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没有从政经验的人当选总统，并不能解决社会现实的问题

陈中华：没有从政经验的人当选总统，并不能解决社会现实的问题

近日，为期三天的泰王哇集拉隆功加冕登基大典，共耗费10亿泰铢（约4265万新元）。第二天（5月5日）的御驾巡游活动，路线长七公里，耗时五个小时，吸引了20万人冒着37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夹道观礼，他们在王轿与仪仗队经过时高喊“吾王万岁”。新登基的日本德仁天皇5月4日在皇宫内接受日本民众的祝贺，共有14万3000人入宫观礼，挥动日本国旗高呼“万岁”。这两个亚洲的王室至今仍然受到人民拥戴，反映了传统体制在现代政治里的特殊角色。

王权政治是人类文明史的普遍现象，现代流行的民主共和政治，只是在晚近的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才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流。在王权退出政治舞台的过程中，一些王室遭暴力革命推翻，如俄罗斯沙皇；一些则不流血退位，如清末的溥仪皇帝；另一些则适当地调整角色，体面地交出权力但保留了王位，并且在宪政体制里维持道德影响力，如英国的温莎王室，以及日本和泰国的王室。

现存的王室只有极少仍然保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如沙特阿拉伯和文莱，绝大部分都属于君主立宪制的虚位国君，象征国家元首和人民团结。从传统的君权神授过渡到如今的主权在民，虽然经历极大的思想革命和流血暴力，可当中呈现了一致的历史理性，即权力必须得到全民委托，且在宪政体制的制约下运作；过去那种君王凭个人好恶任意行使权力的方式，已经被时代所淘汰。然而，这并不妨碍一些王室继续扮演特定的政治角色。

类似日本、泰国和英国王室继续获得人民的爱戴，反映了现代政治理性所忽视乃至缺乏的成分。政治并非纯粹是权力的制衡及利益的分配，人民也存在某种对历史传统的神圣性的渴望。虚位王室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不同于掌握实权的民选政客，立宪君主超然于日常的政治纷争，避免因党派政敌的攻击而成为部分国民厌恶的对象，所以能够扮演代表全民团结的象征性角色。王室的存在，因此保留了现代政治因选举竞争所不易维持的民主尊严。

此外，王室也代表了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和宗教性。尽管政教分离已经是现代政治理性的共识，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依然是生存的本能之一。这体现在自我的身份意识，包括集体身份认同，也就是政治学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作为具体存在的实物，王室提供了这方面的精神慰藉。这也部分说明为何很多王室兼具宗教代表性，日本王室之于神道教、泰国王室之于南传上座部佛教、英国王室之于英格兰圣公会，均体现了这一特质。

当然，王室在现代政治的角色，离不开一些前提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共同的民族身份认同。不难发现，继续在当代发挥作用的王室，大多存在于单一民族国家里；历史上统治多民族的王室，大多经不起时代的考验，比如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皇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甚至中国的满清朝廷，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孙中山操作满汉之别，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而失去民心和正当性。

另一个重要条件，则是王室成员的言行表率作用。刚退位的明仁天皇积极投身民间，特别在发生重大灾难时亲自慰问灾民，因而建立了巨大的道德威信。已故泰王蒲眉蓬同样因关心民瘼而备受臣民爱戴，上世纪泰国军事政变频繁，但是只要不获得蒲眉蓬默许的军政府，无一不黯然倒台。伊丽莎白女王在位超过半个世纪，尽管不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也是以勤政爱民著称；王储查尔斯由于婚姻破裂，一度导致属地如澳大利亚出现要求改制共和的呼声。

当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对立的思潮，正在很多社会造成动乱和撕裂。王室作为团结的象征，正好呼应了时代的政治需求。在没有王室的共和体制里，如何建构超然的政治体制，成为了重要的挑战。

当今世界政坛上一个令人瞩目也是最重要的现象，无疑是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就是那些之前和政治圈并没有实质关联，甚至毫无从政经验的人，纷纷被人民选举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包括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马克龙和意大利的孔特等。最近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当选总统更具有典型意义。

人们可以说，乌克兰的选举是一场典型的当代存在主义的“荒诞剧”。喜剧演员泽连斯基是一个和政治不着边的人，但他依然决定参与总统选举。他在电视辩论现场表示：“我不是一个政治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来这儿是要打破现在这个体系”。他甚至对现任总统波罗申科直言：“我就是你犯下的错误和未履行的承诺所产生的结果”。泽连斯基团队在整个选举过程错误百出，连最基本的事实和事情都搞不清楚，就像他所演出的喜剧。但所有这一切对支持他的选民来说都不重要，丝毫没有影响支持者的热度。结果自然很明了，泽连斯基“喜剧式”地当选总统。

这使人想起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Albert Camus）的中篇小说《局外人》。《局外人》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但泽连斯基当选总统似乎相反，即“局外人”并不像加缪所描绘的那样，尽管也一样“荒诞”，但并不那么无能为力和毫无希望。

