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西方民粹主义泛滥，开始影响主流政治

陈中华：西方民粹主义泛滥，开始影响主流政治

苏联东欧集团瓦解之后，欧美现代民主制度曾经被渲染为“历史的终结”，是人类的最终归宿。曾几何时，西方民粹主义泛滥，开始影响主流政治。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是突出例子。

在德国等国，民粹主义也有长足进展。这不仅限于右翼，英国工党左倾化，及其对脱欧的暧昧态度，以及2016年美国大选时伯尼·桑德斯的号召力，都反映了左翼的民粹主义。在民粹主义冲击下，西方现代社会制度面临很大的危机。

以我的看法，这一危机的重要根源，在于近百年来主导西方各国的“任人唯才”（meritocracy）精英选拔制度。这一现代名词的出现，是60年前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的名著《能人统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有贤能统治、精英管理等不同译名。通俗一点说，便是“凭本事吃饭”。虽然作为工党人士，杨以讽刺含义引进了这个名词，这一“唯才原则”其实代表了欧美贵族社会平民化的历史进步。

直到近代，西方社会仍然维持了贵族绅士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社会鸿沟。近年走红的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是很好的例子。这些上流世家把持了从伊顿、哈罗公学到牛津、剑桥大学的社会上升渠道。再如德国近代名人名字，常常带有“von”（往往译为万或冯）字，这是贵族家庭姓氏的特征。

美国虽然缺乏世袭贵族，可是相当长时期中，东北部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蓝血”世家，把持了上流社会和政治精英阶层。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今天：纽约旧家族上流社交圈，一直把暴发户特朗普家族排除在外，造成特朗普本人的一种不安全自卑感，以及粗鄙的反精英心态。

欧美贵族政治的退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科举考试制度的激发。直到鸦片战争后，英国才在著名的Northcote–Trevelyan调查报告刺激下，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开创了平民进入精英阶层的通道。这一凭成绩而不是家世出身的做法，逐渐得到其他欧洲国家仿效。随着公共教育的普及，“唯才原则”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理念，从政界渗透到商业和企业伦理。

唯才原则是个人能力决定社会地位。而个人能力大部分取决于智力。唯才原则长期实行之下，使得欧美社会出现了高教育精英与低教育群体之间的“智力分化”。欧美的公共教育普及，教育程度高低基本上取决于学生的智力水平。加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型经济”的出现，智力和教育水平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加速了低智力低教育群体的沉沦。《大西洋月刊》年前有篇专题报道，出于智力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把美国社会形容为一场“针对笨人的战争”。

如果像桑德斯所主张的那样，设法通过普及高等教育来改善低教育群体的地位。那么根据主持美国SAT（美国高考）的高校董事会调查，至多只有三分之一美国高中生具有以成绩“良”完成大学学业的能力。对于智商不超过90的8000多万美国人而言，这更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更糟糕的是教育竞争的强化，加剧教育水平与金钱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从婴幼时代的早期教育，到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无不与父母财富收入密切相关。再加上教育水平与婚姻稳定和健康习惯等社会行为高度相关，以及无可争议的智力遗传因素，使得欧美社会的智力分化不仅日益明显，而且成为代际传承现象。

我的观察便是西方民粹主义的高涨，很大程度代表了“笨人阶级”造反，是他们对知识精英控制上层社会，并以此世代占据优势地位的反抗。除了特朗普总统的低教育草根，另一个有力证据，便是《经济学人》周刊新近纪念“唯才原则”正式亮相60周年，指出英国75%的低教育人口支持脱欧，而同样比率的大学毕业生支持留在欧洲。

对比中国名牌大学校园里农村和寒门子弟比率不断下降，以及其他社会上升渠道阻塞所引起的社会分化，最后通过何种方式宣泄，恐怕更令人担心。

中国迎来戊戌狗年，农历春节已经成为全球化节日。超过650万的中国人奔向全球各地，旅游购物，从伦敦到纽约，从东京到巴西。更不必说，华人聚居较多的东南亚地区。

这个戊戌年，普天同庆春节。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崛起的梦想，也更吸引全球艳羡、惊讶甚至有些嫉妒和不安的目光。而在120年前的戊戌年，康梁发起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变法”却功败垂成。当时，他们希望这场维新，实现君主立宪制度。

