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信访制度不改革，人人都会有危险

陈中华：信访制度不改革，人人都会有危险

澎湃新闻网2018.04.13：近日，山东聊城法院对吴学占等15名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开庭审理。除了大家熟知的吴学占授意手下对苏银霞、于欢母子的非法拘禁、凌辱之外，这个组织的其他累累暴行同样令人发指。2013年，时任冠县东古城镇镇长武德明安排吴学占去截访，之后被于欢杀死的杜志浩等人对女访民王某某实施非法拘禁，脱去其衣服拍裸照、逼其喝尿、用电棍击打女性敏感部位，无所不用其极，毫无人性。但是，此案直到2017年8月于欢案成为舆论焦点之后才得以告破。

所谓截访，意思是通过暴力或者非暴力的行为拦截上访者的上访。截访最恶劣的是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与其伴生的“黑监狱”、非法拘禁问题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令人欣慰的是，司法机关已经开始对非法截访人员亮剑了。不过，实践中非法截访现象大量存在，真正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却是极其少见。倘若不能从源头预防和遏制非法截访行为，司法亮剑的震慑力将极其有限。地方政府都有哪些截访手段？

法律报道：一个基层干部揭秘围追堵截上访人员的背后黑幕

李崖：河南南部某县乡镇干部，1996年入伍，2011年转业至乡镇工作至今，曾任信访办主任，综治办副主任。04年到08年，长期参与当地政府的截访工作。

1、我们跟黑保安、信访局外面的小旅馆都有合作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截访工作的？

李崖：2004年。04年到08年是一个高峰期，每年我坐车去北京十几次，开车去北京也有十几次。那几年的五一长假、十一长假包括农历小年我全是在北京过的。

我一个人连夜不休地开辆大面包车，开一千多公里到北京。如果能搞定的话，就一天不休息当天拉回去。那时我还没有驾照，现在也没有。因为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多块钱，办个驾照要两、三千块，我一直舍不得花那钱。如果搞不定的话，就去雇几个安元鼎黑保安帮我们把那几个人揍一顿，再弄上车。

记者：您怎么与那些黑保安取得联系？

李崖：平常他们同我们，以及信访局周边的小旅馆都有合作。相互之间留有电话。一些黑保安经常在国家信访局外边那些小旅馆里转悠。

比如哈尔滨南岗区有情况，小旅馆发现以后马上与保安公司联系。保安公司很快将信息反馈到南岗区的值班人员那里。值班人员去到现场核实身份，确定是自己那边的人，再将人带走。04年的时候，一个人头的线索费大概要给保安公司一百块钱，现在都到两三百块钱。如果让保安送的话，是按公里收钱的，像哈尔滨送一次恐怕得好几万了。

2、信访局外面大面包车里的警察都是冒充的

记者：你截访的时候给那些黑保安多少钱？

李崖：我截的时候便宜，如果仅仅是帮着把人打一顿，弄到我们车上的话，一个人两三百块钱就行了。如果要他们出车送的话，一个人在两千块钱左右。现在这些活儿都还在做，像国家信访局门前停的一些大面包车里那些穿着类似于警服的人，身份都是冒充的。

记者：截访的其实不是警察？

李崖：就是黑保安。有的是自己买一辆大面包车，找几个退伍军人、地痞流氓干这行当。驻京办人员把人控制好以后，送到小旅馆，小旅馆负责24小时看守。这种事情现在还是很多，根本取缔不了。黑保安、看守上访群众的黑旅馆，国家打击了这么多年，不少反多，他们越来越分散，越来越隐秘，截访技术也越来越高明。

3、被控制的上访人员吃住很差，根本谈不上有人权

记者：上访人员的吃住有人管吗？

李崖：我们管，但吃的很差。就一颗白菜切了放点盐水，几十个人吃，米饭全是几毛钱一斤的旧米。小旅馆里住的话，男女上下铺，都在一块，一个房间十几个人，厕所门都是坏的，根本谈不上人权。

某个县某个乡的驻京办人员把上访者控制了以后，会通知这个县上访者户籍乡负责的过去接人。过去接人的话，就得把驻京办人员控制人所花的费用和小旅馆的费用返还给他们。现在一个小旅馆关押一位上访群众一天的费用大概要两百块钱。这两百块钱中就有驻京办工作人员的五十块钱。

或者是我们在火车站蹲守，发现是我们的人把上访者控制起来再送往小旅馆的，我们不会给小旅馆钱。当地乡镇领导派人来把上访者接走时，一天需支付两百到三百的费用。这个费用当中，小旅馆再一个人给我们五十或者一百，算是回扣。