如果加缪还活着，他是否会改变自己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当代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局外人”的环境，至少在政治领域如此。普通的局外人是可以通过自己近乎荒诞的行为，来参与和影响事物的发展。

时势造英雄，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是时代的产物。二战以来尤其是互联网产生以来，这个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民主形式而言，西方完成了从精英（共和）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变。精英民主就是政治精英之间的共和，大家都是精英，轮流执政。政治人物，或者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言，职业政治家来自差不多的社会背景、接受差不多的教育，所以他们之间就政治事务具有共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道德感，至少不那么自私。“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时代在1970年代才开始。在这之前，选举权有很大的局限性，是那些为国家做过诸多贡献（即纳过很多税）的成年男子的权利。在大多数国家，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更别说属于少数民族的公民了。

（共和）精英民主也是一份责任。西方之所以实行“代议民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直接民主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假定这些代表所承担的政治责任。而“一人一票”产生的政治人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就民主而言，的确更加民主了；另一方面，所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的责任感也变得模糊起来。民意变成所有政治权力的基础，但谁的民意呢？有没有恒定的民意？就经验而言，很难要求普通老百姓具有长远利益观，大部分人只有眼前利益。更重要的是，民意是分化的，民主意味着要体现大部分人的民意，但也意味着要保障少部分人的民意。这些理论上很具有道德感，但如何体现在具体的制度上呢？实际上，很多民主的理想和为实现这些理想而设计的制度很难具有操作性。因此，在实践层面，民主演变成分化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变成政治人物分化老百姓的最有效工具。

社交媒体削弱政党重要性.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更是把大众民主推向了极端。社交媒体赋权社会上每一个成员一个表现平台，人人有话筒、人人有道具、人人有展现才艺的空间。泽连斯基团队表示，他们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个互联网平台。

有了社交媒体，传统政党不那么重要了，甚至不需要了。在很大程度上，传统政党的存在只是表达了那些从其中获取利益团体的存在感。在欧洲，政党早期只是“老人俱乐部”，后来演变成大众政治的舞台。但有了社交媒体，政党的运作越来越没有效率，尤其对年轻人来说，谁还需要政党呢？美国人一直以拥有稳定的两党制为豪，而且“两党制”的存在意味着任何第三势力的崛起毫无希望。但现在不好说了。如果抛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很难理解近来的几届总统选举。与其说特朗普是依靠共和党取胜，倒不如说是依靠社交媒体取胜。或者说，“民粹主义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把特朗普推上政治舞台。

当然，社交媒体只是一个工具，谁都可以使用。“局外人”挤走了传统政治人物而夺权，主要还是因为传统政治人物已经失去解决“局外人”所面临的严峻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在当代，这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差异和中产阶级规模的问题。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在高峰时期达到70%，现在不到48%。前总统奥巴马执政八年期间，美国的中产阶级每年以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减少。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忍受这种快速从中产向穷人的转变，而这也是特朗普崛起的社会背景。

欧洲也是如此。尽管较之美国，欧洲是高福利社会，但在金融危机之后，高福利难以为继，政府想改革，但老百姓不肯放弃已经得到的任何好处（或权利）。欧洲因而表现在极端的左派民粹主义运动（例如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和极端的右派民粹主义运动（例如意大利的五星党运动）。

一旦社会分化，民粹主义就有了市场；而社会越分化，“局外人”就越容易进入政治过程。拉丁美洲更是典型。二战以来，这个广大的地区一直往返于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之间。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政治学教授科拉莱斯（Javier Corrales）的研究，1989年以来，拉丁美洲共有13位几乎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人当选总统，他们背景各异，有军官、商界大亨、媒体人物、艺术家、经济学博士、工会领袖甚至神父。

“民粹主义”和“局外人”崛起之间的关系，犹如鸡与蛋的关系，两者互为依存、互为强化。今天精英纷纷谴责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使得他们的政治饭碗破碎了。民粹主义的确有其“毒害性”，不仅会导致内部的不稳定，也表现为外部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等。但从历史看，民粹主义实在是历史的必然，社会高度分化了，民粹主义必然成为“弱者的武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就表现为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人们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德国政治家俾斯麦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主动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政策，以保障劳工的利益。但很显然，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得类似的局部社会保障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因此成为必然。正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福利社会。没有任何理由相信，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会自然演变到今天的福利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完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

“局外人”无法改变现实.今天的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再一次为民粹主义运动准备了物质条件，再次为“局外人”提供“革命”（改朝换代、夺取政权）的机会。但问题在于，“局外人”能够革命，但能够改变社会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不能”。“局外人”不仅不能改变现实，反而会造成新的危机。每一次“局外人”夺取政权成功，普通民众都会欢呼“人民的胜利”，但之后普通人就会面临“人民的危机”。原因很简单，说穿了，就是“既得利益”所为。