败因所及，有说是袁世凯告密的，有说是帝后矛盾所致的，有说康梁书生误国的。其实，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朝廷到李左张等汉族大员，已经尝试用西学之技救国多年，但并未触及老旧的皇权体制，而且民智未开。统治阶层的利益固化和精英分子的调和，决定了当时的中国无法实现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富国强兵目的。

康梁的失败，光绪皇帝的壮志未酬自然难逃悲剧命运。戊戌六君子尤其是谭嗣同的慷慨就义，为120年前的“戊戌变法”留下了令人唏嘘的历史教本。

历史翻过了一页，120周年两个甲子，中国探索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一直未有停歇，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抵抗外敌入侵，国共两党内战，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自我转变——这一过程经过艰难险阻的弯路。

从宏观的大历史看，中国迎来了新的盛世。一方面，纵向对比，中国历史有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历朝历代经历乱世到治世，基本是百年左右。从新朝所立到盛世，基本是70年左右。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盛世的关节点。另一方面，横向观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强国。尤其是经过危机周期后，中国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新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经济的最大贡献者。

传统秩序的代表者美国开始变得内向，从全球领导者开始侧重“美国优先”。不仅西方世界不能适应，全球还处在美国退场后的焦虑感。

从美国到欧洲，对中国威胁从经济实力的不安开始转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担忧。他们担忧中国彻底代替战后美国所树立的全球政治秩序，更害怕西方主导全球五个多世纪秩序权的旁落。从去年开始，美欧等西方世界不仅加大了对中国资本进入的限制，而且对西方跨国企业在华的经营相当敏感——特别是对在华跨国企业设立中共的党机构充满惊忧。

此外，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老欧洲国家，也批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发展紧密的经贸关系，认为中国是在分化欧洲。美国对华更是直言不讳，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近期出访拉丁美洲前，指责中国是“新帝国主义列强”和“掠夺者”，警告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此举被解读为美国对中国“侵入”美国后院的不安。上一次则是对欧洲列强，当时的美国总统门罗提出了不允许欧洲列强染指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崩溃论再到中国模式威胁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变化，也是中国实力逐渐增强或者说逐步崛起的过程。为了避免西方的误读，中国避免讲“崛起”而强调“和平发展”。尽管如此，西方世界依然对中国战略实力增强，赋以具有侵略性和贬义色彩的“锐实力”。

如果康梁生在今天，他们不知作何感想。时代不可假设，但中国式天干地支纪年法却在循环往复。今年的戊戌年，显然不是120年前的戊戌年所能比，但有二点值得关切。

首先，中国文明文化千古一系，汉字文化圈的影响力遍及东（南）亚，强盛起来的中国如何像古代那样让周边国家心向往之。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不合时宜，如何打造和周边国家的新型信任关系，值得中国深思。在经济向心力、文化感召力和地缘政治关系上，中国在区域内显然还不能和美国甚至日本相比。这就要求，在中国硬实力越来越强的现实下，戊戌年的中国上下应该在提升软实力上再下功夫。

其次，中国盛世历史上多次呈现，但总是“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如何摆脱这一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当年面对黄炎培的提问时，给出的答案是“民主”。中国实施怎样的民主，也有答案，那就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民民主”。这一民主模式，如何超越西方式民主，依然需要中国砥砺实践。

中国“两会”已经召开。今年“两会”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审议党政群机构改革。但在我看来，需要改革的不仅是党政群机构，作为构成中国政治基本制度的人大和政协本身，亦需改革，以摆脱其长期以来的“花瓶”角色。

在中国的制度设计和政治结构中，人大是国家权力机构和立法者，具有立法、选举、任免官员以及其他涉及国本的重大权力。在当下保守的政治环境下，如果说推动人大改革会遇到诸多障碍，相对而言，政协改革的余地更大一些。最近几年来，执政党鼓吹要发展“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而“协商民主”的一个最重要平台，就是政协。换言之，政协承担着在中国发展和推进协商民主的重任，有一定的改革空间。

眼下可以操作的，对整个保守体制震动较少，同时又确实能够起到一定作用，激发政协活力的一个办法，是为政协引入一批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特别是将社会的活跃分子、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延揽进来，让他们充当激活政协功能的“鲶鱼”。也就是说，政协应该面向异议人士开放。

先说明一下，我讲的异议人士不是指国家政权的反对者，而仅仅指好发与官方不同声音的人，它包括与官方政治见解不同，但不把自身定位于反对者的人士。从这个角度看，异议者既存在体制内，也存在体制外。事实上，执政党也早已宣布中国不存在“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因此，异议人士和当局至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差别只是在具体利益和诉求的不同而已。

