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医药政法系统官员贪污腐败，就是谋财害命必须严惩不贷

陈中华：医药政法系统官员贪污腐败，就是谋财害命必须严惩不贷

据云南网消息，7月13日，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受贿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王天朝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王天朝利用其担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的职务便利，为昆明仁贤房地产有限公司、昆明鑫海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医院工程建设、药品和医疗设备采购、人事任免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公司和个人贿赂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632.22万元及美元8万。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7月12日报道，12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受贿案，对被告人张越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对张越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6年，被告人张越利用担任中共河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河北省公安厅厅长、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土地开发、工程承揽、案件处理及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69亿余元。

医药官员腐败的危害：

一直以来，由于药价虚高、过度医疗、收受红包等问题，人们对医药领域腐败保持着高度关注。尽管对医疗领域腐败的新闻早已不再惊奇，但公布的数字依然让人咋舌。据《医学界》不完全统计，2017年至今，医疗界落马的医院院长、卫生官员有400多名。其中既有三甲医院院长，又有乡镇卫生院院长；既有卫生系统的乡科级干部，又不乏省级卫计委高官……一起起腐败案件触目惊心。透视这些医疗行业的腐败案件，或许能带给当前的医改提供一些警示和思考。

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八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未做认真部署，并且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经抽查发现，郑筱萸的玩忽职守行为，致使许多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一：助推药价虚高，让患者药费负担加重，远超同期GDP增速：我国医改多年来，政府投入已经超过7.6万亿，但患者看病贵的问题却愈发严重，中国卫生计生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医院门诊和住院病人药品费用分别从医改前2008年的1931.87亿元和1773.05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3652.59亿元和5219.48亿元，分别增长了89.07%和194.37%，远高于同期GDP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幅。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药价虚高、回扣泛滥。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药厂销售给公立医院的药品与市场价相比，普遍虚高数倍，我国公立医院医生收受的回扣金额约为药品中标价格的35%-40%，如2016年12月24日央视《高回扣下高药价》中曝光的上海、湖南两地大型三甲医院药品腐败的丑闻，医生收受的药品回扣就占到了中标价的40%。备受各方关注和聚焦的三明医改，就是因为大幅度的降低了药品采购价格（奥美拉唑钠粉针从从256元降到了7.8元；头孢噻肟钠从33.74元降到了1.07元）,就挤出了1个多亿的钱（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语）”。

二：扭曲医生用药行为，是药物滥用的直接推手：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直接导致医生处方用药行为扭曲，成为药物滥用的最大推手。在回扣的刺激下，我国公立医院医生普遍存在过度用药、不合理用药的现象。据国家发改委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均每年输液达8瓶之多，是世界平均水平（2.5-3瓶／年人均）的3倍，全球第一（原因是有回扣的高价药物通过大输液注射使用所致）；世界卫生组织也曾指出:“中国70%以上的输液为不必要的输液”。另据权威机构统计，我国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合理使用，其中40%（8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湖北省药品器械集中采购中心公布的2017年6月份基本药物采购数据中，采购金额排名前10的品种里面中药注射剂占6个，抗生素1个，辅助用药1个，作为大输液的溶媒2个，药物滥用的情况可见一斑。药物滥用，不合理、不规范用药不仅让患者多花了钱，更重要的伤害了患者的健康权益，严重危害了患者的生命安全，甚至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最令人痛心的是，少年儿童的药物滥用严重危害中华民族的未来。

