国际巨头拥有资本和经验的优势，对上游原材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和供应的绝对控制已经完成。

目前，世界10大粮食出口国中，四大粮食商人中有9个。它们从种子、饲料和肥料开始生产、供销业务，几乎每个层次的市场都具有绝对优势。四大粮食生产企业在农产品领域有自己的产业链，一旦在目标国家站稳脚跟，将迅速摧毁原有的粮食行业运作链。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国外粮食企业来中国为中国的粮食市场发展良好，但是，如果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粮食市场起着主导作用，国内的粮食安全就会出现问题。

由于四大粮商在农产品领域都有自己完整的产业链，一旦在目的国站稳脚跟，就利用资本优势迅速破坏该国原有的经营链条，使该国原有的粮食体系变为依附于四大粮商的一个环节。

“早期进入中国市场之时，四大粮商在中国市场并没有设立工厂，而是以设立办事处的形式，以贸易业务为主，同时对中国市场进行多方位研究。”四大粮商正式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研究认为，在自由贸易体系下，资本渗透进农业，攫取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从而得以在全球推销低价粮食。与此同时，各国在低价粮食的倾销之下，逐渐丧失粮食自主权。美国粮食巨头和美国国家政权结合而成的“粮食帝国”得以掌控全球的粮食主权。

2004年前后，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储备体系。县级储备粮库与其他三级粮库一起构成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承担着调节市场供求、平抑年际间粮食产量波动等多项重要任务。

自2004年后，因为逐步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基层粮库不再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完全自负盈亏。这使部分粮库生产经营艰难，负债沉重。此时，面对实力雄厚的外资粮商抛来的绣球，不少基层粮库认为那是解困良方。

中国粮食话语权旁落，以大豆市场的教训最为惨痛。有数据显示，四大跨国粮商曾经控制了中国75%以上的油脂市场原料与加工及食用油供应，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跨国粮商参股控股了64家。它们凭借国际资本，已基本完成对上中下游的绝对控制权。食用油市场的众多响当当的品牌早已被跨国粮商收入囊中。

ADM在中国扩张的“标志性作品”，则被外界更多地指认为2000年其与新加坡丰益公司投资组建的中国最大的粮油集团——益海集团。尤其是2006年底，丰益国际以27亿美元收购了嘉里粮油，并与其在中国的子公司益海集团合并，成为规模更为庞大的益海嘉里集团。

美国ADM与新加坡丰益国际共同控制的益海嘉里，在国内食用油市场已经占有60%－70%的份额，金龙鱼、胡姬花、鲤鱼等食用油品牌同属益海嘉里所有。在合并的当年，就有媒体称益海嘉里掌握了国内油脂价格的控制权，成为中国食用油寡头。

跨国资本以高于国家保护价收购国产大豆，目的是对大豆产业的垄断。从全国的市场占有率来说，国产大豆只是一小部分，益海在国内转基因食用油市场占有率很大，他们的目的是控制大豆产品的定价权。外资控制了大豆领域，大豆油价格便容易被操纵。

比如，2007年，在跨国粮商的操控下，国内食用油价格猛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为此抛出20万吨食用油平抑油价，却未见效果。2010年初，金龙鱼等主要品牌食用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轮涨价潮，售价几乎上涨了10%左右。

根据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的统计数据，中国油脂油料净进口总量已由2000年的461.4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2088.9万吨，10年间增长353%，并呈现不断加速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已由本世纪初的60%下降到目前的37%左右。

中国十大食用油加工企业中，年产量150万吨以上的有3家，即“益海”“嘉里”“中粮”。

从 2007 年开始，美国大豆价格一路飙升，从 500 元 / 吨，最高涨到 2008 年 7 月的 1650 元!豆油也从 5000 元 / 吨飙升到 15000 元，豆米白价格也翻了一倍;直接导致猪肉价格一下子飙到 20 几元一斤，几乎是举国震动。