一些人会发出疑虑，在当局打压异议人士和不同政见的情况下，愿意向他们打开政协大门吗？这不过是作者对执政党的又一个幼稚幻想罢了。我承认有很大困难，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此中关键，是要让执政党明白，这是代价最少的政治转型路径，并不构成对它的威胁；相反，是符合其利益的，如果它终究不得不改革的话。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待：

首先，政协向异议人士开放，合乎其职能和执政党将政协作为统战组织的定位与目的。政协具有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三大职能，但要发挥好这三大职能，前提是要有一批高政治素质、愿意参与的人加入到政协队伍中来。而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由于他们的“天然”职责就是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因而既有政治责任，亦有政治能力做好政协的工作。

从执政党的角度看，政协是其统战组织。所谓“统战”，是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来支持——至少不反对——执政党的事业。故但凡有可能，要把社会的一切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统一、团结在执政党的“旗帜”下，不进行博弈，才符合它的统战机构性质；而不是赞成我的，才让他进入政协，否则就排斥。

其次，政协向异议人士开放，也是执政党发展协商民主的需要。诚如前述，执政党要把协商民主发展成区别于西式民主的形式，使协商民主“好”于西方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就必须是“真”协商而非“假”协商，做个协商的样子。要“真”协商，政协里头就需要有代表不同立场和利益的群体，就需要有异议。大家一团和气，也就没有必要协商，执政党自己决定就是。既为“协商”，自然意味着立场和利益的不同，甚至相反。

现有的政协构成中，当然有不同利益的群体，但他们不敢公开地、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弱势群体和代表社会公义的群体缺乏。引入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能够部分弥补缺憾。这些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利益坐下来交流、沟通、谈判，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协商的过程。经协商而形成的政策才具有坚实基础，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将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纳入，更能体现协商民主的“协商”本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协向异议人士开放，将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建立一个良好的对话平台，有利于推进政治改革，降低社会的转型成本。

政治改革和政治转型是一个过程，特别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而言，这个过程不会短。所以，在初始阶段，如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既让统治者放心，又能起到效果，对政改的深入推进乃至最终成功，就很重要。中国改革40年，政治改革之所以进展不大，与此有莫大关系。如果一开始就要分统治者的权，搞竞选，统治者当然不会答应。

在政协的平台上沟通、对话、谈判，让执政党认为能够掌控整个过程，它对政改就会少点戒心。社会的政治对话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社会的反对派在体制外发动抗争，让统治者感到压力而对话；二是统治者主动在体制内搭建平台，将社会不同力量容纳进来，共同在这个平台上来表达意见。显然，相对前者，后者的转型成本要低一些，对社会的震荡要少一些。

在中国当下的约束条件下，政协是一个较好的对话平台和形式，没有理由不很好地利用它。但前提是，这个平台必须能够容纳和代表不同立场和利益，并进行博弈。以此观之，目前政协的组成结构是不利其平台功能发挥的。虽然法律上规定了政协应该包容不同行业和群体、阶层，但实际上，两个群体一直以来在政协占主导，即官员和商人，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影视体育明星和文化名人，这基本上就是中国各级政协机构的构成。在这个结构下，虽然每年开“两会”，也能见到个别或少数委员敢言、“放炮”，但绝大多数是应声虫，既提不出有质量的提案，更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行使否决权。

对于异议者来说，既然在体制内被剥夺了争利益的权利，就只能在体制外，通过其他方式去争取。但这无疑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转型成本，理应避免。所以，必须改造体制内平台的组成，尽可能让它容纳不同的声音和利益，包括异议人士的声音，这总比拒他们于门外，对统治者和社会产生的危害要少。

体制内的对话平台还有一个好处，即让大家都学会遵守规则，倾听和对话，这是建立民主的一个要件。即使统治者一时不采纳，也至少了解异议人士所代表的阶层的想法和诉求，从而在施政时加以注意。

政治改革和转型的确需要小心又小心，但不能小心谨慎到无所作为。考虑到当下环境，若人大不放开，尚可理解，政协应该而且必须向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等开放，打造一个容纳异议者的平台，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博弈和合作，既可保政治稳定又能使政治具活力，并为将来的全面政治改革准备条件。假如当局连这点“雅量”都没有，社会矛盾就只会越积越重。

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