4、截访四道关：车站蹲点、局门口把守、保安拖延、不给领表

记者：在北京站蹲守的时候，您怎么能够发现他/她是来上访的呢？

李崖：第一是当地会有一些资料。当地的干部也知道哪些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专门花钱安排内线打听他们的动向。比如明天是礼拜一，礼拜天晚上估计会有哪些人到北京去。这时我们就安排人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蹲守。有一些长期的上访户我们都认识，这样的蹲守能截获一部分人。第二是察言观色。因为干得时间长了，什么地方的人，衣着打扮什么样子，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有时候上访群众也有自己的习惯，到长途汽车站以后再怎么往信访局去，都有规律可循的。再者一些看上去比较可疑的，我们跟他们聊天，一说话漏出什么地方的口音，马上能判断出来。这截访的第一道关就是火车站与长途汽车站的查人。

第二道关是国家信访局周边的把守。我们会看衣着打扮，上去碰他一下，记者他住不住小旅馆，吃饭了没有。他只要一开口说话，我们就能判断出他来自什么地方。认识的上访者，算落个人情，不认识的话，得给我买盒烟去。

第三道关是信访局门口的保安。他们会严格盘查进入人员，发现上访的人会在那儿装模作样地看材料，核实他的身份证以拖延时间。在这个间隙，就会有人给我们打电话。保安举报的，我们要给保安一百到两百块钱的举报费。

如果要是进去了，还有第四道关口，就是领表。现在严了就不存在这个记者题。以前管发表的卡着表不给上访者，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进去领人。费用也相应高一些，得几百块钱。最花钱的就是到里面登记了需要我们销号的那种。有时候几千块能搞定，但敏感时期，比如开十八大了，有个信访登上了，得花掉好几万块钱。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些非访事件，比如他带着材料上中南海门口去了，上天安门广场去了，被人家发现了，这个花钱老厉害了。像到天安门广场，被天安门派出所的警察发现了，人家不跟我们说，人家直接与中央联系，然后再通知我们。本以为这个环节应该是不用钱的，但每次一个人头就要花掉一万到两万。

5、内地上访高发乡镇一年维稳费要一百二十万

记者：你们现在一年花在维稳上的费用有多少？

李崖：现在像内地上访高发区的乡镇，一年的维稳费用大概在一百二十万左右。有的县估计花费近一个亿，市里面更厉害。我们现在还少一点，以前高发的时候，一年在一百万左右。县里面一、两个亿。

记者：怎么会花到这么多？

李崖：驻京办原来是买个房子，办个酒店。现在牌子换了，人员还都在。一个酒店有服务员、有餐厅、甚至还有洗澡的、按摩的……有时候领导也要再用用。前段时间网上有一则信息，说一驻京办招按摩小姐。驻京时间长了，这些都是现实的需要。

6、维稳是驻京信访工作小组的重要职责，也是捞钱的重要渠道

记者：你们每次去北京会带多少钱？

李崖：以前五千，现在都要一、两万的。驻京的信访工作小组人员敲诈得很厉害。比如说，他在信访局门口发现的人，他会骗我们说，这个人已经进去领表了，我们为了销这个号花的好几千就进了他的腰包。有时候还会骗我们说，上访者是被警察发现的，那费用就更高了。其实北京的警察，我觉得整体素质还是不错的。他们发现上访的群众以后，会联系当地驻京办人员带走，一般不会要钱。但是各地的驻京办都会说，这个被警察发现了，警察要多少钱……他们现在普遍都这样干。

我和天安门广场的警察接触过，我们有一个上访群众跑到天安门广场，被他们控制了。当时是我和他一块去的，及时到那儿处理了以后，我买了两条烟人家都不要，说基层干部挺不容易的，你们把人带走控制好，别在这边闹事就行了。他们主要担心上访的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人家没有要我一分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有一些警察是不要钱的。

记者：驻京办的职能有哪些？

李崖：驻京办的职能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负责部分领导到北京游玩看病的接待工作；另外负责请客送礼，联系北京的各部门。其最重要的职能还是维稳，发现当地的上访群众，及时控制并安排带回去。

记者：既然维稳是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还要钱呢？

李崖：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他们在北京受条件的局限，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搞钱。