三：破坏医药行业竞争秩序，谁不违法谁就无法生存：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包括药品在内的所有商品价格理应由市场竞争形成，而目前我们国家由有关部门出台的决定药品价格形成的集中招标采购和零差价这两项政策，干扰了正常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让企业间公开的价格竞争机制失灵，从而倒逼药企在公立医院市场上形成了“高定价、大回扣”的地下隐性竞争体系，导致企业竞争行为扭曲。在这个地下市场化体系中，药品的隐性利益链不但包括收受回扣的医生，还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官员、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药代表等等，以中标价为基数，各群体利益分配大体如下：公开明账部分约占34%：包括药品生产企业与流通企业的正常成本和利润，分别约占27%和7%。隐性非法的灰色部分约占66%：包括医生回扣（35%）、公关院方（3%）、公关招标部门（3%）、统方（3%）、走票洗钱（12%）、医药代表提成（10%）等等（医生回扣占比最大，这是因为医生的处方直接决定药品的最终销量，对销售额的贡献最大）。在回扣的影响下，药品在公立医院市场上的竞争结局是“价格虚高有回扣的药品淘汰价格合理无回扣的药品”、“回扣空间大的药品淘汰回扣空间小的药品”。这也是我国药品生产（超过4000家）、经营企业（流通企业超过13000家）数量多、管理水平低下、无序竞争的局面长期得不到改善的根本原因，反而是谁守法经营，谁就关门；谁违法经营，谁就大发其财。

四：恶化医患关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面对病魔，医患本应同处一个战壕并肩战斗。但是，回扣刺激下的医生大处方、滥用药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患者人财两空，虽然患者拿不到证据，但一定觉得“性价比”不值，而又投诉无门，导致患者拿起屠刀砍杀医生。今年两会前夕，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召开新闻通气会，对人民法院依法惩处暴力伤医、杀医事件等犯罪情况进行通报。虽然近两年来卫生部门统计的医疗纠纷数量相对于2014年略有下降；但从法院统计口径看，进入诉讼的案件数量之大，依旧惊人：2014—2016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分别为18340件、23221件和23001件。在矛盾尖锐对立的医患关系下，医生戴着钢盔上班、患者怀揣相机看病、政府成立医疗公安局等等类似看起来十分荒唐可笑的新闻屡次登上媒体头条。由此产生的医患矛盾不仅恶化了医患关系，也对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不仅现有的医生没有安全感，连续数年来我国高中毕业生高考填报医学院校的志愿比例也屡创新低，甚至让不少人发出了：“等我们老了应该去找谁看病”的空叹。

五：浪费大量的医保费用，让多数地区医保基金穿底：：药价虚高、回扣泛滥不仅加重了人民群众的看病就医负担，导致卫生费用支出增长过快，浪费了政府十分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新医改8年来，我国卫生总费用持续走高，由2009年的17541.92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46344.9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由2008年的3593.94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3910.3亿元，医改8年政府支出总计达7.6万亿，年均增幅高达35.88%，巨大的政府卫生费用支出给政府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2014年国际权威医学杂志 《柳叶刀》刊文指出，“新增投入的大部分被浪费掉，流向了医院、医生、药房和制药企业，他们的收入大幅增加，但患者得到的服务和质量并没有提升”。面对如此巨大的浪费，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方鹏骞教授主编的《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4》指出，2017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就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到2024年就将出现基金累计结余亏空7353亿的严重赤字。

六：败坏医德医风，让医院成为患者的噩梦：“不为良相，宁为良医”，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至高追求。作为生命的保护神，古往今来，医生皆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为天责。但是，药品回扣严重影响了医生的用药行为，让医生这个职业蒙羞，不仅败坏了医德医风，令医生的自身形象受损，让罹患疾病的人们没有最起码的尊重。而目前政策不允许公立医疗机构和医生盈利，倒逼形成了医生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药品器械的回扣，拿了回扣的医生们则一边谋财害命，一边自称没有安全感不愿从医；一边拼命开单提成捞回扣，一边哭穷喊累；一边生冷硬顶刁难卡要，一边抱怨受委屈不被理解。在民众眼里，拿了回扣的医生集奸商的欺诈、屠夫的残忍、政客的演技于一身，以事业单位的身份扛着救死扶伤的旗帜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的谋财害命——难怪在民间流传着“医生持有杀人执照”的说法。

政法官员腐败的危害：

2014年10月20日媒体以《政法系统成腐败“生力军”》为题揭露公安系统腐败现状。真是触目惊心！查处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失职渎职的行政执法人员11948人，司法人员2279人—这是今年“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数字。报道称：“岳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韩建国，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长武长顺，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柳遂记，河南省新乡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孟钢，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等都因违法违纪先后接受组织调查……”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甚至腐败“宏伟目标”：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