传统上，所谓的“局内人”就是既得利益。传统西方精英政治就是“局内人”动“局内人”，“左手”改革“右手”。尽管西方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但不管哪一个政党，都代表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根深蒂固，任何形式的选举都动不了它们，这使得民众对传统政治人物、对传统政治体制失去了信任和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成为民众改变政治的有效工具。很多参与者并不对未来抱很多幻想，但他们抛弃现存自称为政治精英的决心是坚定的。

事实确实如此。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后，“局外人”仍然面临原来“局内人”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困境。在全球化状态下，资本和技术都是流动的，国家已经失去经济主权，但政治主权因为“一人一票”制度得到了强化。“局外人”即使取得“政治主权”，但其他方面的主权仍然掌握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精英手中。技术的进步更是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在取代越来越多的工人，而所有政治人物对此毫无办法。

再进一步说，今天资本所拥有的能力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不管怎么说，社交媒体也是被资本所控制的。如果社交媒体对资本没有什么害处，资本就会放任其作为。但一旦资本感觉到基于社交媒体的大众民主的有害性，那就另当别论了。人们不难想象，当控制和操纵足够大量信息的互联网巨头，自己出来选总统的未来情景。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民主党人，近年来一直呼吁监管互联网和分解互联网。互联网公司垄断和控制了太多的信息，即使是选民的“意向”，也可以是资本所塑造的。当选民成为资本的“被操纵者”时，政治人物（无论是传统的“局内人”还是今天的“局外人”）就会无计可施。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未来政治越来越趋向于“空转政治”。政治可以高度自主，民众的确被赋权选举出自己想要的总统，但总统影响不了其他精英群体，更做不了什么事情来改变现实。这和传统的政治“自主性”刚好相反，因为传统上“政治的自主性”指的是政治人物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能够自主决策来影响整个社会。但“空转政治”的“自主性”表明总统尽管有足够的权力（人民的选票），但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加缪的存在主义仍然是对的。世界继续会是一部荒诞剧。对一些“局外人”来说，进入了体制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局内人”；而对另外一个“局外人”来说，即使进入了体制，仍然是“局外人”。

帝制的好处，一时半会说不完。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虚假民主，比如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皇帝位子是你做我做大家做，结果谁都坐不稳，天天你杀我来我杀你，天下变成了杀人工厂，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继承式君主制，结果人人都要当皇帝，人人都当不稳，所以人人都是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人格分裂残忍无比，老百姓就更是命薄如纸了。

因此，真正的继承君主制比民主制要好得多，这一点美国老师古德诺早就证明过，合法继承式的君主制比寡头制要好得多，可是全国人民不听古德诺老师的话，非要把袁世凯搞下台，结果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在中国搞帝制，不见得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落后”多少，起码戏子们和不识字的少数民族们不必再不懂装懂地按电钮，那些统治国家的都是精英，都是科举考试通过的进士、状元、榜眼什么的，都饱读圣贤书，通晓法律，国家事由他们包办，老百姓都很放心。

既然搞帝制，就得有个皇帝，皇帝专权也好，君主立宪也可以，如果皇帝是世袭的，就少了很多篡权夺位，引发全国动荡的大纷争。比如当年孙文在辛亥之后，屁颠屁颠回国当大总统，可惜实力不够，各地有枪杆的军阀们不服，袁世凯，陈炯明等把孙文像兔子似的撵来撵去，毫无皇帝威严，闹得全国一锅粥。袁世凯称帝死得灰头土脸，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皇族，没有天赋皇权那种“正统”性，如果是爱新觉罗家的人称帝，大家估计就不会说什么了，试想，清帝退位后，乱了多少年，有多少是因为外国侵略，又有多少是因为内乱夺权？

中国施行帝制两千多年，从来没有什么********的事发生，老百姓除非是活不下去，都很老实，绝不会没事拉拢一帮人打着****，到县衙门前闹事，比如为了小小的钓鱼岛，拆迁房子，或者下岗工人****等等屁大的事，让****烦心。据说，古代一个几万人的县，公务员仅有县太爷一个，师爷一个，衙役十几人，就把几万人管得服服帖帖，简直是传说中的和谐社会。这主要是因为国民教育得好，儒家学派的老大孔子说了，“天地君亲师”，谁敢忤逆师长君主，就是大逆不道，就是不读书不认字的，也知道造反是作贼，是要被杀头累九族的。所以，中国一旦恢复帝制，必须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宣扬君主至上的理念，努力建设和谐社会。

恢复帝制后，一定要恢复科举考试，即一种选拔顶尖人才的方法，经过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进士最多选拔数百，状元最后只能选拔一名，决不能像今天似的，状元满天飞，都拿自己当个人物。一定要严肃考试纪律，作弊的，漏题的，为首的杀头抄家，从恶的带枷流放。有功名的，见了公仆免跪。科举选拔彻底解决了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每年仅有区区数百人才中选，那还不都是国家的栋梁，人民之福？何至于像当今社会，大学生沦落到酒店门前当模特的地步？简直是有辱斯文啊。

