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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废除中医依法治病，利国利民刻不容缓陈中华：废除中医依法治病，利国利民刻不容缓
最近这些年来，反对中医的言论一浪高过一浪，而且还不是一般人士（比如方舟子、张功耀等）。于是我就糊涂了，甚至是愤怒。因为在我的印象里，甚至是从小学习的历史里都管说中医是国宝，是中国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反对中医不等于反对中国文化吗？ 但是好在本人属于理性派，坚信无风不起浪、空穴不来风的道理。于是逐一阅读了所有反对中医的言论资料，并且也仔细阅读了中医的基础理论以后，顿时汗如雨下，对于中医的信仰开始瓦解并崩塌。首先这些反对中医的人士可不是一般人，并不是文化学历低下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学富五车，甚至还有从医的，而且最早反对中医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人家可不是像泼妇骂街（很多拥护中医的人和泼妇实在没有区别）似的说中医坏话，而是平静的从科学上讲事实，说根据和逻辑，从理论到现实逐一揭开中医神秘而虚伪的面纱。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看出了本人的立场，那就是反对中医。但是不知道会招来多少谩骂，所以请大家文明发言，不要说些与医学毫无关系的东西，比如卖国啊！崇洋媚外啊！数典忘祖啊！医学是不分国界的，如果生病了吃中药是爱国，西药就是卖国，那么你也不要穿西服了，因为西服也是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甚至也不要吃胡椒了，因为胡椒也是国外传入的。看到那么多人将科学与爱国情操搅在一起，实在无聊，真不知国人的科学素养到底怎样，有数据说中国人的科学素养只有百分之3.27，此数据大家可以百度。 中医和西医的名称是有错误的，正确的名称应该叫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我国也有大批医学专家为现代医学做出杰出的贡献，如王应睐、张香桐、邹承鲁、吴阶平、陈中伟、汤钊猷、王忠诚等。现代医学是近两百年才出现，脱胎于传统医学。当更加先进的现代医学出现以后，全世界的所有传统医学统统被抛弃，只有中国是个例外，还在对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等玄之又玄的玩意顶礼膜拜。 现代医学是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病毒学、临床学等各种学科之上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中医拥护者不太明白，举个例子。非典爆发时，因为这是一种从没见过的疾病，要研究清楚就必须对尸体进行解剖，看看人体里那个组织发生了病变，并提取样本放在显微镜下进行研究，你看，这第一步就离不开解剖学。就好比人类登月需要材料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天文学家甚至是生物学家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完成一样。因为人是没有全才的，单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要把一个学科分解成很多细小的单位，由不同领域的专家协作完成。 而反观中医，它是建立在什么学科之上的呢？没有，它不建立在任何学科之上，没有任何学科甚至也不需要任何学科为它提供理论数据，它也不搞人体解剖，从不在显微镜下看看病毒是个什么模样。它从两千年前诞生时就是个闭门造车的产物，而且两千年来的理论从未变过，所有结论全靠主观的观察和臆想，好像两千年前的老祖宗就把人体研究透了，我们后来人只需要领会它的意思就可以了。它认为肺主皮毛就肯定主的是皮毛，而不是主耳朵、主下巴。而它给出的肺主皮毛的理论依据更是笑掉大牙，各位听好，千万别把饭笑喷出来：它说人体与空气接触面积最大的部位就是皮肤毛发和肺。看看，这不是臆想是什么?最多只能算观察和猜测。而主观的观察和猜测最不靠谱的。打个比方，有家人被偷了，警察来破案，只是简单的观察了下隔壁王二，认为他很穷，就据此断定是他偷的一样可笑。难道非典病毒来袭时，中医只需要简单观察下就知道这病毒需要什么药来治疗吗？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而且非典来袭时，中医人士更是大发国难财，鼓吹板蓝根预防非典病毒，导致国内药店的板蓝根卖断货（板蓝根永远是包治百病的，任何疫情来袭时，药店门前都会排起长长的买板蓝根的队伍）。 再说说西医，也就是现代医学，从诞生到现在，各科室越分越细：外科、内科、急诊科、妇科、儿科、骨科等。而反观中医，只需要望闻问切一下就知道是癌症还是肝炎，我不知道肝炎这种病毒它是怎么用望闻问切出来的，又是怎么知道是甲肝或者乙肝的。药也是一锅草木渣子乱炖。抓药的师傅更厉害，随便什么药随手一抓，分量总是刚刚好（其实仔细一看你会发现他小拇指总是压在秤杆上）。在西药已经精确到毫克的今天，中药却还这样模糊分量。这体现了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一种名叫“差不多”的精神，中国人凡事都追求个“差不多”，造个汽车，质量差不多就可以了，建个房子也是质量差不多就可以了，从来达不到国家标准，更别说达到欧美标准。说一千道一万，最后必须得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中药和西药谁才是科学的，谁是伪科学的问题。 