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严格落实选人用人追责制度，杜绝官员边腐边升带病提拔

陈中华；严格落实选人用人追责制度，杜绝官员边腐边升带病提拔

山西省委巡视组长，家财数亿现金发霉

2019年04月24日 北京青年报：被省委书记点名的巨贪被判无期：家财数亿 现金发霉。在被逮捕三年多之后，十八大后首个被“双开”的省委巡视组组长、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原厅长刘向东判刑的消息传来。

日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张某某单位行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判决书显示，刘向东已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决定执行无期徒刑，行贿者张某等人也均获刑。

“环保明星”

这个名字大家也许已经淡忘了，观海解局先来带大家复习一下。

刘向东，1955年出生，河北平山人，在山西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的第一个十年，他先后在山西电视台、山西广播电台当编辑、记者。第二个十年之后，刘向东走入仕途，先后担任太原市一国企天龙大厦总经理、党委书记，山西省外贸厅副厅长、山西省贸易厅副厅长，山西省供销社理事会主任、党组书记。

任职领域发生转变是在2006年。当时，在商贸部门任职超过17年的刘向东出任山西省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2009年调整为山西省环保厅厅长。

刘向东的名字开始频频见诸报道也是在环保系统任职之后，当时山西的大气环境和水环境都在全国排位倒数，“铁腕治污”是媒体给他的标签。

2006年10月12日，走马上任7个月之后，刘向东以公开信的形式“喊话”时任临汾市市长李天太，分析临汾造成严重污染的原因和所做不足之处。一位临汾环保系统的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公开信发表之后，市长“都拍桌子了”，第二天便下发相关文件，表示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治理整顿给临汾造成污染的钢铁焦化行业。

2008年10月，刘向东因在山西环境质量改善事业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全球公益慈善联盟金质奖章;2009年12月，刘向东因大力推行环保新政，创造了多项全国推广的环保做法和经验，并一举甩掉山西环境污染全国第一的黑帽子而获得第五届中华环境奖。

他还将获得的奖金悉数拿出，在山西设立了山西环保奖，用于奖励为山西的环保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人。

“两面人”

这样一位“明星官员”是何时堕落?

2016年5月，阳泉市检察院依法对刘向东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向阳泉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观海解局梳理起诉书发现，从担任山西省供销社理事会主任开始，刘向东就是一个“两面人”。

在担任山西省供销社理事会主任期间，刘向东利用职务便利，在地产开发、承揽工程、职务任免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陆续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729.5万元人民币、10万美元。

在担任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山西省环保厅厅长期间，刘向东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环评审批、环保验收、环保违法处罚、环保专项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还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以上行为涉及受贿财物5844万元人民币、366万美元、160万港币和18万欧元。

刘向东的主要受贿对象为企业老板。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张某某单位行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07年3月，张某为使公司焦炉延期关停，委托其朋友马某向刘向东提出请托，希望能延期关停。马某到山西省环保局的办公室找到刘向东帮忙，除了带来一份地方政府申请延迟关停这个焦化厂的文件，马某还把一个信封放在了刘向东的桌子上。

马某走后，刘向东打开信封看了看，里面装着一张存有100万元的银行卡，然后他就拿回家放起来了。2007年12月，在刘向东的安排下，山西省环保局下发了同意该公司焦炉延期关停的文件。

2008年4月左右，张某向刘向东提出办理山西致富煤焦有限公司焦化项目环评批复的请托，并送给刘向东现金100万元人民币。后经刘向东签批，山西省环保局对该公司焦化项目环评报告同意并予以批复。

担任巡视组组长仍受贿

2013年7月，刘向东出任省委巡视组一组组长。此后，山西省委统一部署了一轮巡视，刘向东任组长的一组巡视对象为吕梁市。

据媒体报道，在巡视过程中，他一面继续收钱，一面泄露巡视工作秘密，巡视结束后，吕梁市领导丁雪峰、张中生，曾在吕梁工作过、后相继晋升省委常委的聂春玉、杜善学、白云，以及曾担任吕梁市长、后调任忻州市委书记的董洪运接连落马。

检察机关指控，2013年11月、12月及2014年春节前，山西省委巡视组在吕梁巡视期间，时任省委巡视一组组长的刘向东分别收受了吕梁3名时任县委书记李某、郭某和闫某10万元、5万元和1万元的好处，并承诺给予关照。

2015年3月，刘向东接受组织调查。12月3日，他成为了十八大后第一个被双开的省委巡视组组长。

家财数以亿计现金发霉变质

2017年12月，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刘向东受贿、巨额资产来源不明案起诉书。起诉书显示，截至2015年5月，检察机关查明刘向东家庭财产及支出共计约1.2亿元人民币、美元608.6万、港币728万、欧元56.6万，减去其受贿所得、家庭合法收入以及其他能够说明来源的部分，尚有约4535万元人民币、228万美元、568万元港币、38.6万欧元不能说明来源。