帝制统治下的社会，社会阶层迥然分明，贵族集团，士大夫集团，平民百姓，各安其道，保障了政权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贵族集团和士大夫集团，可以算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一定会与国家同心同德，较高的收入保证了高薪养廉，绝不会被敌人收买，所以，如果发布法律，每年从国库中拿出若干银两，当作福利分红，公开地让既得利益集团攫取国家财富，不偷偷摸摸行贿受贿，官场的风气应该为之一变。

有人说，在现代社会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多党轮流执政。其实这是一种任意的夸大和欺骗，甚至是有人恶意伪装。我们以美国为例，首先我们说美国从来不是多党轮流执政。即使以美国包装出来的伪装来看。美国主要就是两大党派。很多时候，一个党的总统可以连续多任。实际上美国的总统更多的时候并不代表自己所在的党派。而是利用一个党派来取得自己的任职资格。因此一个政治家改换党派很正常。但是美国总统并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议院比美国的总统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制定法律的权力。而美国的议院很少一党独大，而是多数情况下，必须两大党派合作。

也就是说在制定法律方面，其实这两个党大多时候是一致的。美国两院还不是美国的权利核心，很多时候美国的法院比参众两院还具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力和法律的裁决权。可以说美国的权利核心就是美国的宪法，它的权力支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司法，掌握在司法体系主要有法院、监狱、军队；二是立法，掌握在议院体系，主要包括制定行政法律、核定行政编制和经费、对行政人员进行检察；三是执法，掌握在行政体系，主要有总统、国务院、军队参谋总部。因此事实上，在美国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美国宪法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过是这一个党中的两个派而已。

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搞民粹式民主。以美国为例，其政治体制不过是准君主制的改良形式。英国和日本甚至仍然是君主立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化的历史。令人感概的是，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最后的负责人。同时，人民也需要委托一个权威的问责人。将这件事情交给人大和政协早已证明是不靠谱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什么集体领导。

讲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些问题：话说在美国一个小镇，一天在繁华马路的两边突然同时开了两家店铺，门对门，经营的商品和经营理念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意料中的竞争开始了，两个店主经常指责对方不好，对骂，甚至动手，你出这个价格，我就比你低一美分，你卖红色的拖把，我就卖蓝色的拖把，你卖西服我就卖牛仔裤。他们每天都把街道两边搞得热热闹的，小镇上的居民乐得有热闹看，每天都要去看看有什么新花样，他们一会蜂拥到便宜了一美分的店里去抢购，一会又蜂拥去买蓝色的拖把，一会又蜂拥去抢购牛仔裤，都感到自从有了这两家店铺以来，买到最便宜东西，选择了最多品种，于是都关顾这两家店，街道旁其他店家再无人关顾，纷纷倒闭。

很多年以后，有一个店主老死了，当晚，另一个店主也神秘的搬走了。早晨，人们来到空空荡荡的两个店铺，才发现两个店铺后面的仓库是通过地道连通的。原来，这两个店铺的老板是兄弟，他们统一进货，然后把不同的价格不同品种的货物摆在不同的店铺里贩卖，不管居民选择什么商品，其实都是一个仓库里的货，但他们制造了可以自由选择的假象，让顾客的到了心理上的自慰，热闹的争吵提升了观众的兴趣，因而放弃了对其他商铺的选择。结果是，这两兄弟垄断了这个小镇店铺几十年。你想喝可乐吗？美国人给你两个选择：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想吃快餐吗？美国人给你两个选择：肯德基和麦当劳；想买电脑吗？美国人给你两个选择：IBM和Apple；不得不刷牙是吧，美国人给你两个选择：佳洁士和高露洁。选吧，不管你怎么选，钱都到美国人口袋里！

对西方、美国民主自由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绝不能走西方、美国的民主自由之路。原因之一，西方、美国之类的所谓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其真实意图并非是真正希望中国全面施行民主政治，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强大中国，而是完全出于自身利益，西方、美国全球目标就是西方永远强大，其强大的力量永远大于东方的发展。中国即使是民主化了，这种民主也是在西方、美国的指导之下的“民主”，一切以美国为中心，一切以西方、美国的利益为中心。中国如果实施了民主自由，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将面临各民族分裂的现实，依照西方、美国早已谋划好的对华战略，西藏独立出去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既然你是一个民主国家，你就要“民主”到底，由对方去衡量你民主自由的程度和对民主的不折不扣，西方、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现在不就是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叫喊要西藏独立、要新疆独立吗，你要民主化，你的路子就走到头了。让西方世界、美国老板去左右你的命运，他们让西藏独立、新疆独立，这只是问题的开头，随后内蒙独立、台湾独立、青海、宁夏等等都有可能，凡有独立之意的省、区都可以被西方、美国大肆支持，因为那时的你已经无法左右自己，已经掉进西方、美国的陷阱。甚至他们会作出更恶劣的事情，有意煽动一些人去搞分裂、搞独立，这样的发展趋势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请问哪一个中国人希望中国的命运会是这样，哪一个中国人希望一定要按照西方、美国所安排的“民主自由”的道路走下去。

