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张扣扣的审判，关乎党国存亡

陈中华；张扣扣的审判，关乎党国存亡

汉中市南郑县委宣传部发布 “2.15”杀人案情况通报。2018年2月15日12时20分许，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王坪村14组（原三门村2组）发生一起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男，35岁）持刀将邻居王自新（男，71岁）及其长子王校军（47岁）当场杀死，将王自新三子王正军（39岁）刺伤后抢救无效死亡，作案后张某某潜逃。省、市、区公安机关、武警、消防官兵和人民群众连续作战，经过40余小时昼夜追捕，在持续强大的攻势下，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于2月17日7时45分到汉中市公安局南郑分局新集派出所投案自首。据公安部门调查证实：他于2001年至2003年在新疆武警部队服兵役，退役后外出务工，于2017年8月回家。张某某对1996年王正军故意伤害其母致死一事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王家。

 央视2018年3月29日在《法治在线》栏目对张扣扣案进行了专题报道。 记者采访到了张扣扣的父亲和姐姐，特别是张父接受央视采访明确表示，人是王家老二打死的，让不够年龄的老三顶罪。张扣扣的姐姐在节目中追问：王家三个人打她母亲致死，为什么只抓了一个人？张扣扣母亲死亡那年，县法院的一审判决下来，张福如不服，他找人写了“状子”，在1996、1997那两年频繁奔波上访。他还到西安去省政府上访。张福如回忆，他当时的诉求主要有两个，一是要枪毙王正军；二是要经济赔偿25万元。上访几年都无果。“人家儿子是国家干部，”张福如说，“那时我很穷，连一双鞋子都买不起。当时没有照相机，如果把我的那双鞋子照下来，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么多年来，张福如还保存着那几年奔波上访的一些车票。有媒体的记者从村民口里获悉，法院认定的杀人犯王正军获刑七年，确实是服刑三年就出狱了。

通过这次央视的报道，把张扣扣案又摆在人们面前，提起社会关注。经媒体不断更新案情的发展，案件的因果缘由有了大致的脉络，在嫌犯张扣扣幼年，其母亲被死者之一打死，幼年的张扣扣心里便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张扣扣长大后参军入伍，退伍后没有正式工作，至今35岁仍未婚，澎湃新闻透露，张扣扣当年亲眼目睹甚至还直接参与了母亲与人斗殴致死的过程，以及法医解剖母亲尸体的血腥场面，从此性格变得内向。张扣扣2001年去新疆当兵，部队上的领导问他为什么来当兵，他说说当兵可以锻炼身体，为了以后给母亲报仇。当时部队领导给他做了好几天的思想工作。

若以上新闻是真的，我认为：“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司法机关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张扣扣是在杀母凶手得不到法律应当的制裁，其父上访几年都无果之情况下杀了凶手，是符合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机关应当尽快判决张扣扣无罪当庭释放，才能震慑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犯罪分子。当个体无法得到法律公平，自然法则，就是最后的正义。有了张扣扣们，才能使权贵们不敢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也才能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张扣扣的审判，关乎党国存亡，若判张扣扣有罪，肯定不得民心，司法就象一个风向标，它会引导着社会风气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健康的司法是惩恶扬善，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发展；司法结果是惩善扬恶，它将引导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发展。司法没有公平正义是导致社会道德堕落，社会风气恶化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好的法律应该提供的不只是程序正义，它应该既强有力又公平；应该有助于界定公众利益并致力于达到实体正义。

绝不能孤立地看待张扣扣案。如果孤立地看，他连杀三人，当然极其血腥暴力，活该枪毙。血亲复仇也绝对不是暴力杀人的理由。但张母被害案的判决是否伸张了正义，王家的权势是否影响了司法判决，王正军是否顶罪，这才是张扣扣案的原点。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禁止血亲复仇，就是要用法律代替家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所以，法律必须确保自己是公正的。否则，禁止血亲复仇就变得毫无意义。司法若然不彰，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说的“法不治时代”，民众就有理由索回自然法的复仇之权。