如今，新一轮的“国学热”又在掀起，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形而上”的圣人之道与“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下之事上”的伦常名教统统都搬了出来。所谓“东方科学”、“东方神秘主义”、“藏传认知学”、“自然国学”、“气理学”、“中国传统科学”等等五花八门，都把“中医理论”及 其“疗效”作为 “硕果犹存”的“实证”标志。鼓吹什么“人类最高的智慧总是源出于东方，是东方启示西方”、“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流坐庄。奢谈什么西方有西方的科学，中国有中国人自己的科学，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科学的“科学范式”。什么“全球化”，“普世性”，“普适性”，都是洋人的诡言浮说。如此一番红火热闹，除了让各路神仙和商人们大赚了一笔之外，只能再次表明国人缺乏普遍的自省和对传统文化的正确判断。很多人依然故我的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甚至会走向世界，否则世界就会变暖、就会没有安宁，人类将无法把握自己……。满足于市面上所流行的“心灵鸡汤式”的“国学”解读，将“传统文化”当作彰显自我的工具，玩弄着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闹剧。人们只要正视历史事实，就知道这些根本都是站不住脚的。 反正国人贯于语言含混模糊不清，都会在字面上做文章玩游戏，什么都可做出圆滑满意的解释，而语言上的腐败，必然会导致逻辑思维及理性思考能力的缺失。这些令人十分可笑又难以置信的所谓标新立异独辟蹊径的奇谈怪论，名之曰继承发扬传统，实则只能是掩耳盗�?的自欺欺人。其实，古圣先贤们在 “中医理论”中所大力宣传和推崇的，恰恰就是当时社会所缺少、所没有、连他们自己也没能说到做到的，后来的人们又怎么能学到做到？而真正能践行“圣人之道”的又有几何？在他们所谓的“经典著作”中只不过是把想象当作存在，把表象视如本质，用自己的理想、幻想和臆想来解读人体及其疾病乃至整个世界，所写下的多是些美好的憧憬与希冀。殊不知，在中国美好的东西多是些传说与故事，而“文化”的传承是不需要实证的，只是沿袭自己先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习俗”而已。即便是那些后来的“各家学说”，也绝非“其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的新创意，只不过是大处恪守古训的唱和，小处率行己意的演绎，非行家理手，谷稗难分，以为都是“博大精深”了！ 真不知国人往后还会玩出些什么新奇花招来，无论中国古代如何美好，也无论中医大师们如何能如何行，历史是再也无法逆转重新返回过去了的。因为“秦砖汉瓦”时代的生产力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也是人们观察、认识和研究该时代社会历史状况以及历史事件和人物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与常识。 毛泽东；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近年来，“中医”之存废已成常态热门话题，甚至出现了“美国承认策划了消灭中医的阴谋”这般匪夷所思的谣言。其实，无须美国“策划”，揆诸历史，民国历届政府，已无一承认“中医”。最早提出“废除中医”且产生一定影响者，当属晚清国学泰斗俞樾。俞氏于1879年撰成《废医论》一文，明确建议废除中医；晚年又增补一篇《医药说》，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俞氏生活的时代，西医在中国影响力极微，俞氏本人对西医也无多少了解。其提出“废除中医”，并非以西医为参照，而是基于其个人对中医赖以依存的“理论经典”如《黄帝内经》等著作的深入考据。譬如：在俞氏看来，中医所谓的脉象与脏腑的关系，各种“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并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天下中医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实在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但俞氏不否认某些中医药方对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评中医“医道”乃虚幻之物的同时，也保守地认为“药不可尽废”。 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陆渊雷，均曾深入研究中医的各种“经典理论著作”。二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口号，但其对中医的基本态度，与俞樾其实完全一致。譬如：章太炎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根本就是扯淡，《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没半毛钱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在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完全都是谬论，其书乃是垃圾。故而，章氏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医，千万不要去学什么中医的医理医道，那都是骗人的，只可去学中医的药方，而且对这些药方的有效性，还需重新进行验证。