不过，观海解局发现，早在检察机关披露之前，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就已经透露了刘向东的受贿情况。

2015年5月，在一次“三严三实”专题党课上，王儒林曾谈到，“我们省的一位原厅长，2015年3月被‘两规’。从他身上、车上、办公室、住所、租赁的房屋等多处起获了巨额人民币，以及各类外币、银行卡、存折、黄金等等，光这些真金白银就有1.5个亿，还有大量字画、玉器、古董和多套房产。这些涉案金额不下两个亿。但他还找私营企业老板借车，车用一段时间他认为旧了，再找那个老板换新的，老板就再给他买新的。”

王儒林还说，这个原厅长，敛财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大小通吃，甚至在饭桌上公开以5万、10万、数十万的形式集体收受请托人的钱财。办案人员收缴他的赃款时，看到地上随便扔的成箱成袋的现金，上面落满灰尘，有的已经发霉变质。

数名山西官场人士确认，王儒林所说的“亿元巨贪”，正是刘向东。

刘向东简历

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山西电视台、山西广播电台当过编辑、记者；

1985—1988年，太原市第一商业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1988—1991年，太原市天龙大厦总经理、党委书记；

1991—1994年，山西省外贸厅副厅长；

1994—1997年，山西省忻州行署副专员；

1997—2000年，山西省贸易厅副厅长；

2000—2006年，山西省供销社理事会主任、党组书记；

2006年3月—2009年5月，山西省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

2009年5月—2013年3月，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党组书记、厅长  。

2013年7月，刘向东离开山西省环保厅，出任省委巡视组一组组长。

贵州省副省长获刑20年罚1.7亿：曾与多名女性搞钱色权色交易

2019年04月23日新京报网:副省长获刑20年罚1.7亿：曾与多名女性搞钱色权色交易。2019年4月23日上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贵州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受贿、贪污、内幕交易案，对被告人王晓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亿七千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亿七千三百五十万元。对王晓光受贿、贪污、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及其孽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17年，被告人王晓光先后利用担任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政府区长、中共贵阳市乌当区委书记、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贵阳市委常委、秘书长、中共遵义市委副书记、遵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市长、市长、中共六盘水市委书记、中共遵义市委书记及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揽政府工程、项目开发和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近亲属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870.435万元。

1999年至2000年，被告人王晓光利用担任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上的便利，虚构项目，违规获取15.11亩荒坡地的土地使用权预登记，后采取由政府下属单位先回购再出让给其他公司的违规手段，非法占有乌当区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费用人民币480.621122万元。

2009年8月至2016年2月，被告人王晓光利用其职务便利、工作关系知悉或从他人处非法获取的内幕信息，直接或指使其亲属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相关股票，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4.9470681834亿元，盈利共计人民币1.626925129亿元。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晓光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和内幕交易罪。鉴于王晓光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贪污犯罪事实和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其贪污罪构成自首；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贪污赃款赃物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受贿罪和内幕交易罪予以从轻处罚，对贪污罪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公开履历，王晓光仕途一直在贵州，曾在贵阳、遵义、六盘水等市工作，其中2006年至2011年，在遵义任副市长、市长，后任六盘水市委书记，2013年11月时任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落马后，他又重返遵义任市委书记3年多，2017年任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

2018年4月1日，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王晓光接受组织调查。此后其9月被“双开”，11月被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向重庆市一中院提起公诉。

中纪委公布的“双开”通报中，称其“德不配位，寡廉鲜耻”。

通报称：王晓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信仰缺失，热衷于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拉票助选，封官许愿，不遵守外事工作纪律并造成恶劣影响，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大搞特权，违规公款豪华装修住所，大吃大喝，安排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为他人职务提拔提供帮助；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为有关企业承揽工程提供帮助并约定收受好处费，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取巨额利益，向管理服务对象借用巨额钱款谋利，违规占用公共财物、损公肥私，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并同意收受干股，与多名女性搞钱色、权色交易；违反工作纪律，违规推动国家明令禁止的高尔夫球场建设项目，干预司法活动；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乐、生活奢靡，痴迷兰花、玩物丧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涉嫌贪污犯罪。

王晓光简历

王晓光，男，汉族，1961年10月出生，山东巨野人，1984年8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

1980.09贵阳师范学院体育系体育专业学习

1984.08贵州省贵阳市警察学校教师（其间：1986.09-1987.07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进修）

1990.01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行政科副科长

1991.06先后任贵州省贵阳市纪委办公室干部、副主任(正科级)

1993.03先后任贵州省贵阳市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1995.04贵州省贵阳市委办公厅副县级秘书

（1993.09-1996.06贵州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6.08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副区长