我从“我爸是李刚”到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的李亚力，涉嫌为包庇醉驾的儿子殴打交警滥用公权力，致使太原市交警支队集体为其做伪证，感到公安系统某些官员子女有恃无恐的骄横。从这些“衙内”身上已可察之端倪。前些年，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落马，使我震惊，待到处决文强，李东生双规，我已波澜不惊。去年，上海市高院民一庭副庭长赵明华、民一庭庭长陈雪明，市高院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副主任倪政文等集体嫖娼。这些如此体面的“偷鸡摸狗”的事可以公开为之，令我感慨。当坏事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这个社会的系统一定出了问题。

一些有权人、有钱人搞花钱捞人、花钱买命、提前出狱，为什么能得手，原因就是政法队伍中存在腐败现象。有的干警同黑恶势力串通一气、充当保护伞，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一些黑恶势力杀人越货，不但没有被惩处，其头目反而平步青云，甚至戴上“红顶”，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干部，后面的保护伞很大！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现在一个案件，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不托人情、找关系的是少数。尤其是到了法院审判环节，请客送礼、打招呼、批条子的情况很严重。现在常有一些所谓“捞人”的事，声称可以摆平什么腐败案件、操作改变死刑判决，要价很高，有的高达几百万元。有的司法人员吃了被告吃原告，两头拿好处。

一些插手、干预具体办案的领导干部。在司法的实践中，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具体司法案件，比较突出，这也是造成冤假错案和侵犯人权的重要因素，除了影响司法公正，还在纵容司法腐败。有的政法干警就是借着领导的幌子，同时行使着腐败之实，从中也捞取一定的好处，并且还有了靠山。

一些政法干警的确是胆大妄为、不作为乱作为、无法无天，他们把司法权力当私器。而司法权力的强制性，往往导致人权甚至于生命受到损害和威胁。有一个判断是可以认定的，那就是在一些地方，只要还存在着黑恶势力，只要还有黄赌毒现象存在，其背后一定有政法干警在撑腰，在当保护伞，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私欲，可以为所欲为，法律名存实亡。

政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也是最丢民心的腐败。因为司法防线是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护卫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这个防线失守，司法与恶人、贪官相勾结掠夺大众财产就会无所忌惮，就意味着官方体制下的社会正义彻底沦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追求正义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水浒英雄般的以暴制暴。这种江湖模式，对于争斗双方而言，唯一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水浒传》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宋朝末年司法腐败的历史画卷，人们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申，社会黑暗，官逼民反，啸聚梁山，与官府对抗。宋朝末年的前车之覆，当为今天的“后车之鉴”。

我认为：医药政法腐败，就是谋财害命，必须严惩不贷。另外，从以上新闻看，张越和王天朝都是都是一路升迁一路收钱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官员。官员“边腐边升”，亦称“带病提拔”，是指由于腐败犯罪分子作案隐蔽、手段狡猾及对干部的考察考核不实不细，致使其边腐败作案，边被提拔重用的现象，也包括干部在走上新的岗位或提拔到更高职务前就有严重的腐败问题，且“病灶”未“治愈”而继续得到使用或提拔的现象。“边腐边升”现象，严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加剧干部任用不正之风，恶化政治生态。

长期以来，一些干部不讲规矩不守纪律，涉腐传言不断，“官声”恶劣，却在仕途上一路绿灯，不断升迁，让群众深感困惑。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文章指出：很多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是发生在担任下级一把手期间；有的省已查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还屡被提拔。