陆渊雷是民国年间提倡“中医科学化”的领军人物，与中医界关系相当密切，曾与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激烈论战，但即便是他，也同样认为，中医的所谓“理论基础”，完全是“凭空结撰”而来，只有药方，因有数千年不断试错的经验在其中，尚值得学习总结。 康熙皇帝画像。1693年，康熙罹患疟疾，宫内御医束手无策，后赖耶稣会传教士使用西药金鸡纳霜，方才好转。其实在晚清民国，并不止俞樾、章太炎等国学泰斗对中医的理论基础持否定态度。事实上，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许多知名学者都曾努力钻研过中医的“经典理论著作”，试图找出其中的合理之处，以建立一种科学的学术体系，但结果无不铩羽而归。如严复认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乃是自我臆造，并无临床实证为依据。梁启超则认为，中医建构在荒唐的阴阳五行学说上，“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态度最激烈者，当莫过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抨击，在陈看来，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又“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动辄拿“古方”说事，“其术殆与矢人同科”——“矢人”，即造杀人之弓箭的工匠。在陈独秀看来，所谓中医，与杀手乃是同义词。此外，一心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民族自信心、寻求救国之道的梁漱溟，同样对中医表达了激烈的难以认同： “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概而言之，除了中医界，批判中医、废除中医，实乃民国知识界的共识。 终民国之世，无论中医业界如何抗议，如何运动，中医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无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说，否定中医、废除中医，乃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1、北洋政府治国16年，一直坚持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 中、西医之争，自晚清始，至民国已在政、学两界基本形成共识。1912年7月，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制定新的《壬子癸丑学制》，首次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11月， 当局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其中医学、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中医、中药不在其中。 此种设置，曾一度引发当时中医业界的恐慌与抗议，并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增设中医课程。当局不但无视此种抗议，更于1913年由教育总长汪大燮出面，否决了中医界申请注册“北京中医学会”的要求，汪大燮并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事情最后闹到国务院，国务院的回复比汪大燮柔缓，虽声称未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同样明确表示，正规教育系统所定课程，须“先其所急，（对中医）致难兼采”，换句话说，中医界自己愿意怎么玩都可以，但当局绝不会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基于当局的此种态度，1915年，曾有中医界人士自行创办中医学校，要求当局立案注册。北洋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将此类学校视作卫生机构，划归内务部管辖，教育部则仍持拒绝接纳之立场。此后数年，中医界自行创办了不少中医学校，但没有一所中医学校，得到过教育部的承认。中医界曾在1925年发起过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教育部的回复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概而言之，北洋政府时代，虽处乱世，教育总长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但当日的教育界人士，坚定反对中医的立场，却始终未变。历届政府，对教育部的这种立场，也一直是支持的态度。 民国史学大家陈寅恪。陈先生对中医之无科学性深恶痛绝，曾谓：“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2、国民政府直到1949年，始终顶着压力，未让中医进入正规教育系统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民国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是北洋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却始终如出一辙。