没办法，中国政府只能派出国家队进场，2008 年 3 月中粮、中储粮等国企开始收储大豆与国际资本展开拉锯战，天佑中华，8 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虚高的大豆价格暴跌，国际资本损失惨重，国家队抄底大量收储大豆作为国家战略储备，光是 2008 年就买了 700 多万吨，以后每年只要大豆价格下降就买买买，一旦国际资本炒作大豆价格就动用储备砸盘，所以，虽然中国大豆产业被国际资本击溃，但是，谁也不敢再炒作大豆价格。没有国家队(中粮、中储粮这些国企粮商)这个定海神针，中国现在的猪肉价格至少要翻一番。

2010年3月份，中国市场玉米价格开始逐渐上扬，官方为控制玉米价格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中粮集团14年来首次大规模进口转基因玉米，业内人士担忧，中国的玉米产业可能遭到外资控制。玉米是养殖行业中的主要原料，一旦其被外资控制，中国的养殖业就要受制于外资，猪、鸡、鸭肉类价格可能也要看外资的脸色。

种子安全也成问题，国产种子收复失地

在本世纪的最初10年，我国种业刚刚起步，恰逢跨国种业公司全球布局之时。种业市场放开后，国产种业发展遭遇巨大压力。 洋种子的代表是玉米先玉335和部分设施蔬菜品种。最高峰时， 先玉335 推广面积达4000多万亩，国外种子占据山东寿光设施蔬菜种子的大部分市场。 那时候，我们的压力很大。 玉米育种家程相文说。

“洋种子”疯狂布局我国农业区折射出本土种子产业势单力薄的现实。与孟山都、先锋等跨国种业巨头相比，我国的种子企业毫无优势可言。就拿研发投入来说，我国种子企业的研发经费总和都不及孟山都的零头。用行话来说就是我国种业目前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农作物育种创新能力、种业产业集中度、种子市场监管能力仍然较低，品种多乱杂、企业多小散、种子假冒伪劣等问题仍然突出。我国种业正面临着一场危机。

农民手中一度很少有可以自然留种的种子了。早先种子都是在各家各户的农民手中，农民年年留种，这家没有那家有，是安全的。后来不是了，都是年年去种子公司购买，种子公司购买的种子只能够种一季，是不能够留种的，否则长出来的是草。种子公司的种子会出问题吗？只有天知道。但真出问题了，农民哪怕有地也没有种子下地了，多么恐怖！更何况，据报导，我国的种业公司一度一半以上都被控制在外资手里，或被控制在洋人手中。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要求加快公益性科研院所与所办企业分离，使其专心开展基础性公益研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鼓励科企合作育种。此后的几年间，在一些重大品种上，打破了体制障碍、学科界线、院墙壁垒，组建了集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共同参与的良种重大科研攻关联合体，以四大粮食作物为主线，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重大品种需求。

目前，玉米以机收籽粒品种为突破口，大豆以高蛋白食用品种为重点，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去年，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品种权64件，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申请62件，相当于过去七八年申请量的总和。 6年前，我种玉米用的是 先玉335 种子，不过现在1万多亩地已经都换成国产的良玉99 了。 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镇种粮大户李军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一开始我对国产种子的质量也有疑虑。2013年试种了400亩，发现国产品种抗大小叶斑病，还特别抗倒伏，今年就全换了。

随着突破性优良新品种不断涌现，国内种企的失地正在收复。 国产品种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国外品种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水稻、小麦、大豆、油菜全部为自主选育品种，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国产化率达95%以上，蔬菜自主选育品种占87%以上，玉米自主选育品种占85%以上，一批自主研发的突破性苗头品种增长势头强劲。 农业部种子局局长张延秋说。

近5年来，虽然全球种业市场总市值有涨有跌，但国内种子市场价值持续提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随着市场壮大，我国种企 小、散、弱 的格局明显改善。目前，全国持证种子企业4300家，比5年前减少50%；上市企业50多家，市值超千亿元；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达到200多家，比5年前增加2倍多；前50强市场占有率35%，比5年前提高8个百分点。洋种子大范围充斥中国农田的局面得到改观。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此，我们必须在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树立科学的粮食安全观，增强高效协同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

　　我国既是农业生产大国，也是粮食消费大国。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连年丰收，但也面临不少挑战。粮食生产方式转变、作物种植结构调整、粮食进口量居高不下、增产边际成本增加、环境因素制约加剧、供求矛盾突出等问题日益突显。与此同时，我国粮食存储还存在库存粮食多、库存设施水平不高、收储方式不精细等短板。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未来粮食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仍将存在。