鉴于审理原案的南郑县法院判决书有多处疑点，判决书中列举的七名重要证人中，王富军被张福如、张丽波指为真实凶手，而杨桂英被爆料实为王氏兄弟之母，其可信度实在值得质疑。当年原案的疑点既然引起舆论哗然，国家级的司法机关应当启动复查程序，排查是否有司法不彰现象。事关司法正义，事关世道人心，复查必须启动，复查必须严格，绝不能敷衍了事。

如果事实证明，张母被害案的审理完全合乎正义，未满18岁的王正军就是凶手，张姐张丽波、张父张福如的指控毫无根据，那张扣扣就是一个偏执的、被仇恨冲昏脑袋的杀人凶手，当然应该由法律实施最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执行死刑也不为过。但如果复查结果表明，张母被害案的审理是有瑕疵的，没能实践司法正义，殴死张母的并非王正军，而是另有其人，那张扣扣的行为起码应该获得一定的谅解，应该像前清为父报仇的杨献恒一样，被从轻发落，判处死缓或更轻的徒刑甚至可以当庭释放。

既然法律无法保护我，我何不自己来，这就是全世人的心理。张扣扣杀人无非就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大家讨论的法律问题，也不仅仅是以暴制暴的社会问题，还包含人性善恶问题，以及何为正义、如何维护正义的思辨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因为外族入侵而合法杀人，那是为了正义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壮举。而同胞杀人却不能得到惩罚，受害者就不能用同样的暴力拿回正义？扪心自问，如果是我，也许我也会视生死不顾，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拿回属于我的正义。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我看来，这其中“执法必严”是最重要的，因为古人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执法的公平性是最重要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能他偷个自行车，拘留十天，我偷个自行车，就判我五年，这不公平。所以，张扣扣一案的重点就在于：当年对王家人的判罚，是否公平？如果王家人当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按照当时的法律，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量刑，那么这个案子就结了，张扣扣没有复仇的理由，他今天的行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犯行径，他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但是——我要说但是了，如果22年前，也就是1996年的那个秋天，王家人依靠自己的势力摆平了司法，根本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么张扣扣今天的行为，就充满了正义感：他是在替司法说话，他是在完成当年法律没有完成的事情。他隐忍了二十年，以自己的行为告诉了世人，什么叫“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你们杀了我的母亲，那么不管过去多少年，你们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平。如果连这个公平都达不到，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母亲，都可以被随便滥杀。所以，如果当年的判罚不公，那么不仅是王家三人，还有当年参与办案的人，那些徇私枉法的人，他们都该死。

人生在世，有两大仇不可不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就是一条狗，你踩了它，它还要跳起来咬你，何况一个人？如果我们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连狗都不如。张扣扣的行为，充满了绿林气息，他求的是一种江湖武侠式的“公平”，就像郭靖拿着剑对郭芙说：“你伸出右臂来，你斩断人家一臂，我也要斩断你一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种公平，本来是应该由法治来给张扣扣的。

但现实，逼着他走出了这武侠的一步。相信很少人会有这种体验：在十来岁时，亲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而且凶手还得不到法律相应的惩处，这种仇恨，恐怕就算过上十辈子也无法消弭。但张扣扣背负着这样的仇恨，还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线，他不杀一个女人和孩子及无关人员。他说：与你们无关，我只杀他们。只惩罚该死之人。如果当年的司法不公，那么，张扣扣的行为就是公正的司法程序。

张扣扣这次动机很纯粹，就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杀死杀母亲的仇人!中华大地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的母亲，她们不是简单的数字，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千千万万每个家庭，简单说是孕育自己的孩子，说大了就是孕育整个中华民族!如果一个男人连孕育自己乳汁的母亲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捍卫家园，保家卫国?我相信天理！世间自有公道！但是这公道天理迟迟不来！这社会不能没有公道！苍天不能没眼！于是张扣扣就自己来处理这件事，维护天道!如果当年有公道，今天张扣扣就不会替天行道！苍天必须有眼！不然这社会真的就乱套了。犯罪分子就会目无党纪国法更加肆无忌惮欺压百姓，得民心者得天下，党一定要知道任何人伤害人民就是等于伤害党的政权之道理。