此前偏安时，已出台过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及禁止中医进入大学法令。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中央卫生会议又一度作出“废除中医”的决定——事件的起因，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发现偌大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提出批评；政府及国人也深受刺激，决定成立“全国卫生委员会”。要成立该机构，首先就需要解决“谁有资格算医生”这个问题。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这个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时间为限，来逐步废除中医。 中央卫生会议“废除中医”的决定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大恐慌，随之掀起大争论、大抗议。虽然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解释称“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然而另一方面，不久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并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须改称医室。1931年，在冯玉祥等落魄政客的投机性支持下，南京曾一度设立过“中央国医馆”，但始终未获教育部及卫生部的明确支持，与“中央国术馆”（也是冯玉祥投机性支持设立，收拢了一批民间武术界人士，曾上演过一场少林大战武当的闹剧）一并迅速衰微。 民国反对中医之领军人物余云岫(1879-1954)；余氏批驳中医之名作《灵素商兑》目录。因余氏深通中医“理论经典”，故该书对中医医理、医道的批评入木三分，以至于中医界只得破口大骂余氏做了“洋人的孙子”。 1933年，中医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被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氏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后虽在冯玉祥等失意政客的投机运作下，于1936年终于颁布了《中医条例》，但其中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鉴于教育部自北洋时代以来，始终坚持将中医拒之门外，实际上意味着按这一《中医条例》，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都不可能获得中医就业资格。当局在条例上玩弄这种花招，正可说明其废除中医的坚定决心。 此后抗战爆发，当局虽出于战争救护需要，对中医界多有言辞褒奖，但在实际措施上，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不许中医设学校、办医院、登广告之外，并成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此种审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1943年，中医界曾一度取得“短暂的胜利”，终于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成一部《医师法》，但该法到1946年，又被卫生署否定，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同年，教育部还取缔了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等三家机构，理由是这三家中医学校未经教育部批准，系“擅自设立”。中医界再度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医有办学的权利，但遭到冷遇，无功而返。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 3、需要注意的是：民国政客对中医往往持两面派立场，公开表态认同，内心实则未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代，中国已步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国民党政客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多持两面派立场，其言论往往不足以说明政府对中医的真实态度。远者，如孙中山虽多次公开发表尊重中医的言论，但也曾屡次明言，“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病重之际，反对中医的胡适来劝他对中医“不妨一试”时，孙的回答则是：“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后世中医多以孙中山临终前夕曾看过中医为根据，称孙支持中医，但这其实不过是孙被西医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无可救药之后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罢了，并不代表孙对中医的真实看法。 冯玉祥。冯政治失意后，屡在“传统文化”上做文章。冯虽对外推崇中医，但其本人屡受中医戕害，如1905年腹部生疮为中医所误，后转至北京教会医院，方才治愈。 