1998.02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副书记

1998.12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副书记、副区长、代区长

1999.03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副书记、区长

2001.02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书记，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1999.09-2001.12中国地质大学人文与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

2002.11贵州省贵阳市副市长，乌当区委书记，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2003.01贵州省贵阳市副市长，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2003.03贵州省贵阳市副市长，市教育局党委书记，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2003.05贵州省贵阳市副市长，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2004.03贵州省贵阳市副市长

2004.08贵州省贵阳市委常委、秘书长

2006.11贵州省遵义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市政府常务工作)

2008.05贵州省遵义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

2009.02贵州省遵义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1.09贵州省六盘水市委书记，水城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2013.11贵州省遵义市委书记

2013.12贵州省遵义市委书记，遵义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2014.04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遵义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2017.05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成员

2017.06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

2018.01贵州省委常委

十一届、十二届贵州省委委员。

从检察院的指控来看，刘向东和王晓光都是一个在多个岗位，一路升迁一路收钱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官员。官员“边腐边升”，亦称“带病提拔”，是指由于腐败犯罪分子作案隐蔽、手段狡猾及对干部的考察考核不实不细，致使其边腐败作案，边被提拔重用的现象，也包括干部在走上新的岗位或提拔到更高职务前就有严重的腐败问题，且“病灶”未“治愈”而继续得到使用或提拔的现象。“边腐边升”现象，严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加剧干部任用不正之风，恶化政治生态。

长期以来，一些干部不讲规矩不守纪律，涉腐传言不断，“官声”恶劣，却在仕途上一路绿灯，不断升迁，让群众深感困惑。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文章指出：很多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是发生在担任下级一把手期间；有的省已查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还屡被提拔。

为官一任，不仅没有造福一方，反而因为不干净而成为当地群众眼中的“问题干部”，给当地群众留下骂名，人人希望他早些“下马”，而就是这样的干部，竟成为上级眼中的“香饽饽”，不仅稳坐官位，甚至越升越高，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污染着一个地方的从政环境，更损害着党的形象和威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反腐败斗争和从严治党力度空前，但仍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干部存在着“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现象，甚至在官场出现了“不跑不送，原地踏步”的顺口溜。由此可见，人事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如何严防和纠正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是摆在当前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防止和解决以“带病提拔”为代表的选人用人不正之风问题，中央层面也出台了诸多制度规定，比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等。虽然相关规定众多，但仍然带病提拔现象仍然经常出现。根源就在于一些地方长期对这些党纪法规备而未用，追责问责半途而废、“浅尝辄止”，这自然会让一些官员敢于“破规”、“破法”，使得选人用人上乱象丛生，从而造成了“破窗效应”不断发生。

在我国，从理论上说，各级官员都是人民公仆，应向人民群众负责，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任用有选择权。但目前“他们的真正责任机制，是千方百计地向直接拥有决定他们职务高低、去留的上级机关负责。这种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节以及领导者责任机制的严重扭曲，不仅助长了少数腐败分子滥用权力的嚣张气焰，而且也是近年来‘买官卖官’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根源。”这种官员选拔制度，“违背了一条政治学公理：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坚决封堵带病提拔入口。否则，让小人得志、贪官横行，丢掉的可不仅是党政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还有党的执政根基民心。

其实，官员“边腐边升”之怪现象，天下皆知。一直以来，上级决定下级官员的升迁，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参与权、监督权。因此，必须采取“打酒朝提瓶子的要钱”这种办法，必须严惩“边腐边升”官员背后的提拔者和袒护者。因此，要彻底杜绝官员“带病提拔”。首先，要严格落实选人用人追责制度，有权必有责，权责须相当。对于被发现的问题干部，要调查其边腐边升的过程到底受到了哪些人的支持，是否有人当了“说客”。 只有挖出萝卜带出泥，震慑提拔“病官”者，方能彻底斩断“边腐边升”的利益通道。当问题干部受到查处后，对责任人进行追究，才能把带病干部阻断在升迁的半路上。

终结贪官边腐边升荒诞剧，一要纪检机关加强监管反腐力度，露头要打、潜伏要挖，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彻底斩断公仆变硕鼠的机会。其次，要勇于揭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神秘面纱，最大限度的扩大干部选任工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度，真正使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权力才不敢在选人用人上“指手画脚”，才会最大限度的保证能者、廉者上，庸者、腐者下的政治生态大格局。三要相关领导严格执行选人用人制度，始终树立“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正确导向。

历史教训足以让人惊醒。“以‘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层层任命制而非选举制）为核心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既是苏联模式的两大核心标志，也正是苏联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两大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原因。”所以，必须用“以民选官”来取代现行的“以官选官”模式，才符合科学执政对干部选拨制度提出的要求。各级官员必须首先从具体单位的人民群众中选举出来，接受本单位人民群众的监督，首先获得本单位群众的认可，然后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目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期稳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另外，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中美联合国际医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