7、花二十万买个乡长、局长，我都不想了

记者：你们县在北京有驻京办吗？

李崖：有，有十几个人在京常驻，正科级单位，有专项经费保障。平常有人上访了，就过去接。每年敏感时期再加派人到北京。国家重大会议期间又加派了几十个人到北京去值班。

记者：值班是什么样的概念？

李崖：就是蹲守。这么冷的天，穿着棉衣，拎个茶杯，搬个凳子，坐在信访局的附近。我曾经幻想有朝一日能当个乡长，当个局长。在那里蹲守了好几年，这个愿望也一直没有实现。之前说驻京干部做维稳工作，干个几年的话，回来可以给你提拔。但后来政策变了，提拔有名额限制。04年的时候，这需要给领导送五万块钱。

记者：这个是明码标价吗？

李崖：也不是标价，什么时间什么行情。04年五万，08年就得十万，到现在二十万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多块钱，所以这个价钱不论何时我也是拿不出来的。尽管我在同一批的干部中，绝对是最优秀的。不管是写东西，处理一些基层矛盾纠纷，还是忽悠上访群众都难不倒我。但直到现在我还在乡下混。

记者：在您之前有成功被提拔案例吗？

李崖：提拔的？在我之前全部提拔了。我是04年县委书记安排的人，到该提拔了，县委书记换了，他又安排了一批人。在交接的过程中，两批人发生了冲突。受到名额的限制，加之当时生活困难——上有老，下有小，父母身体也不好，一年的工资就一万多块钱，要搞五万块钱送礼是不现实的。

记者：您当时怎么申请干这个活呢？

李崖：这个不是申请的，是很偶然的情况下才进入了这个行当。记得03年有个村的地让某企业全部占了，村里面七八十个老百姓对着我们乡党委书记骂，好几个差点动手了。乡里面十几个干部都处理不了这种情况，我在那跟群众谈了谈，群众就不闹了。这个时候领导就发现了我。你知道从部队回来的干部，受了多年部队的教育，做政治思想工作忽悠群众还是有两下子的。领导发现我有这方面的天赋以后，就陆陆续续的让我去截一些比较难缠的上访群众，后来就成了专业的截访户。一些其他乡镇的，甚至是县里面的信访大案，我也经常参与处理。当时一心想向领导表示忠诚，幻想有朝一日能被提拔，现在想都不想了。

8、打自己县的人怕被告状，所以就和其他县的交换着打

记者：能说说您印象最深的一次截访打人吗？

李崖：有次我们县里面去了几个年轻人，我跟这几个年轻人非常熟，没法打。我和另一个县的干部交换了一下，说你把我们的人打一顿，我把你们的人打一顿。他们县里面去了一个老太婆，当时我都不忍心动手，我先和她吵架，吵火了以后，把她按到墙角打了一顿，打得鼻青脸肿的，最后老太婆被当地干部带回去了。

我跟我们县里的人太熟了，他跟他们县的也太熟了。打的话，怕人家告状，所以就相互交换着打。这也就是对那些“老”的上访户，有那些刚去上访的直接就打了。当时我去截一个女的，那个女的也挺亏的，家里的地被占了，没有拿到钱，她不听话，跑了好几次。我到那里二话没说，刮刮两个耳光，一脚踹地上，然后抓着头发，抬着胳膊，扔到车上，拉着就回来了，回来后直接把她送到了拘留所。一路上十几个小时也没让她吃饭，这是常有的事情。

9、这么多年截访办了很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我觉得把我枪毙了也不亏

记者：那个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在违法犯罪？

李崖：当时刚上班，有一些事情虽然知道不太合适，但想着这是政府安排的活，出事了有领导承担责任。有时候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副局长带队抓人，他们动手，我们跟着。截访的过程中，抓人、打人并不稀奇。东北哈尔滨南岗区的维稳干部与我交流时说，这几年心里面都不踏实，压力很大。其实我也一样。

党的政策，我觉得就我接触到的这个层面而言，市以上的干部绝对是好的。像我们市的一些领导的工作作风，绝对过得硬。到乡、县这两级村长以上的干部，包括我在内，枪毙了都不亏。我觉得这么多年截访做了很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

有一位老人，自己家唯一赖以生存的地被占了。他就那一亩地，用塑料大棚种了小西红柿。这个人挺有才的，在自己种植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创造，产出了长相非常奇特的品种。当然卖得价钱也很高。突然企业把他的地占了，赔了他很少一笔钱。他那大棚平时一年收入都要一、两万，好的时候两、三万。地被占了以后，一亩地一年只赔付他八百块钱，两年一千六，还扣了一百七十五块说是税钱。这一百七十五块钱，老人家认为不应该扣。说一亩地政府卖了三十万，这一百七十五块钱你怎么都要给我。但政府那边跟他怄气，就是不给他。老人家就一直上访告状，乡里面到县里面，市里面再到省里面，然后就到了北京。北京不是去了一次，是去了七、八次。每一次截他的费用都在一万左右，到最后拘留他的时候已经花了将近二十万块钱。

