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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人类最大的灾难是少数无耻人和多数无知人结合在一块陈中华：人类最大的灾难是少数无耻人和多数无知人结合在一块
当今的中国人，我们最大的切身感受也许就是“累”，不仅身体累，心更累，生活的重压不仅来自可以直接表达的经济负担，还来自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焦虑乃至恐慌，生活的幸福感必然由此而大打折扣。如果说中国人的辛劳生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则未必是人们能深刻认识到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已经逐渐卷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当中，民众对现代物质财富的欲望也同样地被调动起来，然而很多人却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获得满足这些欲望的社会条件，不仅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毫无平等可言，公民权利的不平等现象更是“正大光明”，社会的“不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规则的社会竞争夹杂着社会道德的沦落不断“升级换代”，让无数的中国人在令人焦头烂额的生存环境中挣扎前行。 与此同时，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又十分擅长于借助各种生活“伪装”技术掩盖自己的狼狈，并刻意编织出五彩斑斓的“伪善”外衣，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劳神费心”之感；于是乎，本来就已经十分艰辛的生活再次增添了新的精神负担。 当代中国和西方国家最大的相同点应该就在于都正在努力追求“经济的现代化”，因此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物质欲望”，但中国人却没能像西方人那样获得满足这些欲望的社会条件，他们不仅需要面对“结果”的不平等，更要面对基本公民权利和社会竞争规则的不公正，由此所带来的“贫乏感”自然格外强烈。进而言之，与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相对贫困”相比，社会制度本身蕴含的各种赤裸裸的“剥夺”更加让人不能接受。 对于我们来说，贫富分化本身并不可怕，建立在弱肉强食上的贫富分化才可怕；甚至贫富悬殊也不可怕，建立在抽瘦补肥上的贫富悬殊才可怕；我们甚至可以说，1个富人与500个穷人的比例也不可怕，1个富人对于500个穷人的权益侵夺才可怕”。 换个角度说，当社会公正的基础秩序已然崩塌，不管是形式上的市场经济还是名义上的计划经济，都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权利不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两极分化，其典型特征就在于有人可以“不劳而获”，同时又有更多的人“劳而无获”，这显然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社会剥夺。 由此可见，当世中国民众所感受的生活“艰辛”有两个基本源头：其一是现代市场经济所激发出来的个体“欲望”；其二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对这些“欲望”的无情压制和摧残，前者具有普世性，而后者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面对此种局面，我认为：“人类最大的灾难，都是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结合在一块的。中国应该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如果采用非计划经济，中国国大人多，全面搞起来摊子铺得很大，而且，还会越来越大，需要的资金量会非常大。中国没那么多的积累资金，靠借外债不行，只好靠卖资源解决，等资金问题解决了，中国的资源也就卖光了，那时，任何一个政府管理这个国家都不会支撑下去。 计划经济有很大的优越性，避免了盲目性和无序竞争，可以节省资源和人力物力，又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个家庭过日子还要有个计划何况一个国家呢。如果是经营一家公司，当然是计划得越周密、管理得越严谨、部门与部门之间步调越统一，公司的效率就越高，效益就越好。扩展到一个国家，统一经营整个国民经济，道理也是一样的。 中国政府应负起责任，领导人民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国防和人民的需用品，让人民各司其职，让各地因地制宜，不要让农民去干工人的活，不要让北方适宜生产的东西让南方生产，不要让南方适宜生产的东西让北方生产，不要让南方人到北方去工作，不要让北方人到南方去工作，人员流动是需要车船飞机的，生产车船飞机是需要矿物的，车船飞机要动是需要石油的。人员流动还导致人们离开家人去外地工作。使家人得不到常团聚，还易导致社会治安混乱。 中国政府不应不负责任地把什么都推向市场，让市场自由竞争，那要你政府有什么用，搞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也就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变坏，劳民伤财，贫富不均，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赃枉法，政府为了钱出卖矿产资源，搞市场经济完全是在搞垮中国。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中共领导下劳动生产的，中共根椐国民需要，让农民工人干啥，农民工人就干啥。工农安居乐业，中共政权稳定。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后，中共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农民工人只好给资本家打工，拿资本家的工钱听资本家的话受资本家的领导，工农受资本家的剥削，中共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主动性和积极性完全可以以道德教育的引导和赏罚分明的制度解决的。醒醒吧，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就意味着失去执政的权力，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