司法不公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国的政权，司法公平正义关系到我们党的先进性能否保持、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不公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要小看两个农民因一块屋地、一头耕牛所打的官司，更不要因为这样的官司很小就认为徇私枉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法官头顶上的国徽可不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而是提醒我们肩负关系到国家政权存亡重任的。

国家制定法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民的权益。绝对不是为了欺压掠夺人民。自然正义高于一切。自然正义是个体拥有的最后人权。什么是自然正义？暴力，是人民得不到法律公平，最后的合法权利。作为个体的人，需要法律和政府来保护自己。如果法律虚设，政府立法只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民众就有权采取暴力手段获得公平正义。求助无果。那么，张扣扣自己启动了自然正义正义模式：自己复仇，得到正义。

一个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恶劣过十个杀人犯罪。如果非要斩杀张扣扣，后果十分严重，将会造成无数滥杀无辜的同类案件发生。杀一个，死，何不杀十人，百人？逼张扣扣变杨佳胡文海。司法不公，违法在先。司法失职，不能解决问题在后。张扣扣不过是启动了“自然正义”模式。何罪之有？  当政府法律迟到或缺席时怎么办？人民有冤同级告不了又不得越级上告怎么办？何况，当前还有很多地方政法机关还把上访当作犯罪处理，把上访人抓回去拘留判刑，如果张扣扣不自己处理怎能得到处理？违纪犯法的人怎么能得到法律的惩罚？所以，我还是认为，在当前法治仅是精神的时候，有了张扣扣们，才能使权贵们不敢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放了张扣扣，才能震慑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犯罪分子。放了张扣扣，才能使以后的张扣扣不会报复社会滥杀无辜。放了张扣扣，才能体现司法的公正，放了张扣扣，才能显现执政党的公心，放了张扣扣，才能彰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当法律不能为民众伸张正义的时候，当民众对法律彻底失望之时，民众就会代替法律行使伸张正义！这是统治者要十分明白的一个道理！

司法公正是离不开民意参与的，司法审判更不能违背人之常情，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长期以来，在一些热点公共案件中，总有某些声音指责“舆论绑架司法”、“民意破坏法治”，甚至个别司法人员表示“不亲自看完案卷，就评论判决的是非对错，就是耍流氓”。 强调审判独立是对的，但试图以“专业的借口”堵上悠悠众口，却是对民意的漠视。任何判决都不应刻意逃避民意的议论，无菌室的司法是无法赢得公信的，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和基本的道德诉求、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另外，司法应该有一只善听的耳朵，倾听民意，在法律提供的自由斟酌幅度内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合理民意应该尊重，公正司法才能真正实现。司法领域的民意，具有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性这一首要特征。基于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认识，民意对司法的关注，往往体现在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上，包含着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期望。司法的本质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反映的正是民意的目的，因此，从应然状态而言，民意的目的正是司法所追求的结果，二者应该是统一的。民意的表达是对司法的有力监督，亦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监督是一种约束，它可以制约被监督者滥用权力，保证监督者目的的实现。由于司法实现公平正义的本质与民意的目的一致，这使得民意监督司法成为必需。民意也只有对司法进行监督，才知道司法是否实现了其目的。司法过程是一个适用法律的过程，通过立法表达的民意能否在司法中得到实现，这是广大民众关心的问题。当司法的各项活动置于民意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地公开审判过程，最为详尽地公开裁判理由，最大范围地公布法律文书，使整个司法活动公开化、透明化，司法过程中的不公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司法也必然会朝着体现民意的公平正义道路前行。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