近者，如汪精卫，因同意孙中山临终时“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中医，曾招致学者汤尔和的抨击。为廓清责任，汪氏公开刊文反驳汤尔和，骂他“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但汪精卫内心里对中医其实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汪氏公开讲：“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便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最典型者，莫过于蒋介石。1929年“废止中医风波”中，蒋氏曾对前来请愿的全国中医代表们明确表态支持中医，但这种表态并不代表蒋对中医的真实看法，更多的代表了蒋的现实权谋——据林森讲，此次中医界到南京请愿，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为此，“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叶楚伧也讲：“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蒋既不能单纯从学术层面考虑中医的存废；中医请愿代表又别具心思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并祭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招牌，高呼中医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等口号，将学术问题扯入政治领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也就只剩下支持中医这一种选择了。但有意思的是，蒋对中医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虽时常发表支持中医的公开言论，但直到1949年败退大陆，中医也没能如愿以偿进入国民政府的正规教育系统。事实上，蒋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乃全部由西医组成。 毛泽东在1949年说过：“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但到1954年7月9日，刘少奇转而指出：“歧视、排斥中医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自此，中医的存废已与学术无涉，完全成了政治问题。迄于今日，关于中医的种种争论，实不过是政治铁幕消失后，民国往事的翻版重演。 现在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健康体检，比如就业升学等等。这样庞大艰巨的任务都是由现代医学承担着。中医是没有能力担负起这样工作的。依靠中医望闻问切不可能交出健康与否的准确报告的。健康体检 中医不行，工伤劳动力鉴定，中医不行，病休诊断书，中医不行，伤病保险赔付，中医不行，法律凭据，中医不行！另外，公务员体检、新兵入伍体检拿一个中医“望闻问切”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好使的，中医院挍入学的学生体检也不是用“望闻问切”的。 中医的理论是《阴阳五行》，一种人类早期的朴素唯物论。一种哲学用来给人类治病，此乃滑天下之大稽。人类某些疾病的自愈性使中医蒙混两千年。中医从理论到用药都在欺骗。故鲁迅感言：中医是有意和无意的骗子。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博大精深等等！因此许多人高声呼吁振兴传统文化，让中医重新复兴！不过，中医并不等同于传统文化，中医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传统是不是该振兴，也得看看这部分传统是精华还是糟粕！ 毫无疑问，尊老爱幼、热爱国家这是精华；而裹小脚、官职世袭则是糟粕。 最可恶的是中医理论荒唐愚蠢却到处传播，让科学难以在这个民族生根，一个人一个民族不能客观理性对待自己的身体，不是琢磨细胞组织器官、不去了解皮肤肌肉骨骼等而是阴阳五行八卦胡扯八道，如何能建立科学意识？如何能建立理性思维？－－－中医毒害国人身体，更可恶的是毒害国人精神，现实来说中医药是罪恶的，是民族毒害，废医验药是当务之急！另外，明治维新和中医的事情，你可以查看有关史料，鲁迅曾经说过：所谓民治维新，其一半精力都在废除中医……。 让我们来看看中医到底怎样！中医中有一种药叫做人中黄，这是一种什么药材呢？通俗地说，就是用粪便沤过的甘草。而在没有引入现代医学前，其它很多污秽之物都象人中黄一样可以入药，不仅有人中黄还有人中白（尿液形成的污垢）、童子尿、耳屎、女人的月经、上吊绳子烧成的灰、锅底灰等等。这可不是哪个庸医瞎说的，这可是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的。 李时珍是什么人物，一代医圣啊！医圣尚且如此，一般的医生可想而知了。直到现在，许多中医还信誓旦旦地宣称喝童子尿可以治跌打！令人感到既恶心而又愚昧！ 所以，当我们想到鲁迅谈到为了治他父亲的病，蟋蟀要成对的，何首乌要千年的等等，那么鲁迅先生说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这就很容易被我们理解了。至于中医中极为珍视的虎骨、犀牛角、人参等，在现代医学的检验下，远没有中医认为得那么神奇！ 所以我们庆幸有现代医学的引入。否则，人中黄童子尿这些愚昧的用药还将蒙昧着中国人。中医没有实验室的检测手段、没有严谨的逻辑，单凭自身的发展，根本摆脱不了这种蒙昧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现代医学昌明的今天，当一个捋着山羊胡子的老中医对求诊的我们说去采点人中白时，我们估计十有八九会照办！ 