原因之二，现在西方、美国全球的最大敌手就是中国、俄罗斯。退一步讲，将来即便是中国走向了民主政治，全国施行普选制、直选制，三权分立，一切都合乎西方民主法治，西方、美国也不会放松对中国的敌视，俄罗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俄罗斯已经改革成为民主立宪国，但西方、美国仍然以敌对的态度对待俄罗斯，致使俄罗斯看透了西方、美国的图谋和自私，看透了西方、美国民主政治以外的种族歧视，不对等、不平等并想进一步继续分裂、分割、削弱俄罗斯民族的国家力量，特别是俄罗斯国家的武装力量，导弹、核弹、太空等令西方、美国害怕发抖的力量。这些问题充分说明西方、美国在全世界兜售“民主”纯粹是为其西方利益、美国利益服务，他们伪装的最好，用了最成功的“武器”毒化对方，“用了”不动武力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具此可以印证假如一些中国的“民主人士”极力倡导民主政治，而最后实现了他们的民主自由，中国的命运同样是不会好到哪里去，到那时这些民主倡导者将会后悔，但悔之已晚，他们一定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万古罪人。

原因之三，西方、美国现在无论在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国民收入等诸多方面都在世界其它国家当中占优势。西方世界几百年不断地向外侵略、扩张、掠夺世界各地的财富，依靠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发展起来，对他们来说是完完全全地形成一种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世界其它各国各地都成了他们的殖民地、附属国、附庸国、原材料供应国，在多少个世纪里一直是这样发展着、进行着。西方长期积累的财富铸就了西方、美国的辉煌，这与施行民主政治大无关系。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西方的发达不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而是向外“开拓”扩张，长期掠夺、剥削其它世界民族的结果。所以“民主政治”并不是国家致富发达的强国之路，民主并不能挽救你的贫穷。现在西方高唱民主能够致富，民主是人类的救星，民主是人类的归宿，他是想让你继续成为附庸，是要继续指挥你、剥削你、统治你，你要搞民主，你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

原因之四，西方、美国的国民“公民意识”强，参政议政的意识强烈，而东方很多国家的国民集体主义强于公民意识，对参政议政认识不足，所以在进入民主政治以后，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并不能真正地很好地参政、议政、去参选。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混乱的，政治混乱、社会混乱，经济发展不起来，跟着别人跑，没有建树，落后于西方、美国。命运将永远掌控在这些强国手中，你只能是他们的物资供应国，人才、人力输出国，战略同盟国，跟着美国摇旗呐喊的小兄弟；没有你自己国家的地位、自己的尊严，只有听话服从的份儿；没有反抗的权力，不然你就会被制裁，被撤换。你只能是一个附庸、傀儡，他们扶植你是要你为他们服务，你不可以超越他们，也不可能超越他们。印度民主改革已经经历了60年，但现在的发展如何，是他原来想象的吗，为什么不是，西方、美国是真心实意地帮助这些民主国家发展经济、发展教育的吗，不是。你落后是你自己的事，你饿肚子也是你自己的事，没人实心实意帮助你，民主自由只属于西方，你想超越他们，是你自己算错了帐。所以你跟着美国走永远落后是早已“命中”注定的。

原因之五，民主自由滋生祸患，在民主自由体制中存在的腐朽、堕落，社会隐患是非常多的，有些地方自由到无法形容，自由到连动物都不如的地步，都不能用词语去描写，那些糜烂的东西是对自由的践踏、是对人类的污蔑。西方艾滋病的传播就是西方极端自由主义对人类的腐蚀和毒化，违背天地人性，大自然已经发出种种警告，那些不彻不悟者必将走向死亡。可悲的是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很多的人认为那种民主自由就是好，深受其毒害，而不醒悟，继续接受教唆向其学习，这些文化糟粕传播进来，侵蚀毒害社会。民主产生自由，自由无度的结局是自我灭亡，民主的东西在其它很多方面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好的东西。还有诞生于西方自由经济中的炒期货、炒指数，及其它投机投资都是属于除了公开赌场之外的赌场，赌也是西方、美国资本主义的一大顽症、一大毒瘤。赌本身不产生社会价值，是有钱人的游戏，是大鱼吃小鱼的游戏，是层层“盘剥”层层洗钱的游戏。资本大鳄不劳而获，资本不断滚动，买进卖出是真正的投机倒把。西方的民主自由把这种大亨们的投机倒把合法化，他们赚取的资本不是归国家，而是归自己，归自己的“跨国公司投资财团”。这种炒作不断滚动扩大，已经在西方、美国自由世界形成很大的气候，已经是能够掀起国际风云、经济动荡、政治动荡的祸水。这种利害关系必将危害世界各国的稳定和社会安全，最终还会对他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这就是西方、美国资本主义的地下“热钱”，这些热钱来源于西方、美国，主要集中在美国，这些地下黑钱为其西方美国的国家利益暗中服务，在不断滚大的过程中，不断地去侵害那些迷信搞民主政治、走向“民主自由”的国家，国际金融强盗，资本大鳄一次又一次地光顾你的国家去洗劫你、抢劫你，而你却无能为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能按照西方、美国的民主化去改变自己，这样的闸门永远不应该也不能够为西方、美国开放。