有一次，我觉得这位老人家挺亏的，我告诉他了，要拘留你，你赶紧跑吧。结果他跑了以后没有钱回去了，就在北京捡破烂捡了一、两个月。最后碰见个老乡给了他几十块钱，他这才回得去。但一回去就被拘留了，再后来就把他劳教了。

我每次踏入这个乡镇就想起那位老人家。我觉得对不起他。劳教是上头下的死命令，但也有机会放他。当时是我带队去抓他的，本想把他放了，但与我同行的有几个是公安民警，还有派出所的所长，人太多了。如果我把他私自放走，有人走漏这风声的话，搞不好回去就要处理我。

于是他被劳教了两年。刚进去的时候，公安局领导交代了，关禁闭。老人家被关在高一米宽一米的小铁笼里，坐不下去，也站不起来，只能蹲着，关了一个礼拜。这几乎把他搞疯了。禁闭出来继续在里面从事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一些人在劳教所里被打了，其实都是当地政府有所交代的，说这个人好好修理一下，太不听话了，要是放出来以后再上访怎么办。

以前有一些有理有实据上访的群众，我都是半路或者快到我们县的时候把他们放了。编个理由就说是上厕所时跑了，回去给领导一个交代。至于那些无理上访的就经常带回去拘留。

拘留的原因，刚才没有说到。基本上拘留的理由全是编出来的违法的事情。比如说让我们当地信访办的驻京人员写个证言，说他在北京上访期间，在信访局扰乱办公秩序，冲击国家信访机关，辱骂国家信访机关人员，严重扰乱了首都办公秩序等，其实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到信访局那个地方去。

当地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根本不可能到天安门广场闹事，也不可能到中南海冲击国家办公机关，更不可能在信访局砸玻璃，或是辱骂国家信访机关工作人员。全都是编些谎言，好回来办他。按照法律规定，人家在北京违法了，应该在北京办他，而当地公安机关根本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处理，但普遍大家都是如此干的。

10、我曾导演一场大领导接见上访群众的戏

记者：能讲一下您最成功的截访案例吗？

李崖：那是一个集体上访的案件，人员多成份也比较复杂。他们长期上访非得要求见大领导。当时县里面研究，我出了个主意，见的话还不容易，找个大酒店的会议室，派几个人穿着西服打好领带，再找几名武警战士。北京不是有很多租车公司么，出钱租两辆好车，再在北京电影厂门口找一个跟国家领导人长得像的临演。有武警，有穿西服打领带的随从，保安级别搞得非常高，这不就像个国家领导人了吗？然后把群众集中在酒店的会议室里面，就说我们联系到领导接见你们，先县里面的领导讲话，然后市领导讲话，再来省领导讲话，其实都是我们县信访局的人冒充的。领导席坐着好几个人轮番交代，到最后群众等得不耐烦了，冒充中央领导的人出来了，说群众们受苦了，我刚出国访记者回来，下飞机以后一路上都在看你们的材料，我已经对你们省里面的领导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你们赶紧回去，这个记者题很快就会解决。台词都是我提前写好的，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水平。讲完这几句他下来跟群众们一个个握手。握手的时候，武警守着，领导握一下，武警赶紧推开。搞得很像，然后领导就走了。群众把他送到楼下，看着领导大车小车，就很放心的跟着我们回来了。回来以后除了年纪大的没有拘留，领头那些人全部送到拘留所。我导演的戏演完了。

记者：您为了国家的维稳事业也是尽心尽力啊！

李崖：当时确实是想了一些办法。有时候我晚上一个人回酒店，也会坐在那儿哭。在部队的时候，我父亲脑干出血，我从部队坐火车回来一路上都没有哭，到家以后看见父亲也没哭。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从没哭过，却因为截访哭了好几次。整天不得休息，谈了一天还谈不好，太累了。家里面媳妇刚生了小孩，孩子还没有满月，媳妇的身体也不好，我怎么能不着急？

11、上访没有用，解决不了任何记者题

记者：他们这些上访群众，到北京上访有没有成功的？

李崖：基本上没有。因为北京不管。我个人认为，到北京上访的，有一半的老百姓确实受到了欺负，剩下的一半不是无理取闹的，就是历史遗留记者题。造成这些记者题的原因是一些领导长期的麻木不仁，把一些很小的事情慢慢拖大。

记者：他们到北京上访，即使不成功还是锲而不舍的要去？

李崖：因为北京是唯一的希望。这里有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只好把希望寄托给北京解决。如果当地稍微有一点势力的，根本不需要上访，上访的全是一些没权没势的老百姓，社会最底层没有能耐的才去上访。