上面的那些用药如果看作中医的糟粕，还可以纠正，那么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就不是那么容易纠正了。中医经典中说：心主神明，肝主思虑，胆主决断。意思就是说思考的器官是不是脑，而是分布在心、肝、胆上。尤其，把评价一个人是否决断果敢的依据放在了“胆”上。如此说来，做胆囊切除手术的人一定会优柔寡断、胆小如鼠了！ 这玩笑开大了，连思考的器官都搞错了，这可是原则性的根本错误。那么，一套理论体系的根基支柱都是靠不住的，这一整套理论的荒谬也就也就可想而知了。 用一套荒谬的阴阳五行理论来生拉硬套人体，无论你怎么用整体、辨症、天人合一等等摄人夺目的词语都是掩饰不住中医的硬伤的。 许多中医辩解说，“我们的心跟你们说的心不是一回事，我们说的心就包括脑了”。对这种低级的辩解，我们且不理会，我们再来看疗效！ 从疗效上来说，中医研究不出疫苗，所以不能预防传染病；不会开刀动手术，所以一个中医得了阑尾炎他也得乖乖躺在病床上接受手术。 传染病与需要开刀动手术的疾病，这是对人类的生命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的两大类疾病，可中医对这两大类疾病却无计可施。很显然作为一种医学体系，这是一种致命的缺陷！也难怪人家中医说了，“我们的心不是你们说的心，我们说的肝不是你们说的肝，我们说的胃不是你们说的胃……...”，你要让中医动手术，那还不是草菅人命！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基因领域的现代医学发展迅速。而中医呢，几千年来没什么改变，随便拎出一个中医来，他绝对不敢捋着山羊胡子说他超过李时珍了！ 在美欧日韩这些发达国家，无论中医韩医印度医阿拉伯医苗医藏医还有蒙古大夫，这些传统医学都被允许存在，但是只被允许在保健领域活动。在一线的医疗卫生领域，传统医学如果参与到其中，则是违法行为。在国内，经常有中医在穴位上注射药液。这在发达国家，如果哪个针灸师敢这么干，必定被吊销执照。相对于现代医学，中医是一套落后的文化体系，我们不必再向别人吹嘘所谓的整体思维、天人合一了。 韩医和日医是来自中国，但他们早就废除了，日韩两国现在都使用西医，并且因此受益匪浅！明治维新被公认是日本走向富强的开始，明治维新第一要务就是废除中医，使用西医。现在全世界范围内谁要使用中医治病就面临谴责，典型事例是姚明骨折后仅使用中医做辅助治疗都受到美国人一致反对。 目前中医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过街老鼠，属于人人喊打的对象，有人吹嘘中医在全球被重视纯粹是谎言，大家不要上当。医药事关人命，不行的就要淘汰，切不可因是祖宗传下来的就作为“中华宝贵财富”盲目追捧，裹脚布和大辫子在中国也流传多年，怎么不保留？汽车飞机火车自行车都是西方来的，热衷保留中国传统的中医们出诊是坐车还是保留传统骑毛驴呢？中国人过自己独有的端午节和中秋节，这些文化风俗传统全体国民在弘扬。但我们看医生是为了治病，结果中医来了却以弘扬民族传统为借口使用无效中医而不顾病人需要有效救治，实在该废！ 我们找医生是为了治疗病痛，西医效果好我们自然就使用，倘若中医行医的目的是弘扬民族传统而不是有效治病救人，我们自然不能选择。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外国的月亮和中国的是同一个，所以不存在谁更圆的问题。倘若有人说什么外国的月亮和中国的月亮，那他是居心不良挑拨是非，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当而去眷顾荒唐无能的中医。 孙中山；中医靠着经验也能把病医好，西医根据科学，有时也会医不好。但西医之于科学，如船之于罗盘。中医根据经验如船之不用罗盘。用罗盘的，有时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有时也会到岸，但他还是相信罗盘。 孙中山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时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中医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鲁迅：“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鲁迅1922年和1926年写的《呐喊自序》、《父亲的病》中对中医进行严厉的批评批评，用辛辣的笔墨嘲讽了中医存在的弊病：故作神秘和玄虚、拼命捞钱、草菅人命的恶劣职业道德。并发誓‘决不看中医’。 梁启超：被割错肾还为西医叫好，1926年，梁启超因患尿血病，到北京一家著名西医院治疗。医生诊断说是肾脏的毛病，需要作肾切除。本来，梁启超的一位朋友认为不必割肾，劝他服用中药，但梁启超坚信西医。结果，在右肾被切除之后，他的病情仍无好转。医生于是又诊断说，病因在牙。在拔掉七颗牙齿之后，病情依旧。梁启超三年后死此病。