原因之六，只要国家这种形势存在，民主政治就不是最好的、最可取的。科技发展、经济发达、国防强大是硬道理，是每一个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一切个人利益都要服从国家利益，全民族的利益。民主也好、集权也好，在现实的基础上需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民主泛滥危害国家安宁，无限自由有失伦理道德，无耻到家的自由更是应该抛弃的东西，在民主自由和国家独立自主的选择上，大多数国民应该选择国家的独立自主，放弃民主自由。西方的民主自由有几百年的历史，上千年的追求，但西方的民主在历史上给其它国家带去的是亡国灭种，给其它国家和民族带去的是动乱，互相残杀、内乱内战，这样的民主自由你能要吗；他永远强大你永远落后，你永远听他的话，永远不能超越它，这样的事你愿意干吗；你自己可以不欺负人，但是你能保证别人不欺负你吗，你弱你小就有随时被他人欺辱的可能，你总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你就要被别人欺辱，这个道理你应该懂，也成立，既然成立，你就不能盲目地去追随民主自由。如果不然，到那时，你已身不由己，国家民族的命运被别人掌控，受别人摆布，实在是亡国之论，卖国之论。你以为那些吃肉长大的美国人，人人都会对你仁慈吗，一味追求民主自由，向西方看齐，不计后果，是危险的。最好的社会是在改进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改进，盲目地走“民主”道路是要亡国的，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西方、美国几百年的强盛并不是其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有人讲“国家实现民主必然发达，发达国家必然是民主政治的国家”，我认为这是个误区，西方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并不是由于其民主政治而发达起来的，西方的发达是从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开始，首先是由于西方环海岛国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等这些都属于环海岛国、半岛国，是环海岛国的海洋文化。到了中世纪，西方为了加快贸易，加大流通交往，要求对航海事业大力发展，在航海事业十分需要的天文知识、数学知识、造船技术，造木船、造铁船，造大船的技术的需求上带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的科学技术革命又引发了工业革命，使其在航海方面发展迅速，海上强国的黄金时期终于到来。这些海上强国向外扩张，所到之处无不大获全胜，满载而归，侵略、掠夺、殖民由此而始。这种掠夺不断地增加西方国家的财富，形成这些国家最早的原始积累，积累起来的资本以贸易，以资本再投入不断运转，不断发展。西方是依靠掠夺、抢夺别人财富，首先富起来的国家。所以西方发达的原因并不是民主政治带来的变化，而是靠侵略、掠夺、殖民、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行赔款，赔偿这些强盗的“损失”及割让土地等等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时期、一个时代有一种经济模式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秦国统一六国是必然的。蒙古骑兵，成吉思汗马背上的民族驰骋于欧亚大陆是必然的。西方“岛国”的坚船利炮在海上横冲直撞，雄霸全球几百年，到世界各地扩张也是必然的。美国的发展也是如此，严格的讲，美国也是海洋文化，他的国民都是漂洋过海到达美洲的，他的国民大多是西方“岛国”的国民，他的文化、文明自然也是西方的文化、文明，美国只是集中地表现了西方所有的特点，把西方国家的文化全面反映出来。独立后的美国使西方大量人才流入，教育、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资金大量积累、有待开发的土地、矿山都为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西方、美国的发达不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而是靠侵略、掠夺、剥削的结果。“民主政治使西方繁荣”的结论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一种假象。

日本也是海上岛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并不是一个施行了民主政治的国家，它远离西方，孤立自成一体。只是在19世纪受到西方严重威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西方、投靠西方，对亚洲邻国趁火打劫，趁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停战言和、割地赔款为条件暂时休兵。把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把朝鲜的管辖权让给了日本，赔偿了日本两亿两白银。日本靠这些赔款大大地强大了自己，武装了自己，反过来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1931年侵占了东三省，1937年全面侵华。日本的强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西方列强的怂恿支持，大肆侵略、掠夺，一个海盗国的抢劫及殖民剥削而发达起来的。没有靠民主政治、也没有靠自由，而是依靠军国主义战争。所以说，施行民主政治并不是西方、美国、日本发达强盛的理由。日本的民主政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占领国美国扶植建立起来的，因此西方、美国没有理由把自己强盛的根源推理到施行民主政治的结果上去。