记者：这么说，上访是没有用的？

李崖：没有用。即便在国家信访局登记上了，国家信访局把这个批到省信访局，省信访局批给县信访局，县信访局再给到某乡镇或某街道办事处，还是要由他们解决。他们随便搞个虚假的汇报材料，这个记者题我们怎么调查处理的，根本不需要真正去处理，这个事情就算完了。就这么简单。

记者：正常的信访渠道是什么呢？

李崖：就是逐级的反映，有什么记者题到乡里面说，不能越级，不然就要被拘留。很小的一个记者题，这个村的生产队队长不想给老百姓解决，老百姓都有可能长期去北京上访，一直上访到死。其实怎么上访都没有用处，解决不了任何记者题。

12、我没有想到出事以后，领导会扯皮

记者：你们做截访，有没有想着借此发一笔小财？

李崖：我从小在山上放牛，而后在部队接受教育，为人民服务，对党也很忠诚。我在截访的过程当中，绝对没有赚钱，大多数情况下是倒贴钱的。当然算总帐的话，我也不会赔钱。但这份工作让我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我的青春都浪费在这上面了，到现在一事无成。

记者：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种截访方式是不对的呢？

李崖：当时有这种想法，这是领导下的命令，出了事情应该会由领导来担当。但是我没有想到出事以后，领导会扯皮。曾经我在河北涿州截一个上访群众，我把他控制住以后，领导说他这么不听话，要打。他也有反抗，我就打了。涿州服务区有人看到报警了。当地把我拘了，竟没有人来管我，我在那里被关了十几天才回去。然后人家告我，我又自己出钱赔了医疗费用，本来说好的领导拿钱，也没有拿。真正出事没有人管，政府是最会忽悠人的。

我记得我们县委副书记与政法委书记给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拿钱办事，谁不会办。不拿一分钱把事情办成了，你才是英雄。当时我还很受用，表扬我不拿钱就能了事，这个才是我们的人才。是我太傻了。

13、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

记者：现在遇到上访群众还打吗？

李崖：现在怎么说呢，不是我的村子，我不再管了。我以前当了几年信访办的主任，负责一个村子的事情，碰到官民的纠纷，我和领导们也是尽量协调。一些领导一成不变的思维，根本不可能给老百姓解决任何记者题。

记者：那怎么办呢？

李崖：拖着。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甚至拖到老百姓死了。有一个老教师，因为家里宅基地的事情，与当地相关部门扯皮，最后还在告着就过世了，这个事情也就再没有人说了。

14、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

记者：以您的经历，一般上访人员的诉求是什么？

李崖：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一些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同群众产生矛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不会与官斗。举个例子，我家里面几亩地，全部办成企业了。刚开始一亩地赔个三百五十块钱，但现在这个钱根本没办法养活一家老小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要上访的话，人家认为你有嫌疑，是无理上访。

当然有一些人的无理诉求通过上访也被解决了。县乡里面与领导攀得上关系的，领导会故意让他自己的人上访，然后给他解决不合理的诉求。刚解放的时候，怎么没有人上访？那时候人有信仰，现在群众的信仰已经完全缺失了。那时候人幻想有一天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奔小康，但现在这些东西根本不敢想。基层公务员德行不好，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机会了，一定要帮助他们。

记者：您的信访办主任怎么被免了呢？

李崖：我自己不干了，没法干了，我曾经一段时间都患有抑郁症。

我跟你讲讲基层公务员的品性吧。我们那里有个干部，没有考上乡里面的公务员之前，娶了个媳妇。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是高中同学，又一起考上大学。这个女孩子为了供男孩去读书，自己就弃学打工了。后来男孩大学毕业在乡镇参加工作，他与这位女孩结了婚，女孩怀孕了。但为了自己的仕途，男孩选择与女孩离婚，孩子也流产了。最后他娶了副县长的女儿，现在提拔成副乡长了。

一个残疾人，拄着拐杖，找他反映了一个给支部书记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记者题，他却一脚把人家的拐杖踢翻，残疾人躺在院子里半天起不来。我上去给了那个男孩一个耳光子，他让派出所把我抓了起来，关了我一天。你说这怎么干得下去？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我都不愿意到单位去了。我是这个群体当中，稍微有一点点良知的人。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曾经义无反顾地干过那好些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哪能算什么好人？但我以后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帮助老百姓，来抚平我心里的不安。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机会了，一定要帮助他们。