为官一任，不仅没有造福一方，反而因为不干净而成为当地群众眼中的“问题干部”，给当地群众留下骂名，人人希望他早些“下马”，而就是这样的干部，竟成为上级眼中的“香饽饽”，不仅稳坐官位，甚至越升越高，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污染着一个地方的从政环境，更损害着党的形象和威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反腐败斗争和从严治党力度空前，但仍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干部存在着“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现象，甚至在官场出现了“不跑不送，原地踏步”的顺口溜。由此可见，人事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如何严防和纠正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是摆在当前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防止和解决以“带病提拔”为代表的选人用人不正之风问题，中央层面也出台了诸多制度规定，比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等。虽然相关规定众多，但仍然带病提拔现象仍然经常出现。根源就在于一些地方长期对这些党纪法规备而未用，追责问责半途而废、“浅尝辄止”，这自然会让一些官员敢于“破规”、“破法”，使得选人用人上乱象丛生，从而造成了“破窗效应”不断发生。

在我国，从理论上说，各级官员都是人民公仆，应向人民群众负责，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任用有选择权。但目前“他们的真正责任机制，是千方百计地向直接拥有决定他们职务高低、去留的上级机关负责。这种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节以及领导者责任机制的严重扭曲，不仅助长了少数腐败分子滥用权力的嚣张气焰，而且也是近年来‘买官卖官’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根源。”这种官员选拔制度，“违背了一条政治学公理：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坚决封堵带病提拔入口。否则，让小人得志、贪官横行，丢掉的可不仅是党政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还有党的执政根基民心。

其实，官员“边腐边升”之怪现象，天下皆知，只有上级不知道吗？非也，上级根本就是装疯卖傻。一直以来，上级决定下级官员的升迁，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参与权、监督权。因此，必须采取“打酒朝提瓶子的要钱”这种办法，必须严惩“边腐边升”官员背后的提拔者和袒护者。因此，要彻底杜绝官员“带病提拔”。首先，要严格落实选人用人追责制度，有权必有责，权责须相当。对于被发现的问题干部，要调查其边腐边升的过程到底受到了哪些人的支持，是否有人当了“说客”。 只有挖出萝卜带出泥，震慑提拔“病官”者，方能彻底斩断“边腐边升”的利益通道。当问题干部受到查处后，对责任人进行追究，才能把带病干部阻断在升迁的半路上。

终结贪官边腐边升荒诞剧，一要纪检机关加强监管反腐力度，露头要打、潜伏要挖，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彻底斩断公仆变硕鼠的机会。其次，要勇于揭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神秘面纱，最大限度的扩大干部选任工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度，真正使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权力才不敢在选人用人上“指手画脚”，才会最大限度的保证能者、廉者上，庸者、腐者下的政治生态大格局。三要相关领导严格执行选人用人制度，始终树立“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正确导向，

历史教训足以让人惊醒。“以‘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层层任命制而非选举制）为核心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既是苏联模式的两大核心标志，也正是苏联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两大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原因。”所以，必须用“以民选官”来取代现行的“以官选官”模式，才符合科学执政对干部选拨制度提出的要求。各级官员必须首先从具体单位的人民群众中选举出来，接受本单位人民群众的监督，首先获得本单位群众的认可，然后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目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期稳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另外，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受民怨，以前中共有一个相关的认识误区：以为实现党组织对社会的“全覆盖”，就是加强了其执政的基础。效果可能正相反。庞大的组织系统和庞大的党员队伍中的任何一个弱点都是党的污点，无限扩张的党权所带来的是党的无限责任。而且这种无限责任随着党组织和党员向着越来越多的领域延伸，也延伸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即使党的上层精英有励精图治的决心，大刀阔斧地反腐和整党也许可以一时遏止腐败的蔓延，却无法断绝腐败的根源——无所不在的党权。而那种无所不在的，“群众身边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无时无刻不在给整个党抹黑，无时无刻不在侵蚀党执政的合法性。结果是，共产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它领导的结果；老百姓理所当然地认为天下所有的坏事，都是共产党干的——至少它要负责。

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状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中国应当撤消省县乡只设市区镇村，并撤消政协归并人大。原省级的官员安排到国家巡查组工作，到各市巡查监督市区镇村的官员。这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不会出现藩镇割据, 中共的政权会更加稳固, 这也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

市区镇村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央把国家执政权撑握好，把市区镇村行政权交给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有序去竞争，市区镇村官由党领导人民举选，中共不会失去国家执政权的。市区镇村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