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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推进均衡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陈中华:推进均衡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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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日,《央视网》为期40天的春运平稳有序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春运40天,预计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29.8亿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这其中铁路发送旅客4.1亿人次,增长7.4%;道路发送旅客24.6亿人次,下降0.8%;水路发送旅客0.41亿人次,与去年持平;民航发送旅客0.73亿人次,增长12%。


每年春节大家都回家过年,造成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的压力有目共睹。我国13亿人口,每年春节春运期间,有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占世界人口的1/3,相当于全国人民进行两次大迁移。如此之大的运送压力,不值得我们思考吗?这还是正常天气,如果期间遇到冰冻雨雪的严重灾害天气,象2008年春运期间,那造成的拥堵、滞留更是可怕,稍有不慎可能引发社会动乱,政府不要为了刺激消费挣钱而放任于国民安全而不顾。这样的运输量,这样的拥堵,不仅给运输部门造成压力,也给回家的人们造成困难,增加了回家的风险,也提高了回家的成本。在中国,无论做什么都要考虑中国有13亿人口这样一个国情,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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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0日,光明网讯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实现了“安全、有序、优质、高效、文明”目标。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的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测算,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同比增长8.2%,文化和旅游市场繁荣有序。


总有一些中国人、一些主流媒体乘机激动了一番,非常正面地赞美中国运输能力,几乎每年都有正规媒体报道,说中国又完成了人类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大迁徙”,非常了不起!尤其是国人引以为豪的高铁,已经成为“春运”的重要运载工具,其便捷、高效、安全、舒适的优势,都令人满意。春节前,央视新闻就充满自豪地称:2019年春运今天正式启幕,近日,多地动车段为列车检修完毕,看“陆地航母”,蓄势待发!2019年2月27日,高铁网也以《春运大迁移-高铁畅唱主旋律》来赞美自己。


我认为这不是社会健康的表现,它是几亿人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副产品,他们充满着无奈。因为导致这种大规模迁移的唯一原因,就是发展不平衡。如果都能就近就业,谁还愿意不远千里外出打工?正如一位网友的留言:故乡容不下肉身,他乡容不下灵魂,若能一世安稳,谁愿颠沛流离?“春节”过后,很多外出打工的又开始收拾好“春节”前放下的行李箱,开始筹谋返程的车票。但在微信里时常能看到孩子为挽留母亲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画面,令人揪心。父母虽然不舍,却又不得已的决绝,造成了多少留守儿童的孤独和年迈父母的老泪?


大规模的外出打工现象背后,是超高的社会运营成本,是农民工“讨薪”的根源,是混得不好无脸回家的遗憾,是“春节焦虑症”的主流,是夫妻分离带来家庭稳定危机,进而产生社会伦理危机,是父子、母子分离带来“留守儿童”残缺的童年,有些孩子未来将成为社会的负担。如果社会能够均衡发展,绝大多数劳动力可以就近就业,如此大规模的“春运”就不会发生,社会也就更加健康、稳定。因此30亿人次“大迁徙”并不是社会健康的表现也并不值得赞美。


30亿人次大迁徙,根子是中国现在走的是一条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路子,除了资本家阶级用超额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完成原始积累外,代表官僚阶级的政府以贪婪攫取社会财富为荣耀,沾沾自得地每年以两位数增长其预算内财政收入,四十年后其预算内财政收入的增幅数十倍于GDP增幅。世界发达国家劳动力报酬都在GDP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中国的最高时也不超过百分之五十,而且令人愤慨的是,四十年来这个数据是一年比一年低。


《黄河大合唱》中有句歌词,“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妻离子散天各一方”。可是不只是鬼子能使百姓遭殃,坏的经济制度更加让百姓们妻离子散天各一方。试想北洋时代京汉铁路工人尚能老婆孩子热炕头,苦在一起也是乐。民国时代的工人凭工薪足以养家,尤其技术工人更是过得温饱无虞。李玉和同志在日伪铁路上干一份毫无技术含量的扳道岔的工作,也能上养老下养小,下班回家热饭菜等着,平时还喝上一口。想想今天的农民工有如此幸福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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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加大会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削弱党的执政基础,阻碍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会引起政权的更迭。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突破4000美元,但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却比较突出,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判断,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上必须尽快突破的关键障碍。

 

共享发展成果,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共产党宗旨、科学谋划人民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发展理念。共享不只是理想,而有实实在在的内容。这就是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以推进扶贫脱贫、缩小收入差距为抓手,以推进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保障,以推进共同富裕为目标。

 

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共享与公平正义互为依托、相辅相成。没有共享谈不上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更不可能共享。共享要求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体现统筹兼顾、追求普遍受益,这样的发展状态是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的。新形势下,只有着眼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破除重效率轻公平、重城市轻农村、重GDP轻民生、重“做大蛋糕”轻“分好蛋糕”等观念,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才能有效促进共享发展。

 

有些人认为,只要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就会促使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3个要素的投入状况,而各个要素的报酬取决于其边际生产力。在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下,生产要素为实现其最高边际报酬率而流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导致区域发展的均衡。因此,尽管各区域存在着要素禀赋和发展程度的差异,由于劳动力总是从低工资的欠发达地区向高工资的发达地区流动,以取得更多的劳动报酬。同理,资本从高工资的发达地区向低工资的欠发达地区流动,以取得更多的资本收益。要素的自由流动,最后将导致各要素收益平均化,从而达到各地区经济平衡增长的结果。


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且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我们党作为共产主义执政党,执政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为了一部分人、少数人的利益。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要使全国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前贫富差距这么大,都是过去中央的偏心而导致的,其实,中央给哪里投资大给哪里政策好哪里就会富的,与区域地理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央若不给北京上海广州投资和政策的支持,北京上海广州同样也富不起来。针对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关键是通过税收、财政、人才、金融等一揽子政策,有计划地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均衡发展。当前,受发展水平制约,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财力相对有限,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影响了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消除贫富悬殊、避免两极分化,中央要紧盯薄弱地区和困难群体补短板,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资和政策的支持,才能逐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共同富裕的目标。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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