15、我对这群人（官员）彻底绝望了

记者：您知道老百姓对你们的评价么？

李崖：我知道，怎么不知道啊。一般骂的多。

记者：他们对您的评价，您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李崖：和群众接触时间长了。有的背地里骂，有的当面都在骂。

记者：其实你们心里压力还是很大的。

李崖：那几年，我孩子出生以后，媳妇说我，你当时不买官，现在没有一点希望了。04年的时候，我自己连房子都没有的住，上哪儿找那么多钱买个官当？08年的时候不可能，现在要二、三十万就更不可能了，再过几年估计要四、五十万了。

记者：您的媳妇怎么看您的工作？

李崖：我媳妇现在也不指望我当官，能养家糊口就行了。只要别出什么事，其他都不再说了。因为媳妇也在政府部门工作，她同事的老公全都当局长乡长了，平常出门都自己开车，有的甚至开保时捷，那些一百多万的车。媳妇现在还骑着四、五年前买的电动车。

有一年冬天我的孩子上幼儿园，那天风雪很大，在幼儿园门口我和孩子同时摔倒了，孩子哭了。后面有两个和我同一批在北京截访的干部，其中一个当了某局的局长，他们的司机下来送孩子，他们就坐在车上笑话我。

我摔倒的时候，为了保护孩子不受伤，把自己的头摔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但没有下来帮我一把，还在看我的笑话。当年在北京的时候，他们有比较棘手的信访案件需要处理，我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帮过他们。现在看来，我对这群人彻底绝望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要不是想着媳妇和孩子，我真想找辆车撞死算了。以前还希望有朝一日我这个从山里面走出来的孩子，可以光宗耀祖，当个乡长什么的，现在只想为家人活着就算了。

16、网络改变不了基层的东西

记者：您觉得网络发达以后，这种上访的人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少？

李崖：你说的是就高层而言，这对基层的大环境没有影响。因为一部分老百姓家里没有电脑，甚至他们就没有听说过网络这个东西。在农村，能够上网的人很少，孩子们七、八岁就不上学了，有的甚至出外打工。那些真正被发表出来的农村故事，背后一定有东西在支撑它。比如说某个报社或某个网站的编辑在跟进报道。而99.9%的事情在基层就被封锁了，是不可能让媒体知晓的。

记者：这么说网络并没能改变这种信访的方式？

李崖：网络改变的是一些县以上干部的作风记者题，县以下的没有什么改变。因为他们没有被网络监督，没有被网络制约，他们不怕这个。网络或许改变了部分高层的东西，但深层次的尚未能撼动。这样的情况，估计还要持续上一段很长的时间。究竟会要我们等多久？我自己是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没有相对应的监督与制约，又不允许发出不同的声音，怎么可能会改变？其实老百姓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多数人长期被压榨、被欺凌，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

我自己在农村工作，与一些孩子接触过。记者那些上小学的孩子他们的理想是什么，有的说长大在建筑队做大工。因为他爹是建筑队的一个小工，负责给砌墙的人运板砖拎泥灰桶，一天只有一百块左右的收入。他希望做到大工，可以去砌墙，一天拿个两百块钱，比小工多一倍。没有人说要当人民教师什么的，他们没有那个理想。和我们村的孩子相比，我应该知足，能从大山里走出来，我或许比他们强了那么一点。

17、国家信访制度必须改革

记者：有没有想过当时不做维稳干部，也许就可以走别的道路？

李崖：除了处理一些信访案件的维稳过程让我觉得对不起群众以外，走这条道路我没有后悔。当初我们那个小山村，一百多号人，现在是公务员的就只有我一个。每次过年回家我还是有一点成就感的。而我的生活也随着我选择的路改变了，总比那些常年出去打工的同龄人强。

记者：您觉得怎么能够解决这种上访的恶性循环？

李崖：我觉得国家信访制度必须改革，包括一些记者题处理的方式方法需要改进，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大的肿瘤了。这种模式一成不变的话，以后面临的记者题会更多。因为资讯越来越发达，真相也越来越近了。以前为什么信访记者题没有暴露，因为老百姓不知道维权，现在老百姓意识也强了。我个人认为，县乡两级的臃肿机制必须改革。基层领导花钱买个官，图什么？当然是尽快捞金回来。他捞的这个过程，不会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他还巴不得群众去上访，利用截访处理这件事情还能再捞一点钱。这里的“水分”很大。