即使在他明知自己被误珍误医之后，他怕因此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声誉，带病撰文，要国人不要因为个别事故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郭沫若：“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郭沫若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他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并希望盼望一切不甘居混沌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并断定：“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还绝对化地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李敖：“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李敖一直是反对中医的，早在1961年他就曾经发表废除中医的文章《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他认为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 何祚庥：支持取缔中医，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缺少的人才选择中医。 严复：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陈独秀：“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 梁漱溟：“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 方舟子：“中医是伪科学” “中医的‘系统’，是一个未经实证也难以否证的系统，要接受它必须依靠信仰。因为这一套系统非常模棱两可，怎么说都说得通，所以同一个病人，让三个名中医来看可能就有三种说法。现代医学依靠的是客观的医疗手段，而中医看重的是主观的医术，而这种对个体的强调，正是宗教、哲学的一个特征。” 罗永浩：“中医骨子里是伪科学” “中医骨子里是巫医继承下来的，从来没有科学，全是靠混人试来试去试到今天，瞎猫碰耗子也能治几种病吧。有没有副作用，不知道。中药从来不写副作用，是不是没有副作用啊？？当然不是，它就是伪科学嘛，没有药检。” 我认为：中医看病不但不科学，还浪费了大量中药材，应当站在科学和人民健康角度上分析中医中药。 北京市民吴女士以为自己月经不调，前往同仁堂大栅栏店问诊。服药近一个月后，她得知自己怀孕，但因药方里有孕妇忌用药，她选择堕胎。家属质疑同仁堂未诊断出吴女士怀孕脉象，也未及时提醒其进行早早孕检查，导致孕妇堕胎。当事医生称，吴女士情况特殊，同仁堂基本无责任。市中医管理局称，家属若不满可申诉。 凭旧检测结果开新药方. 吴女士说，10月25日，她因自己一个多月未来月经，前往同仁堂大栅栏店，花200元挂了中医专家号。当事许大夫让她先去医院检测一下是否已怀孕。吴女士在医院做B超的结果显示其没有怀孕迹象，她便回到同仁堂，按许大夫所开的月经不调处方服药。一周后，吴女士复诊，其处方单上写有“查早早孕”，“她没有口头告诉我要检查，我就没查”。 11月8日，吴女士第三次前往同仁堂看病时，向许大夫出示了10月25日的未怀孕B超单，大夫认可该结果并再次开出调理月经的中药，但彼时距B超检测已过去14天。 再一周后，吴女士对许大夫称自己反胃现象较重，和自己怀头胎的情况类似，对方让她再去查早早孕。 当天下午，吴女士做B超后得知自己已怀孕，“医生说可能一个多月了”。许大夫开出的药方中有孕妇忌用药，吴女士还服用过感冒药，她选择堕胎，“如果8号那天她让我拿最新的B超结果再诊断，没准就能避免这一切了”。 大夫称患者属特殊情况 昨天中午，当事许大夫接受采访时称，吴女士脉搏为“滑脉”，但不能仅以此判断其是否怀孕。查看吴女士10月25日的B超结果，“应该是快来月经了，我当时认为她没怀孕，就没再让她检查”。 “患者一直强调有避孕措施。”许大夫称吴女士情况特殊，同仁堂没有责任。 同仁堂大栅栏店服务办公室杨主任表示，孕妇长期服用治疗月经不调药物是否影响胎儿不好鉴定，建议孕妇堕胎是因其服用过抗生素，“中医诊断不完全精确，需要现代医学检测手段辅助，此事件中同仁堂并无太多责任”。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称可申诉 市中医管理局医政处李姓工作人员称，中医很难确定是否怀孕，需通过B超等西医方式确诊。吴女士可向同仁堂所在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诉，不满意再向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诉，最终可走司法程序。目前，国家没有针对中医的监管法则，“虽然有行业内部建议性的意见，但很不完善，需要国家完善中医相关法律”。 从以上面的新闻中可以看出2个问题；中医无术与病人无德 1．中医无术；连名杨中外的同仁堂之大夫和权威部门的中医管理局之官员都承认中医诊断不精确的。我认为；中医诊脉确实不科学，中医不但很难确定是否怀孕，对其它好多病都是很难确定的。比如中医诊脉能诊出血压多高或血糖多高和能诊出乙肝是大三阳或小三阳及乙肝病毒多少吗？ 2．病人无德；当事许大夫为吴女士诊脉为“滑脉”，不自信地让吴女士去医院用仪器检查确诊是否怀孕。又查看了吴女士10月25日的B超结果，还让吴女士去查早早孕。从中看这位许大夫是没有任何过错的，而吴女士却要指责许大夫。 从这起事件中也可以看到现在做医生真难，患者一直强调有避孕措施，并14天前做了B超，若再让病人做1次B超, 我看患者肯定就会有意见了。从这起事件中也可以看出我院让病人先检查后治疗是对的，我院实行治好病一年后不复发了再收费，为了避免医疗纠纷和对症治疗，规定病人先检查后治疗，好多人质疑我院是为了骗病人的检查费。我院为了避嫌，有检查仪器还是让病人去其它大医院检查，病人还是很不理解，希望大家看了这条新闻后能理我们医院。 另外；我认为中医药最起码去医存药，中医看病是不科学的，但中药是可以用的，现代的科学技术已把各种中药的成份和功效都研究出来的，只要诊断准确，对症用药就行了。但不要像那些老中医，无针对性不科学地胡乱开药，一个处方开好几十种中草药，不但浪费大量药材又浪费病人钱财，甚至病人损害肝肾。特别是中草药，应该加工成中成药，不能用汤剂，浪费极大，比如同一种药，煎服得用几十克，若打成粉一二克就够。