 水葫芦，原产于南美，在原产地巴西由于受生物天敌的控制，仅以一种观赏性种群零散分布于水体，1844年在美国的博览会上曾被喻为“美化世界的淡紫色花冠”。自此以后，水葫芦被作为观赏植物引种栽培，现已在亚、非、欧、北美洲等数十个国家造成危害，1901年作为花卉引入中国，并作为观赏和净化水质的植物推广种植，由于繁殖迅速，又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和天敌在我国南方江河湖泊中发展迅速，成为我国淡水水体中主要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美国的民主就是这种水葫芦，在西方，他们的西方民主也许可以正常运行，到其它国家，则一般都成了灾害，比如让前苏联垮了，南斯拉夫垮了，东欧垮了，菲律宾、印度等国家运行不畅，根本的原因是西方有西方民主的生态链，有天敌，所以运行正常，但到了其它国家，这种生态链断了，失去了可以控制它的天敌，则成了一种灾难，而且可能是灭顶之灾，就像水葫芦一样。

举一个例子，中国与美国生态链人性不同的地方如下：一：中国信“人之初，性本善”，美国信上帝，人是有原罪的，是恶的。二：中国文明与美国文明不同。三：社会主义是以善为基础的，所以民主重协商，这与中国文明“人之初，性本善”相合。资本主义是以恶为基础的，所以民主重制衡，这与西方文明宗教中人有原罪相合。从恶变善很难，从善变恶很容易，而且比一直恶的人还更恶得多，变恶了没有天敌，对人类就会变成灾害。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方面，中国和美国不同的生态链就自然界一样，数也数不清，美国民主在人家美国人看来只是平常的习惯，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要把自己的基因全部打散重新排列，是文化的颠复。

事实上，山寨了美国民主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不是民主的怪胎，都被美国民主这个民主水葫芦危害了。中国台湾地区，一年四季一天到晚都是选举，政客甚至执政当局，最大的精力也是用在选举上，蓝绿两派，黑白分明，除了选举，一切正事都只是他们选举的借口，让正事都荒废在他们的打架争吵中。日本则是夸张到一年可能换3任首相，而且这些首相不是财团的代表，就是某某政治家族的子孙，不知道这些人这样的人这样能对国家有怎样的良好的领导。泰国的街头政治让他们的人民头痛得不知道才结束。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等，都有美国民主这个民主水葫芦泛滥成灾的现在进行时。

他们都和我们中国大陆相似的背景，如果中国某天像他们一样，就算没像苏联一样四分五裂，也一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国家，因为政治人物天天在选举，天天在游行，天天在换领导，领导是有权有钱的人代表，天天在政治折腾。但不四分五裂是不可能的，那些被西方资助的分裂分子，要中国再殖民三百年的民运分子，是不让中国折腾到四分五裂是不会完的，要让中国再沉睡的美国是不会完的。

集体负责可防一人独断，也是一种制衡，这东西在国内战争中起到很大作用。例：在国内战争时全国有各大军阀，除共产党的军队外其他各派有反水的，有拉部下单干的，有拉队伍离开一派投另一派的，还有暗中投敌做内应的，为保实力对上奉命令出人不出力的，还有暗中于敌方通信息合做的，等等。这一切是他们失败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而共产党的军队向这种事基本没有，原因就是制衡，也就是决定什么不是一个人说啦算，得有关人员开会决定，而开会内容围绕上奉指令转，没上奉指令开会谈别的也通不过，反而于会者马上通告上级，也有特殊情况开紧急会，决定后通报上级，如没有特殊情况，也没开会决定，有没上奉指令，或和以布属的事情又不贴边，突然拉队伍就走有关人员不问你干什么？第一个问你的就是和你平级的政委，离你最近的副职，副政委，参谋长，这一干人你说不清，下边你也说不清，说不清少数服从多数向上请示，队伍别动。在加上以形成的集体决定，和党委决策铁规定，所以说想把队伍拉跑啦，不可能，不执行上级指令不可能。而这种组织关系是毛泽东创建的。这就是集体决策好的一面。现今是国家发展时期，全国上下齐努力打造中华强国，还用集体决策盯谁？防谁？打造强国靠的是政治精英，科技人才，不是人多力量大，更不是一帮愚人决定如何如何，选国家贤才谋国谋社稷，而人家有本事就应该亨受，谁也没怨言，相应也得给人权力，不给权力让一帮愚人左右还干吗？有权力相应也有责任，权力越大相应责任越大，这就形成主管责任制，干不好谁也不找，就找你主管追究你的责任，这就是问政制。如还采用集体决策精英就无用武之地，例：三国演义中刘备无孔明，累战累败，无立身之地，得孔明大展宏图，如集体决策灵还请孔明干什么？如不给孔明权力，万事还大伙说啦算，还把孔明请来干什么？如孔明脑袋里想的什么，其意图是什么，大伙都能猜出来还要孔明干什么？所以集体决策是不灵的。强国还得靠精英，精英责任制，精英问责制。