比如一位群众到北京上访了，一个乡镇的副乡长去接，他就有可能和驻京办串通了，说这位群众在北京，在中南海门口被警方控制了，得赶紧和谐。如果要是人家通报的话，要免我们乡党委书记，处理我们的县领导，花钱消灾，这个过程就能骗好几万。以04年当副乡长要花五、六万的行情，如果这样搞个两、三次，就捞回来了。买官的都是一些没权没势的人。真正有实力的，跟哪个县长是亲戚，与哪个局长有关系，一般都是不需要花钱的，因为他这个利益是相互调配、相互均衡的。你在你那个局把我的侄女安排了，我在我这个局把你的外甥女安排了，这是资源互利。一个局的局长，他的孩子、侄女、外甥女就可能全部在一个县里面的公检法财政等要害部门。一个县的财政命脉基本上都被几个家族控制着。这种体制不改革的话，今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上访，是指群众越过底层相关国家机关到上级机关反映问题并寻求解决的一种方式。群众的上访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上级政府的信任和依赖。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国务院在2005年1月10日颁布的《信访条例》明确规定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曾几何时，合理的上访竟被官老爷们扣上了“非法”的罪名。他们先用公共权力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继而又打着“维护稳定”幌子，粗暴干涉、阻挠群众的上访行为，打击、迫害上访群众，导演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激化和加剧了社会矛盾，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其作为令人神共愤！

众所周知，中国的百姓骨子里充满了老祖宗遗传的基因——逆来顺受，苟且偷安。如果不是地方政府的压迫太残酷，如果不是被逼的走投无路、告苦无门，他们怎肯拿上仅有的一点积蓄、甚至不惜举债踏上漫长而艰难的上访之路呢？难道他们天生就是“刁民”？

近年来，关于地方政府不择手段打压上访群众的事件不断被媒体披露出来，一桩桩一件件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2009年，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因上访申诉被当地政府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强制灌药达20余天，被逼写下保证书答应不再上访方才放出；2010年5月，甘肃皋兰妇女赵梅福因进京上访被叛劳教；2010年6月，河南省漯河市农民徐林东因帮助身有残疾的邻居上访,被乡政府送进精神病院“治疗”达6年之久，后经媒体披露后，才脱离魔掌；2011年6月，湖南省邵阳农民阳湘正因进京上访被押到黑砖窑做苦工……

上述这些事件绝不是“个案”、“孤例”，而是普遍现象中的“典型”和“范例”。而且，这些事件在社会上、在人们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无疑将是广泛而持久的。看着上面这些令人发指的事件，人们简直要怀疑——这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吗？！人们不禁要问：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都能为杨乃武昭雪冤狱，为什么今天的百姓却无处伸冤、无人做主？

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依法上访就是有效消除和缓解这些矛盾的办法之一。做好信访工作无疑能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可靠保障。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信访工作现在几乎变成了聋子的耳朵，现状令人十分担忧。

因此，建立一套完整、严格的信访制度，畅通百姓的上访渠道，保证公民的上访权利，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良好、畅通的上访渠道，公民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久而久之必将使人民失去对执政党的信任，甚至产生仇恨社会的情绪，进而动摇党的执政根基。此言绝非耸人听闻！

如果没有畅通的上访渠道，地方政府就会更加为所欲为的损害百姓的利益，从而使集体腐败更加严重。如果没有畅通的上访渠道，官民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恶化，进而使中央的政策不能推行落实，地方工作无法开展进行。

要解决好群众上访难的问题，决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要从根本入手，标本皆治。首先，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必须以德为先，对工作人员做好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严格工作纪律，对于损害政府形象、侵害群众利益的人员必须严惩不贷。我认为，大部分的官民矛盾，是由政府一方造成的，只要我们的政府实实在在为人民谋利益，这种矛盾必然会减少。——这是解决上访事件的前提和关键所在。其次，是要健全一套严格完善的上访制度。一是要开辟多渠道上访的通道，建立网上平台，为群众上访提供便利条件，减轻上访造成的经济负担；二是上访者必须提供充分可靠的材料，坚决杜绝虚假上访和恶意上访现象；三是做到有访必复，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及时调查核实，尽快解决落实；四是对打击迫害上访者的相关责任人要坚决予以严惩。

有人一定会担心：上访渠道畅通了，上访事件必然增多，信访部门应接不暇，怎么能处理了那么多事情。我的看法是，只要渠道畅通了，上级部门又能及时有效的予以处理，那么地方政府就不敢为所欲为的损害百姓利益，他们会主动处理好与群众的矛盾，上访事件必然会越来越少。

党和政府设立各级信访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密切联系群众，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稳定。各地政法机关应当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把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信访问题作为现实的民生问题，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加积极地回应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更加主动地解决好群众的现实困难。