　　对此，必须确保粮食安全的底线不动摇，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粮食产业提升质量和效益，增强竞争力。特别是在产业发展路径上，要充分结合我国现有粮食行业发展的既有资源，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加强粮食科技创新，升级粮食精深加工工艺，开发引领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拓展粮食加工领域，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粮食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树立科学的粮食安全观

　　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就要确保粮食仓储安全，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及优化配置。为此，树立科学的粮食安全观尤为重要。

　　第一，辩证看待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间的均衡，立足国内、适度进口。从发展趋势来看，国内外粮食市场关联度趋强，生产、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不断深化。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要合理把握好粮食进口的“度”，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利用好国际市场，保持粮食安全的战略定力；另一方面还要保护好国内粮食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利益，推动相关产业融入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粮食标准和贸易规则制定，增强我国粮食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

　　第二，辩证看待粮食储备总量和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当前，我国粮食产量越来越多，食用油和饲料及能源化工用副粮进口量越来越多，库存量也越来越多,但粮食自给率却越来越低。这种“三多一低”现象,体现了我国粮食产业的结构性矛盾。具体来看，我国粮食储备率大大超过世界粮农组织规定的17%至18%的安全储备率水平，但与之相悖的是，我国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正在成为全球第一粮食进口大国。2017年，中国粮食进口量为1亿3千万吨，大豆和稻米进口量为世界第一。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和储备的数量、质量及其与市场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问题，通过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辩证看待我国粮食储备和运行效率之间的关系。要合理优化政府对储备粮数量和仓储的布局，同时加强相关部门的应急调度能力。应该看到，在应对自然灾害、公共突发事件、市场粮油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时，粮食应急保障是新形势下维护粮食安全的一种常见形式。我国的粮食储备应通过科学合理布局各仓储点、不断优化物流能力等措施，确保在自然灾害等突发性危机面前，能够及时、迅速地完成粮食调运、投递工作，加强粮食应急安全的保底能力。

　　增强高效协同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新形势下，我们不仅要满足国家对粮食的日常需求，还应在战略储备、调控市场等方面不断加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议进一步“藏粮于地”，确保土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藏粮于民”，构建多级主体的粮食储备体系；“藏粮于技”，提高粮食仓储的整体技术能力。

　　一是有效“藏粮于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耕地总体质量下降，致使粮食生产能力不足，只能尽可能地扩大粮食播种面积，这不利于我国粮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藏粮于地”能适时缓解这一问题，在粮食供过于求时轮作休耕一部分土地，在粮食紧缺时再将这些土地迅速用于粮食生产，通过耕地的增加或减少来维持粮食供求的大体平衡。同时，对于轮作休耕的土地，需要及时修复生态、恢复地力，有效保护土地的粮食生产能力。目前，我国轮作休耕试点面积已由2016年的616万亩扩大到2018年的2400万亩。

　　二是鼓励“藏粮于民”，构建多级主体的粮食储备体系。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储备体系可以分为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我国的粮食储备体系属于政府主导型。近年来，我国农民存粮备荒意识逐渐减弱，粮价上涨促使农民以出售代替储存，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粮食直接消费量下降，加之欠缺先进的储粮设施和科学的技术手段等，我国农户存粮量趋于下降。要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同样要重视农户的粮食储备。可考虑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我国农村实际情况，采取措施保持和扩大农户的粮食储备规模，改善和提高农户存粮质量，积极构建以政府主导，加工、贸易等企业和农民积极参与的多元化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实现政府储备和民间储备的协调发展。

　　三是推动“藏粮于技”，提升仓储科技应用水平。总体来看，我国粮食仓储闲置与不足并存，仓储硬件设施、智能化和节能化水平偏低。对此，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对粮仓进行改造升级，延长粮食储备期限和提升粮食储备质量。一方面，升级信息化手段，对粮仓进行自动化、智能化管理，对储粮的真实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仓储设施功能，提高储存环节的绿色储粮技术应用比例，提高粮食仓储效率，提升粮食仓储质量，延长粮食储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