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更好些。中国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总书记集权，让总书记任中国的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中央决不能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责任不易分清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政令不畅。

我们现在的领导体制是“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我认为这一体制存在很大弊端。集体领导是权力制而不是责任制。集体领导，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结果由集体承担。集体领导说明集体有很大权力，集体领导的权力是由每个集体成员的权力构成的。也就是说每个领导集体成员都有权力。但是，集体领导的责任是由集体承担的，责任不可能落实到个人头上。常言道；法不责众。所以，一旦集体决定出错，责任也不可能由哪个个人承担；即便是有人承担，也不可能承担全部责任；特别是在本地方范围内，都是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很容易形成“内部事务”，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有三种约束和制裁方法，就象“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一样。1、党纪约束和党纪制裁。党纪约束和党纪制裁只适用于党员干部。2、政纪约束和政纪制裁。政纪约束和政纪制裁只适用于政府官员。3、法律约束和法律制裁。法律约束和法律制裁主要是真针对老百姓的，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很少用法律约束和法律制裁。

即便是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特殊和个别情况下违法违规了，但由于是集体领导，责任由集体来承担。虽然说政府是首长负责制，责任可以落实到人，但是，地方政府都是在同级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地方政府的首长一般都是地方党委的二把手，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集体领导。普通官员做的事情如果是部门领导同意或默许的，其结果也是集体领导的。这样法律法规就不可能直接制约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首先是党纪处分，其次是政纪处分，最后才是法律制裁。这就形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这就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有了个别官员违法违规而最终得不到法律制裁的事实，从而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这就是集体领导体制存在的弊端！

我们国家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体制。党委和政府构成了二元权力结构体制。党委是领导者，政府是被同级党委领导者。党委具有重大事情安排和重要人事任免权，政府只能听命于同级党委,政府是做具体行政工作的。从业务上看，党委、政府和人大是三个单位，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从组织和人事角度来看，党委、政府和人大是一套人马，地方党委书记一般都兼任人大主任，地方党委第一副书记一般都兼任政府首长，地方党委主要成员一般都兼任纪委书记、政协主席、政府主要官员等。

地方的重大事情安排和官员任免都是地方党委“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集体是个“众”的概念，常言道；法不责众。再这说，“集体领导”不是自然人和社会法人，不能承担法律责任。所以，“集体领导”不受法律法规制约和监督；不受国家监督机关制约和监督；不受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制约和监督。

在决策方面，即便是某个领导的个人意见，最后也要走“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在用人方面，即便是党委书记和管干部的副书记有“初使提名权”，最后也要走“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不管是什么人的决定，一旦用“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决定就变成了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地方党委的重大事情安排和官员任免都是公共权力，但是，地方党委却没有责任，责任是由政府来负的。权力和责任不是由同一个主体来行使和承担的，权责不统一。例如，到目前为止，查处了那么多腐败分子和违法违规案件，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党委因为“集体决定”错误而承担责任，也没有一个地方党委成员因为“集体决定”错误而受到处罚。即便是政府负责，政府也是班子“集体决定”，责任不能落实到个人，最终没有人负责。这就说明“集体领导”是没有责任的。一个不受制约和监督并且没有责任的权力，在不能自律的时候，腐败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所以，反腐风暴将如何面对“集体领导”不受制约和监督的问题？

中国政府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不必搞假民主让人说笑话，某男去面馆点了一碗牛肉面，片刻后服务员把他要的面，端了上来。搅拌着正准备吃时，发现里面没有一块牛肉。心想是不是搞错了，把别人的小面给自己端来了。就大声叫来服务员想问清楚，服务员过来后看了看说到这就是你要的牛肉面呀。该男一听大怒：牛肉面怎么没有牛肉呢？去把你们老板给我叫来。服务员喃喃无语，悻悻而去。把刚才的事情给他们老板说了一偏。老板听后。在原地站了一分钟。然后走到该男子面前淡淡地说：帅哥“别拿名字当真，如果你去吃老婆饼，难道你还指望从老婆饼里吃出老婆来吗？你什么时候看见人民大会堂里面坐的是人民呢？此时该男子张大了嘴巴说不出一句话.....他想了N久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我的牛肉被谁代替了。

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党和国民事业发展的需要，我认为；中共需要一个主席，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建议中国共产党设立主席职位并担任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领导人民选官立法。把国家执政权撑握好，把地方行政权交给各党派和无党派有序去竞争，中共不会失去执政权的。候选官员可以由各党派和无党派组成。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官员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