应当指出，这些年来信访工作越来越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各级信访部门为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信访机制暴露出的弊端，信访局发函交办的信件，一般直接转交给有权处理机关，只要有权处理机关在接信后能给发函信访局一个问题处理的报告，信访局则视同问题已经处理。至于是否处理到位，信访局无暇过问。信访局有权对处理机关的调查过程、调查处理情况、问题解决情况等进行跟踪核实，但这个权力几乎被荒废。这样一来，办信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收发信件工作，显然与人民群众对办信工作的要求不符。流程图：信访人—国家信访局(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省信访局—市信访局—县信访局—被投诉部门（没解决）被投诉部门编造一份假的说明材料给信访部门，这事就算解决了，天下和谐。结果必然沦为收发室和中转站,告状的信回到被告手中，怪不得有些地方官员对访民说，你别说告到党中央国务院，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

俗话说的“堵不如疏，禁不如导”，百姓上访肯定是有冤屈（当然，确实也有一些人比较刁钻，找政府官员的麻烦），受到什么冤屈，多大的冤屈。如果政府不予以及时处理，那很小的冤屈就可能变成很大的冤屈，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可能变成一件很大的事情。小事变大，最终就要导致干群关系紧张。一对干群关系紧张不是很大的事，两对干群关系紧张也妨碍不了政府的形象，但是等发展到了三对、四对，那对政府形象的负面影响便会变大，便会膨胀，进而很容易引起访民的暴力反抗，报复社会滥杀无辜。信访制度不改革，人人都会有危险:

2016年6月21日上午，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徐孝福放火案进行公开开庭宣判，认定被告人徐孝福犯放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徐孝福因不正当诉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放火焚烧公交车辆的恶念，造成无辜群众三人死亡、六人重伤、五人轻伤、五人轻微伤，公交车被完全烧毁，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2016年6月15日据银川市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信息，检查机关查明被告人马永平因为水暖工程款的纠纷，产生在公交车上纵火泄愤，蓄意报复社会的犯罪意图。今年1月5日凌晨6点半，被告人马永平，携带两桶汽油，从贺兰县马家寨公交站登上开往银川火车站的一辆301路公交汽车。7时许，马永平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点燃汽油后，从车窗跳出逃离现场，来到一处在建工地楼顶，试图自杀未果，被抓获归案。公交车着火造成18人被烧死，32人被烧伤。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早就不算是新闻了。前几年福建陈水总在公交车上烧人，成47人死亡、34人受伤。还有浙江公交纵火案。现在山东宁夏也发生了这样的案子。彻底点说，整个中国都成了一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公共汽车。其中原因都是凶手状告无门而报复社会。

2011年5月26日上午，江西抚州发生三起爆炸案。爆炸时间分别为9：18、9：29、9：45——30分钟内发生3起爆炸案，先是检察院，接着是临川区政府，最后是临川区药监局附近。三点之间爆炸的时间前后相差最多20分钟左右。爆炸造成3人死亡。分别为区政府死两人，检察院死一个保安。

2012年9月3日早晨8时许，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政府大院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官方媒体称伤者人数为6人。死者是沟曲家村的村民曲华强，因公伤高位截瘫，由于相关部门对伤残事故处理不公，他多次上访维权无果。曲华强曾写道：“如果这样低要求都做不到，那我只有一个字——炸！”

目前的信访制度：不管人民从天南海北什么地方来中央政府申冤，中央政府就是不直接查处，而是必须转到当地查处。然而；中国现在的地方官员都不是实际由当地人民选举产生的，都是由上级安排的，造成只有上级才能管下级的政治制度，人民有冤时，没有上级的督促，是根本得不到解决的。

目前的信访制度对中央自身也很不利的，中央领导人若看不到听不到人民的状况与一个眼瞎耳聋的人无异，原黑龙江省长陆昊被龙煤集团瞒骗就是个例子，下面人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有被架空的危险。现在的中国国家信访局不但当了中转局，还放任各地政法官员在中国国家信访局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你说老百姓到何处说理？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政府应该把大量的维稳的人财投入到为老百姓维权上，化解社会矛盾，国家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党的政权才能天长地久。

做好信访工作，关键要为老百姓维权，单纯维稳，不解决具体的利益问题，是治标不治本，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维稳要先维权，维权才能维稳，维权是维稳的基础，为官者为民好，就是为党国好。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各级官员一定要全心全意无私不贪地为民服务为党增光。党中央国务院一定要知道，任何官员伤害老百姓就是等于伤害党的政权之逻辑，中央政府务必意识到：建立严格的信访制度、畅通群众上访渠道，是惩治腐败、改善民生、维护稳定、创建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必要措施。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