小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从废除中医开始，学习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的。 依法治病 权威统计显示，从1991年到2013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的年均增长率为17.49%，如果现有的政策环境不变，预计2015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的年度增长率为14.33%至18.24%。当人均医疗费用不断保持高速增长，且根本停不下来，谁来买单？持续下去，必然掏空医保基金。 前不久，人社部医保部门一位官员在“互联网医疗新纪元”论坛上透露，医保基金支出不断增高有三方面主要原因：人口老龄化加快、医保覆盖人群增多和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其中，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对医保基金的影响最大。为何上涨过快？除了药品费用、检查费用和耗材费用快速增长，过度医疗才是最重要原因。 医保患者能报销，医生多开药自己能拿提成，双方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其中，某些惟利是图的意愿和医生难辞其咎。在国家的强势打压下，他们不敢以药养医，便选择以检查养医，本来做CT的做核磁共振。 大量医保资金以“检查费”的名义被医院“吞掉”（实行治好病再收费的北京中美联合医院要除外，因为他们要防止无病骗药和医疗纠纷）。有的院长甚至变成了嗜利商人，院长们只要坐在一起，就谈自己的业务收入、床位数、病人数，未来要达到的床位数、业务收入。为此不惜剑走偏锋，大搞歪门邪道，打患者主意，打医保基金的主意。 当然，对于过度医疗现象也应分两方面看，一方面国家不是没有应对之策，也不是没有预计，一开始就有官员提醒，因为医疗费用的源头是在医院，所以要对医院的医疗行为、用药行为进行规范，使一些不合理的诊疗行为和用药行为受到严格的控制。 但是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难免存有漏洞，无法做到绝对避免被钻空子。另一方面也说明遏制过度医疗，现有的制度设计需要改进，固然须拿不守规矩的医院开刀，但是如何出台更有效的措施，迫在眉睫。 医保制度设计如何完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遏制小病大治、轻病住院、过度检查等等。比如医保在制度设计上应该考虑到，医保卡用得少的，报销比例应高一点，用得多的人，报销比例应该低一些，对于多年不使用医保卡的人，可以奖励做全面体检，从而约束滥用医保基金的现象。 目前一些地方尝试引入大数据监管制。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起“智能化”的长效管理机制。 先是将参保人信息整合在每人一张社保卡上，医保医师也“一人一码”，生什么病，用什么药，大概需要多少费用都在监管平台上有规定。如果病人是感冒却要医生开降压药，医生一旦默许，医保监管平台就会跳出警示语——违规操作。有的地方在医保支付方式上进行改革，有的地方设立额度限制，推行按病种分组付费模式；还有的地方按人头按病种付费。此外，一些地方把提高医疗质量、减轻患者就诊负担与各科室的考核挂钩，对不合理用药和不符合诊疗规范的医务行为进行警告。 防治固然重要，惩治同样重要。过度医疗涉嫌构成医保领域欺诈骗保行为，对此不可掉以轻心，司法机关有必要介入。同时，如果利用参保人员医保卡贩卖药品牟利，出借或冒用参保人员医保卡骗取医保基金，伪造证明材料骗取医保待遇，利用虚假发票骗取医保待遇，利用职务之便侵蚀医保基金等行为，应追究灰色利益链条上的所有环节，不可放过一个。通过依法严惩，震慑牟利之徒。 今年5月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理顺医疗服务价格。过度医疗与医改方向背道而驰，甚至弱化了医改的公平效果。为此，必须对过度医疗彻底动手术、下猛药，为防止过度医疗换马甲继续作恶，还应该不断提高应对之策。有人建议，为化解医院“不得不”依赖过度医疗，当加大医疗投入，这应引起有识之士的热议，使之成为公共议题。 现在没有任何一位卫生主管系统的部门及政府领导，喜欢挣不到钱的公立医院院长。没有任何一位公立医院院长，喜欢挣钱少的医生。这个局面是最好的衡量公立医院改革的公民指标。中国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应当依法治病，国内对几乎每一种疾病都有诊治指南，而每一种疾病多数又有可以数字化的分级、分期标准，可以借此大数据对每一家医院的诊疗进行规范。 过度医疗不仅夺人钱财，而且对某些疾病是甚至会夺人性命。比如癌症，本来不做手术可以预后良好，但为了创收而采取开刀手术，致使癌细胞扩散这类不应出现的问题发生。过度医疗是在把医院推向市场，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刺激了过度医疗的发生。三十多年来，医药改革国家没少花钱，但始终跳不出怪圈。医药事业的公益性，是克服过度医疗的必由之路。 应该加强制度建设，科学制定医院考核指标，让医生回归到救死扶伤的本位，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收入要与医院经济效益脱钩，加强对医院收支项目的审计，杜绝不合法收入。同时要加大对各级医院的监督检查，尤其要严查管理人员的家庭收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还老百姓一个干净看病、放心治病的好环境，还医生一个受人尊敬、救死扶伤的好声誉。 中国国际医学药学会主席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